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 (梁慕嫻)

西門丁在《明報月刊》五月號的文章《「六七風暴」的前因後果》(下稱「西文」),筆者有以下評說。一、在命名問題上,「西文」綜合各方提法有:「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六七群眾運動」和港英的騷亂之說。我要補充的是,還有「Roundtable教育及專業發展部下的通識教育交流協會」於二○一四年的口述歷史計劃:「愛國學校教育及當時社會運動—六十年代參與愛國學生運動歷史研究」。我收過他們的計劃書,但未知是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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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石 鎮)

年來本人因工作及家庭關係甚少在港,近日參加一摯友壽宴,席間另一朋友送我一份《文匯報》剪報,細看方知原來是吳康民老校長撰文對刊於去年《明報月刊》六月號的拙文《淺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其中提及當年愛國學校的情況,謂本人曾上山下鄉,並曾任教於清華大學,言本人根本不了解香港情況,是躲在小鎮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其文革遺風上綱上線,以推測為事實,咬牙切齒之態躍然紙上。查本人髫髻之年已移居香港,斯時連「三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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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釋的邊界在哪裏:文革與歷史書寫(沈秀貞)

貴刊二○一六年五月號載韓少功題《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的文章,該文試圖以十九、二十世紀經濟學的邏輯解釋文革現象。韓指參加文革的群眾都是若虛若實的逐利者,他將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演繹為如當今投機市場的廝殺,具諷刺時弊之意。他指,「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他如此演繹文革,是要將文革從神劇還原作常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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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鴻(朱訊)

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年屆八十五的老人。每月初收到《月刊》,我認真閱讀。因為她無論在政論時局、人文、歷史、各種專題等,內容很充實,有理,有據。所以不論長短文章都讀。以九月號為例:「毛澤東忌辰有所思」邵燕祥的文章,真實、有理、膽大,寫出了許多事件。我在大陸工作期間,都糊裏糊塗。當時,也許太純、太笨。閱讀後才清醒。又如幾期連刊登有關《炎黃春秋》為「炎黃」鳴不平,我十分佩服編輯水平。我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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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張」的「張」當指「張心滄」--訂正與說明

編輯先生大鑒: 近日拜讀了貴刊二○一四年十一月登載的《宋淇先生書札(一)》,相當過癮。但第五封的一處編者注可能不準確。 第五十頁第一欄,宋淇先生提到「霍張二人」,貴刊注云「張」指「張愛玲」。經查宋淇先生結集出版的《紅樓夢西遊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七年十月初版五刷)第七章「寶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張」實指「張心滄」。原文稱:「恰巧張心滄所編譯的《中國文學第一卷——通俗小說及戲曲》一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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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閱貴刊二○一五年二月號張曉風先生大作《我愛聽粵語》,其中提出粵語「奀、」兩字,鄙人長期研究粵語與古漢語之關係,故特來函補充。  「奀」乃粵語根據「古音、古義」所造之新俗字(以六書中「會意」方式造字)。吾人認為古文正字應是「顏」。《說文》:「顏,眉目之間也。」(五姦切)即眉與目極短距離之處也,故有「小」義。其音屬「疑母刪韻」,國際音標應為 ???n1。但後人誤讀為「銀」???n4(疑母真韻),但粵語由於屬古漢語,故迄今仍存「顏」之「古音、古義」,但已不知此古字,乃造新俗字「奀」以存古矣!(而「顏」字後世又變為「顏面、顏色」之他義。)  至於「」,吾人認為可能是古字「灺」之俗,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也。  (香港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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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名利卻歸別人」的澄清 (曹景行)

