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首章究竟能多淺顯? (周天瑋)

上個月本刊刊登了一位關心《老子》的讀者投書,這位署名「一讀者」的先生或者女士說:「《老子》首章,其實文義淺顯如下:『道』(道理學問)及『名』(名物知識),並非『常不變』也(即老子主張『自然規律』乃不斷演變者也!故他又主張需順乎『自然』之變也,亦即『道法自然』說也)!」當編輯女士將投書交給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很高興的。我在六月號的拙文裏說到「衷心盼望指正,大家把老子哲學說得更明白一些,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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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一章第一句應如何語譯? (一讀者)

敬啟者︰一、《老子》首章,其實文義淺顯如下︰「道」﹙道理學問﹚及「名」﹙名物知識﹚,並非「常不變」也﹙即老子主張「自然規律」乃不斷演變者也!故他又主張需順乎「自然」之變也,亦即「道法自然」說也﹚!二、可見其說在「變」也﹙與《易》一脈相承也﹚。但「學問家」卻自困於「深義」中,乃有陳鼓應之「不可以用言詞表達其道」說;傅佩榮之「永恆之道」說。作者周天瑋先生乃以為老子在批評「人為規範的、不是恆久的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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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武力收回香港? (余汝信)

《明報月刊》六月號劉銳紹先生《六七暴動「三把火」燒鍋烹肉》一文,引述了內地《黨史縱橫》一九九七年第八期刊登的一篇署名厲松、題為《高瞻遠矚 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的文章,並稱此文「較能說明時序」。惟劉先生未能看出,這是一篇胡編亂造、虛構歷史的怪文。經搜索,我們發現,不單劉先生,香港不少人也被此文吸引過眼球,包括:江關生先生於二○一二年七月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下)一書引述過此文;《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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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 (梁慕嫻)

西門丁在《明報月刊》五月號的文章《「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下稱「西文」),筆者有以下評說。一、在命名問題上,「西文」綜合各方提法有:「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六七群眾運動」和港英的騷亂之說。我要補充的是,還有「Roundtable教育及專業發展部下的通識教育交流協會」於二○一四年的口述歷史計劃:「愛國學校教育及當時社會運動—六十年代參與愛國學生運動歷史研究」。我收過他們的計劃書,但未知是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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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石 鎮)

年來本人因工作及家庭關係甚少在港,近日參加一摯友壽宴,席間另一朋友送我一份《文匯報》剪報,細看方知原來是吳康民老校長撰文對刊於去年《明報月刊》六月號的拙文《淺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其中提及當年愛國學校的情況,謂本人曾上山下鄉,並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言本人根本不了解香港情況,是躲在小鎮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其文革遺風上綱上線,以推測為事實,咬牙切齒之態躍然紙上。查本人髫髻之年已移居香港,斯時連「三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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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釋的邊界在哪裏:文革與歷史書寫(沈秀貞)

貴刊二○一六年五月號載韓少功題《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的文章,該文試圖以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的邏輯解釋文革現象。韓指參加文革的群眾都是若虛若實的逐利者,他將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演繹為如當今投機市場的廝殺,具諷刺時弊之意。他指,「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他如此演繹文革,是要將文革從神劇還原作常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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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鴻(朱訊)

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年屆八十五的老人。每月初收到《月刊》,我認真閱讀。因為她無論在政論時局、人文、歷史、各種專題等,內容很充實,有理,有據。所以不論長短文章都讀。以九月號為例:「毛澤東忌辰有所思」邵燕祥的文章,真實、有理、膽大,寫出了許多事件。我在大陸工作期間,都糊裏糊塗。當時,也許太純、太笨。閱讀後才清醒。又如幾期連刊登有關《炎黃春秋》為「炎黃」鳴不平,我十分佩服編輯水平。我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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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張」的「張」當指「張心滄」--訂正與說明

編輯先生大鑒: 近日拜讀了貴刊二○一四年十一月登載的《宋淇先生書札(一)》,相當過癮。但第五封的一處編者注可能不準確。 第五十頁第一欄,宋淇先生提到「霍張二人」,貴刊注云「張」指「張愛玲」。經查宋淇先生結集出版的《紅樓夢西遊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七年十月初版五刷)第七章「寶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張」實指「張心滄」。原文稱:「恰巧張心滄所編譯的《中國文學第一卷——通俗小說及戲曲》一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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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閱貴刊二○一五年二月號張曉風先生大作《我愛聽粵語》,其中提出粵語「奀、」兩字,鄙人長期研究粵語與古漢語之關係,故特來函補充。  「奀」乃粵語根據「古音、古義」所造之新俗字(以六書中「會意」方式造字)。吾人認為古文正字應是「顏」。《說文》:「顏,眉目之間也。」(五姦切)即眉與目極短距離之處也,故有「小」義。其音屬「疑母刪韻」,國際音標應為 ???n1。但後人誤讀為「銀」???n4(疑母真韻),但粵語由於屬古漢語,故迄今仍存「顏」之「古音、古義」,但已不知此古字,乃造新俗字「奀」以存古矣!(而「顏」字後世又變為「顏面、顏色」之他義。)  至於「」,吾人認為可能是古字「灺」之俗,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也。  (香港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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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名利卻歸別人」的澄清 (曹景行)

