答余汝信(程 翔)

作者撰文回應本刊上期刊登余汝信〈「六七暴動」的發起者是港澳工委嗎?─對程翔新書的一些批評〉,回答五個問題,力陳六七暴動中周恩來是被動領導,發動六七暴動的是港澳工委。讀者可把兩篇文章都讀一遍,找出真相。──編者 文革史學家余汝信先生在《明報月刊》十月號撰文批評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質疑筆者的動機。他說:「程翔先生不顧事實地誇大港澳工委作用,將港澳工委與北京切割,不禁使人產生一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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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友聯──回應余英時〈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一文(柴宇瀚)

余英時先生在〈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下稱余文)中,憶述友聯出版社(下稱友聯)同寅、《祖國周刊》的歷史,以及友聯與新亞書院同學的關係,令筆者回憶起撰寫《胡永祥及祖國周刊之研究》博士論文時,研究胡永祥(又名胡欣平,筆名胡越、司馬長風等)的生平、《祖國周刊》發行十一年以來,合共五百八十五期的刊物,以及友聯的發展過程。期間,筆者兩度訪問曾經在友聯工作的宋敘五教授,對友聯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藉此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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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梁慕嫻)

《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筆者早已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二○一四年八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了解不足」,並附上他於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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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首章究竟能多淺顯? (周天瑋)

上個月本刊刊登了一位關心《老子》的讀者投書,這位署名「一讀者」的先生或者女士說:「《老子》首章,其實文義淺顯如下:『道』(道理學問)及『名』(名物知識),並非『常不變』也(即老子主張『自然規律』乃不斷演變者也!故他又主張需順乎『自然』之變也,亦即『道法自然』說也)!」當編輯女士將投書交給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很高興的。我在六月號的拙文裏說到「衷心盼望指正,大家把老子哲學說得更明白一些,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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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一章第一句應如何語譯? (一讀者)

敬啟者︰一、《老子》首章,其實文義淺顯如下︰「道」﹙道理學問﹚及「名」﹙名物知識﹚,並非「常不變」也﹙即老子主張「自然規律」乃不斷演變者也!故他又主張需順乎「自然」之變也,亦即「道法自然」說也﹚!二、可見其說在「變」也﹙與《易》一脈相承也﹚。但「學問家」卻自困於「深義」中,乃有陳鼓應之「不可以用言詞表達其道」說;傅佩榮之「永恆之道」說。作者周天瑋先生乃以為老子在批評「人為規範的、不是恆久的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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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武力收回香港? (余汝信)

《明報月刊》六月號劉銳紹先生《六七暴動「三把火」燒鍋烹肉》一文,引述了內地《黨史縱橫》一九九七年第八期刊登的一篇署名厲松、題為《高瞻遠矚 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的文章,並稱此文「較能說明時序」。惟劉先生未能看出,這是一篇胡編亂造、虛構歷史的怪文。經搜索,我們發現,不單劉先生,香港不少人也被此文吸引過眼球,包括:江關生先生於二○一二年七月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下)一書引述過此文;《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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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 (梁慕嫻)

西門丁在《明報月刊》五月號的文章《「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下稱「西文」),筆者有以下評說。一、在命名問題上,「西文」綜合各方提法有:「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六七群眾運動」和港英的騷亂之說。我要補充的是,還有「Roundtable教育及專業發展部下的通識教育交流協會」於二○一四年的口述歷史計劃:「愛國學校教育及當時社會運動—六十年代參與愛國學生運動歷史研究」。我收過他們的計劃書,但未知是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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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石 鎮)

年來本人因工作及家庭關係甚少在港,近日參加一摯友壽宴,席間另一朋友送我一份《文匯報》剪報,細看方知原來是吳康民老校長撰文對刊於去年《明報月刊》六月號的拙文《淺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其中提及當年愛國學校的情況,謂本人曾上山下鄉,並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言本人根本不了解香港情況,是躲在小鎮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其文革遺風上綱上線,以推測為事實,咬牙切齒之態躍然紙上。查本人髫髻之年已移居香港,斯時連「三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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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釋的邊界在哪裏:文革與歷史書寫(沈秀貞)

貴刊二○一六年五月號載韓少功題《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的文章,該文試圖以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的邏輯解釋文革現象。韓指參加文革的群眾都是若虛若實的逐利者,他將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演繹為如當今投機市場的廝殺,具諷刺時弊之意。他指,「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他如此演繹文革,是要將文革從神劇還原作常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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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鴻(朱訊)