  《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刊登魏承思先生文章《羅孚、羅海星和我》,講到他二十年前入職《明報》時,「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對此,有必要做一點澄清。  魏先生說的「別人」究竟是誰?看了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廣州《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文章《知音而不同調的董橋》,就可以知道。  魏說:「到了(一九九四)年底,(《明報》老闆)于品海決定讓《亞洲週刊》副總編曹景行兼任報紙主筆,曹景行就拉我去當他的『槍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營』裏的人,對我不冷不熱。過了幾個星期——才頓釋前疑,並為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而憤憤不平」。  為此,我曾去信《南方人物周刊》:  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香港《明報》集團屬下《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十月間,集團老闆于品海先生要我兼任《明報》主筆,撰寫社論並主管「言論」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尾,于品海把《明報》集團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張曉卿先生,不久我就辭去《明報》主筆之職。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夏天,上海摯友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二○一三年十一月去世)託我幫他的同學魏承思、李曉路等在香港尋找工作,正好于品海要我為《亞洲週刊》物色幾位內地背景的人才。兩個月後,《亞洲週刊》為魏、李兩位辦妥就業手續,他們就先後從美國來香港擔任《亞洲週刊》編輯。至於後來魏承思先生為《明報》撰寫社論,那也是于品海的安排,非我能力所及。  當時除了我和魏,還有一位何安達先生擔任《明報》主筆,偏重香港本地新聞題材。我們三人輪流撰寫每天的社論,各主己職,相互間沒有多少溝通往來。我每天下午四點到《明報》參加編前會議,商定社論題材;如果由我執筆,一般傍晚七八點交稿。我擔任主筆不到一年,前後大概總共寫了七八十篇,一些底稿保存至今。  也因為如此,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誰做誰「槍手」的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名利歸屬的問題。  這就是我希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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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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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聲明

  網上有一則所謂「明報月刊就章立凡先生一稿多投的聲明」,指章立凡先生未經本刊同意將刊於本刊二月號的文章《作繭自縛的「歷史虛無主義」》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站刊出。本刊謹此聲明:本刊從未作出任何關於章立凡先生的聲明,亦沒有「今後將拒絕使用章立凡先生的稿件,或者是對德國之聲中文網提出起訴」的說法。有關冒認本刊發聲明一事,本刊保留追究權利。《明報月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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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郭楓先生文 (羅青)

  讀罷貴刊十一月號郭楓(一九三○—)老前輩,以與紀弦雷同的「自我文學觀」嘲諷紀弦(一九一三—二○一三) 的弔文,一般讀者不免「錯愕」,台灣讀者則定感「娛樂性」十足,可惜郭先生這種論新詩的「捧腹」大文,在台灣島內無由得見。盼貴刊今後多多向他邀論詩稿件,以娛台灣讀者。我同期發表紀念紀弦的文章中,有幾段因篇幅關係刪除的敘述,或可為郭文做一注腳:  最有資格寫紀念文的,當是新詩界的局內人,例如他的學生、朋友或敵人。他的學生中有天才,有庸才,也有蠢材,有真學生,也有冒充的。他的朋友中,有真情的,有假意的,也有當面捧場,背面下刀的。他的敵人中,有一種是「理念敵人」,對紀弦詩藝詩學的弱點,瞭若指掌,不時拼命厲聲指責,對其優點,卻也心知肚明,常常暗中自歎弗如。  另一種,是「忌恨敵人」,這類人,多半是對詩一知半解的「廢材」,到處打着愛詩的幌子,其實只是好名若命,而下筆卻總是囉嗦愚蠢,畫虎類犬,困頓哀怨,無計可施,遂興起忌妒大詩人的歪念。這樣的角色,雖說是連妒恨都恨不到重點的三腳貓,但狠毒起來,卻也十分勇於無中生有,多所發明,於是造謠、誣告、政治陷害,無所不用其極,讓人看了可氣又可笑。把事情亂攪一團後,他反倒無事人般,在旁邊吹着口哨,裝無辜,看熱鬧。由這些人來寫「以前沒敢寫」的紀念文章,虛虛實實,機關處處,內幕八卦,恩怨情仇,有如一場盛宴,最有大快朵頤的娛樂價值,錯過可惜,然這樣的作品,惜不多見。可見,人活過百歲,也是一樁意想不到的優勢,常讓提早離席的敵友,都無機可乘,無話可說,無計可施。  紀弦先生在台時,生活十分清苦,毫無以詩文謀高官厚祿的本領。下文可證:  上樓入室,小坐未定,他又引我出來,弄得我一肚子疑惑,又不便質問。他開始介紹在通往樓頂陽台樓梯間,所安置的小書房,「家裏實在太擠,我的書房,只好安排在這裏,可以更接近天堂些!」他爽朗的笑着解釋,在不見天日的樓梯間裏。  日後,我在「路門五傑」之一紀老大弟子楊允達的文章中,豁然解惑:「吾師紀弦是漢代大儒路溫叔之後,書香世家。他避難台灣時期,一直在成功中學教書,憑藉的薪俸,養活他的母親、妻子、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家八口,還有一隻貓,住在台北濟南路成功中學大雜院式的教職員宿舍,真是擁擠不堪。六十年前,成功中學宿舍建造簡陋,他分的一房一廳,面積約十二坪,紀弦師和師母、珊珊,以及太師母,四個人加一隻貓,擠在一處;他的四個兒子……,另在一處大統艙式的木造屋內,睡上下鋪,艱苦備嘗。」現在想想,當時能受邀入室一坐,已屬不易,若要久留,一定會為他全家人帶來諸多不便。  紀弦退休後,匆匆離台,能夠在美安享晚年,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至於有關紀弦在新詩史上的功過得失,厚達四百餘頁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紀弦卷》(台灣文學館,二○一一),已有扎實的確論,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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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志新譜《紀念曲》 (阿鏜)