  《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刊登魏承思先生文章《羅孚、羅海星和我》,講到他二十年前入職《明報》時,「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對此,有必要做一點澄清。  魏先生說的「別人」究竟是誰?看了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廣州《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文章《知音而不同調的董橋》,就可以知道。  魏說:「到了(一九九四)年底,(《明報》老闆)于品海決定讓《亞洲週刊》副總編曹景行兼任報紙主筆,曹景行就拉我去當他的『槍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營』裏的人,對我不冷不熱。過了幾個星期——才頓釋前疑,並為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而憤憤不平」。  為此,我曾去信《南方人物周刊》:  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香港《明報》集團屬下《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十月間,集團老闆于品海先生要我兼任《明報》主筆,撰寫社論並主管「言論」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尾,于品海把《明報》集團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張曉卿先生,不久我就辭去《明報》主筆之職。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夏天,上海摯友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二○一三年十一月去世)託我幫他的同學魏承思、李曉路等在香港尋找工作,正好于品海要我為《亞洲週刊》物色幾位內地背景的人才。兩個月後,《亞洲週刊》為魏、李兩位辦妥就業手續,他們就先後從美國來香港擔任《亞洲週刊》編輯。至於後來魏承思先生為《明報》撰寫社論,那也是于品海的安排,非我能力所及。  當時除了我和魏,還有一位何安達先生擔任《明報》主筆,偏重香港本地新聞題材。我們三人輪流撰寫每天的社論,各主己職,相互間沒有多少溝通往來。我每天下午四點到《明報》參加編前會議,商定社論題材;如果由我執筆,一般傍晚七八點交稿。我擔任主筆不到一年,前後大概總共寫了七八十篇,一些底稿保存至今。  也因為如此,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誰做誰「槍手」的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名利歸屬的問題。  這就是我希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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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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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聲明

  網上有一則所謂「明報月刊就章立凡先生一稿多投的聲明」,指章立凡先生未經本刊同意將刊於本刊二月號的文章《作繭自縛的「歷史虛無主義」》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站刊出。本刊謹此聲明:本刊從未作出任何關於章立凡先生的聲明,亦沒有「今後將拒絕使用章立凡先生的稿件,或者是對德國之聲中文網提出起訴」的說法。有關冒認本刊發聲明一事,本刊保留追究權利。《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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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郭楓先生文 (羅青)