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年屆八十五的老人。每月初收到《月刊》,我認真閱讀。因為她無論在政論時局、人文、歷史、各種專題等,內容很充實,有理,有據。所以不論長短文章都讀。以九月號為例:「毛澤東忌辰有所思」邵燕祥的文章,真實、有理、膽大,寫出了許多事件。我在大陸工作期間,都糊裏糊塗。當時,也許太純、太笨。閱讀後才清醒。又如幾期連刊登有關《炎黃春秋》為「炎黃」鳴不平,我十分佩服編輯水平。我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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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張」的「張」當指「張心滄」--訂正與說明

編輯先生大鑒: 近日拜讀了貴刊二○一四年十一月登載的《宋淇先生書札(一)》,相當過癮。但第五封的一處編者注可能不準確。 第五十頁第一欄,宋淇先生提到「霍張二人」,貴刊注云「張」指「張愛玲」。經查宋淇先生結集出版的《紅樓夢西遊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七年十月初版五刷)第七章「寶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張」實指「張心滄」。原文稱:「恰巧張心滄所編譯的《中國文學第一卷——通俗小說及戲曲》一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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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閱貴刊二○一五年二月號張曉風先生大作《我愛聽粵語》,其中提出粵語「奀、」兩字,鄙人長期研究粵語與古漢語之關係,故特來函補充。  「奀」乃粵語根據「古音、古義」所造之新俗字(以六書中「會意」方式造字)。吾人認為古文正字應是「顏」。《說文》:「顏,眉目之間也。」(五姦切)即眉與目極短距離之處也,故有「小」義。其音屬「疑母刪韻」,國際音標應為 ???n1。但後人誤讀為「銀」???n4(疑母真韻),但粵語由於屬古漢語,故迄今仍存「顏」之「古音、古義」,但已不知此古字,乃造新俗字「奀」以存古矣!(而「顏」字後世又變為「顏面、顏色」之他義。)  至於「」,吾人認為可能是古字「灺」之俗,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也。  (香港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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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名利卻歸別人」的澄清 (曹景行)

  《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刊登魏承思先生文章《羅孚、羅海星和我》,講到他二十年前入職《明報》時,「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對此,有必要做一點澄清。  魏先生說的「別人」究竟是誰?看了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廣州《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文章《知音而不同調的董橋》,就可以知道。  魏說:「到了(一九九四)年底,(《明報》老闆)于品海決定讓《亞洲週刊》副總編曹景行兼任報紙主筆,曹景行就拉我去當他的『槍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營』裏的人,對我不冷不熱。過了幾個星期——才頓釋前疑,並為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而憤憤不平」。  為此,我曾去信《南方人物周刊》:  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香港《明報》集團屬下《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十月間,集團老闆于品海先生要我兼任《明報》主筆,撰寫社論並主管「言論」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尾,于品海把《明報》集團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張曉卿先生,不久我就辭去《明報》主筆之職。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夏天,上海摯友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二○一三年十一月去世)託我幫他的同學魏承思、李曉路等在香港尋找工作,正好于品海要我為《亞洲週刊》物色幾位內地背景的人才。兩個月後,《亞洲週刊》為魏、李兩位辦妥就業手續,他們就先後從美國來香港擔任《亞洲週刊》編輯。至於後來魏承思先生為《明報》撰寫社論,那也是于品海的安排,非我能力所及。  當時除了我和魏,還有一位何安達先生擔任《明報》主筆,偏重香港本地新聞題材。我們三人輪流撰寫每天的社論,各主己職,相互間沒有多少溝通往來。我每天下午四點到《明報》參加編前會議,商定社論題材;如果由我執筆,一般傍晚七八點交稿。我擔任主筆不到一年,前後大概總共寫了七八十篇,一些底稿保存至今。  也因為如此,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誰做誰「槍手」的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名利歸屬的問題。  這就是我希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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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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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聲明

  網上有一則所謂「明報月刊就章立凡先生一稿多投的聲明」,指章立凡先生未經本刊同意將刊於本刊二月號的文章《作繭自縛的「歷史虛無主義」》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站刊出。本刊謹此聲明:本刊從未作出任何關於章立凡先生的聲明,亦沒有「今後將拒絕使用章立凡先生的稿件,或者是對德國之聲中文網提出起訴」的說法。有關冒認本刊發聲明一事,本刊保留追究權利。《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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