  讀罷貴刊十一月號郭楓(一九三○—)老前輩,以與紀弦雷同的「自我文學觀」嘲諷紀弦(一九一三—二○一三) 的弔文,一般讀者不免「錯愕」,台灣讀者則定感「娛樂性」十足,可惜郭先生這種論新詩的「捧腹」大文,在台灣島內無由得見。盼貴刊今後多多向他邀論詩稿件,以娛台灣讀者。我同期發表紀念紀弦的文章中,有幾段因篇幅關係刪除的敘述,或可為郭文做一注腳:  最有資格寫紀念文的,當是新詩界的局內人,例如他的學生、朋友或敵人。他的學生中有天才,有庸才,也有蠢材,有真學生,也有冒充的。他的朋友中,有真情的,有假意的,也有當面捧場,背面下刀的。他的敵人中,有一種是「理念敵人」,對紀弦詩藝詩學的弱點,瞭若指掌,不時拼命厲聲指責,對其優點,卻也心知肚明,常常暗中自歎弗如。  另一種,是「忌恨敵人」,這類人,多半是對詩一知半解的「廢材」,到處打着愛詩的幌子,其實只是好名若命,而下筆卻總是囉嗦愚蠢,畫虎類犬,困頓哀怨,無計可施,遂興起忌妒大詩人的歪念。這樣的角色,雖說是連妒恨都恨不到重點的三腳貓,但狠毒起來,卻也十分勇於無中生有,多所發明,於是造謠、誣告、政治陷害,無所不用其極,讓人看了可氣又可笑。把事情亂攪一團後,他反倒無事人般,在旁邊吹着口哨,裝無辜,看熱鬧。由這些人來寫「以前沒敢寫」的紀念文章,虛虛實實,機關處處,內幕八卦,恩怨情仇,有如一場盛宴,最有大快朵頤的娛樂價值,錯過可惜,然這樣的作品,惜不多見。可見,人活過百歲,也是一樁意想不到的優勢,常讓提早離席的敵友,都無機可乘,無話可說,無計可施。  紀弦先生在台時,生活十分清苦,毫無以詩文謀高官厚祿的本領。下文可證:  上樓入室,小坐未定,他又引我出來,弄得我一肚子疑惑,又不便質問。他開始介紹在通往樓頂陽台樓梯間,所安置的小書房,「家裏實在太擠,我的書房,只好安排在這裏,可以更接近天堂些!」他爽朗的笑着解釋,在不見天日的樓梯間裏。  日後,我在「路門五傑」之一紀老大弟子楊允達的文章中,豁然解惑:「吾師紀弦是漢代大儒路溫叔之後,書香世家。他避難台灣時期,一直在成功中學教書,憑藉的薪俸,養活他的母親、妻子、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家八口,還有一隻貓,住在台北濟南路成功中學大雜院式的教職員宿舍,真是擁擠不堪。六十年前,成功中學宿舍建造簡陋,他分的一房一廳,面積約十二坪,紀弦師和師母、珊珊,以及太師母,四個人加一隻貓,擠在一處;他的四個兒子……,另在一處大統艙式的木造屋內,睡上下鋪,艱苦備嘗。」現在想想,當時能受邀入室一坐,已屬不易,若要久留,一定會為他全家人帶來諸多不便。  紀弦退休後,匆匆離台,能夠在美安享晚年,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至於有關紀弦在新詩史上的功過得失,厚達四百餘頁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紀弦卷》(台灣文學館,二○一一),已有扎實的確論,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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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志新譜《紀念曲》 (阿鏜)

  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初,當我寫完《紀念曲》,有如卸下重負。  那是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的重負:一個當年的紅衛兵,雖然沒有直接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可是,「文革」初期卻曾跟着毛、江造反,是那股摧殘人性,毀滅文化惡流中的一滴水。當遠離是非之地,靜靜地閱讀一篇篇記敘無數文化人以至共產黨功臣,在文革中遭到慘無人道對待的文章時,我深深地反省、自責、懺悔,想做點什麼事來補過、贖罪。我是個音樂工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寫一首曲子。  眾多「文革」冤魂與英雄,張志新讓我最震撼、感動。那是一位集良知、大勇、大愛、大智於一身,卻遭到人類歷史上以最野蠻、最殘酷方式被奪去生命的女性。  我醞釀數年,以上萬顆音符,為她堆砌了一座無形紀念碑。  一九八三年秋,帶着《紀念曲》手稿,我移居台灣,在剛成立不久的國立藝術學院(現台北藝術大學)任教。非常幸運,第二年,就與上揚唱片公司簽定了出版《鄉夢》小提琴作品專輯的合約。於是,有了《紀念曲》第一個正式錄音。後來,該曲的管弦樂伴奏版,也幸運地在一九九九年底由深圳交響樂團首演。  本來,我一直想等此曲有更理想的演奏版本與錄影,才放上網路。可是等了多年,都苦無機會。一轉眼,我已經退休,不能再等了。於是,把這兩個舊錄音找出來,重新製作,加上中英文解說字幕,公之於世。在YouTube網上分別有《紀念曲》管弦樂版和鋼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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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紀念  ——憶林達光林凱先生 (方毓仁)

  香港《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預告了林達光先生回憶錄即將出版。在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上的人對林達光這個名字不會陌生。「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毛主席倘有要緊事兒,不直接跟中國老百姓說,也不跟黨中央說,而去跟來訪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說,去跟美國記者斯諾或加籍華人林達光說,再經外國媒體將資訊傳回來給中國大眾知道。當事人是否會因此獲得更大的迴旋餘地則不得而知。這些人士的名字則牢牢地進入百姓的記憶中。  我這幾天才從書店尋獲此回憶錄,急切地先翻到第十章——林達光悲痛地描述了一九六六年喪子的情節。四十多年來,我們同學間關於林凱在加拿大車禍喪生的傳言,第一次白紙黑字由他的父親證實了。夜不能寐,晨起寫下這篇紀念文字。  林達光夫人——陳恕女士在書中這樣描述兒子林凱:他在北京一所最好的學校學習得很好,每門課都得滿分,而且連續兩年被同學們選為班長。那是我們的母校——北京市第八中學。八中最近因為陳小魯的「文革」道歉成為議論中心。陳小魯是大名鼎鼎的陳毅元帥的幼子,低我一班,身材高大,有些靦腆。有一年我在區域田徑比賽中負傷,他過來慰問,平和、親切。後來「文革」中有各種關於他的負面傳說,我一概不信。現在證明小魯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兒子隨父親,是「一個好人」(毛主席曾說,陳毅是個好人)。八中多學員出身高幹子弟  八中在按院胡同裏,正門斜對面是財經高官南漢辰府邸。出後門右拐是薄一波家。當年常見薄熙來騎着英國名牌鳳頭自行車上學或回家。八中有三分之一的學員是高幹子弟。我的同舍好友胡東凱是個典型:器宇軒昂、語音懶散、透着血統的高貴但是平易近人。後來無論在何時何地重逢,我們都相聚甚歡。他父親是某兵種副司令,東北四平戰役的英雄。八中也有不少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我的終生摯友黃志恭的父母是中國重要的醫學專家。志恭本人在科研方面對國家有重大貢獻,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八中還有許多歸僑學生,他們愛講印尼話,自成一圈,後來在香港常遇到他們。當然比重最大的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中我的同班同學楊延齡曾獲北京市數學競賽金獎。他將獎品大方地分贈給我做紀念。另一名獲獎者陳安岳來自貧困家庭,後保送北京大學。「文革」中他曾提出要與周總理商榷某些問題,令我目瞪口呆。同學中得銀獎、銅獎者不計其數。  林凱在高二二班,他有一米八五以上的個頭兒,每日出課間操時排在最前列,旁邊是王樹聲大將的兒子王魯光,也是大個頭。喊號令的體育隊長是全校的田徑明星。那是八中最神氣的一班。林凱是班長。我從不讚美同性,但是如果形容林凱,我不會吝嗇任何美好的詞句:高大、皮膚白皙、眉清目秀又有點憨厚;性情溫和,願意和各種各樣的人交往,是個純真、陽光的大男孩兒。他沒有一點來自洋背景家庭的洋氣,也沒有一點來自顯赫家族的傲氣;他學業優秀兼具領袖才幹,卻從不炫耀。他集中了八中各階層子弟的優點。我和林凱的交往始於游泳運動。當時我是資深的業餘游泳運動員,我把林凱帶到業餘體校訓練。幾個月之後他的一百米蛙泳已游到一分三十秒,是國家二級運動員的標準,是我們花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準。林家熱情好客  有一天,林凱邀請我到他家裏作客。我有點緊張。其時,中央廣播電台對外廣播以《東方紅》樂曲開始跟着由一把圓潤渾厚的聲音宣告:This is Radio Peking。那是我聽到過的最美好的聲音,是林達光的聲音。  林達光一家四口住在廣播事業局的宿舍單元樓。他們十分熱情好客。經驗告訴我,家長對兒女朋友的款待是出於對自己兒女的愛。看得出他們十分十分愛林凱,當然還有小兒子林潮,記得他的乳名叫小貝。這是一個充滿尊重和愛的家庭。那時饑荒剛過,怕菜不夠,林達光連開幾個罐頭,相當於現今連開幾瓶五十年茅台。飯桌上還有一件新鮮事兒,每人跟前有兩對筷子,其中一對是公筷。飯後,林凱說:「方毓仁的英文特別好。」我遵囑念了一段英文課文。至今尚記得陳恕女士很感觸地說:「林凱的英文要是能這樣好,就好了。」林凱在美國出生,五歲到中國,在八中念的是俄文,英文已經忘掉了。  一九六四年林達光舉家離開中國回加拿大。那種震動使我久久不能平復。因為我從香港隻身回到北京,從不敢想能與家庭再度團聚。林凱為此安慰我,叫我耐心等待。不久,有一天傳達室叫我接電話,是林達光先生打來叫我到西單商場某雪糕店一聚。見面後他對我說,他們全家已到了香港等待簽證赴加,他因事再到北京。林凱請他向三個同學問好,他只找了我讓我代傳問候。  其後八中掀起「文革」前奏,搞階級鬥爭。同學們分成不同陣營,許多昔日好友互相不理不睬。我總是在想林凱若在,他會被劃分在哪個陣營中,他對昔日好友會持什麼態度?沒有答案。後來畢業了,再後來同學間傳言,林凱在加拿大車禍離世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看見報道:林達光先生赴任澳門東亞大學校長。隔海相望,我很想去拜會他,又怕談起林凱勾起他的傷痛。我知道他心裏一定很痛,很痛。我拿起電話,又放下了。  今天寫下這些往事,很想陳恕女士能夠看到,分享我們的思念,又怕勾起她的痛。希望有機會林潮能看到這篇文字,體會我對林家全體永遠的思念與問候。  (作者在香港經營畫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就讀於北京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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