  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初,當我寫完《紀念曲》,有如卸下重負。  那是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的重負:一個當年的紅衛兵,雖然沒有直接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可是,「文革」初期卻曾跟着毛、江造反,是那股摧殘人性,毀滅文化惡流中的一滴水。當遠離是非之地,靜靜地閱讀一篇篇記敘無數文化人以至共產黨功臣,在文革中遭到慘無人道對待的文章時,我深深地反省、自責、懺悔,想做點什麼事來補過、贖罪。我是個音樂工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寫一首曲子。  眾多「文革」冤魂與英雄,張志新讓我最震撼、感動。那是一位集良知、大勇、大愛、大智於一身,卻遭到人類歷史上以最野蠻、最殘酷方式被奪去生命的女性。  我醞釀數年,以上萬顆音符,為她堆砌了一座無形紀念碑。  一九八三年秋,帶着《紀念曲》手稿,我移居台灣,在剛成立不久的國立藝術學院(現台北藝術大學)任教。非常幸運,第二年,就與上揚唱片公司簽定了出版《鄉夢》小提琴作品專輯的合約。於是,有了《紀念曲》第一個正式錄音。後來,該曲的管弦樂伴奏版,也幸運地在一九九九年底由深圳交響樂團首演。  本來,我一直想等此曲有更理想的演奏版本與錄影,才放上網路。可是等了多年,都苦無機會。一轉眼,我已經退休,不能再等了。於是,把這兩個舊錄音找出來,重新製作,加上中英文解說字幕,公之於世。在YouTube網上分別有《紀念曲》管弦樂版和鋼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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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紀念  ——憶林達光林凱先生 (方毓仁)

  香港《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預告了林達光先生回憶錄即將出版。在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上的人對林達光這個名字不會陌生。「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毛主席倘有要緊事兒,不直接跟中國老百姓說,也不跟黨中央說,而去跟來訪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說,去跟美國記者斯諾或加籍華人林達光說,再經外國媒體將資訊傳回來給中國大眾知道。當事人是否會因此獲得更大的迴旋餘地則不得而知。這些人士的名字則牢牢地進入百姓的記憶中。  我這幾天才從書店尋獲此回憶錄,急切地先翻到第十章——林達光悲痛地描述了一九六六年喪子的情節。四十多年來,我們同學間關於林凱在加拿大車禍喪生的傳言,第一次白紙黑字由他的父親證實了。夜不能寐,晨起寫下這篇紀念文字。  林達光夫人——陳恕女士在書中這樣描述兒子林凱:他在北京一所最好的學校學習得很好,每門課都得滿分,而且連續兩年被同學們選為班長。那是我們的母校——北京市第八中學。八中最近因為陳小魯的「文革」道歉成為議論中心。陳小魯是大名鼎鼎的陳毅元帥的幼子,低我一班,身材高大,有些靦腆。有一年我在區域田徑比賽中負傷,他過來慰問,平和、親切。後來「文革」中有各種關於他的負面傳說,我一概不信。現在證明小魯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兒子隨父親,是「一個好人」(毛主席曾說,陳毅是個好人)。八中多學員出身高幹子弟  八中在按院胡同裏,正門斜對面是財經高官南漢辰府邸。出後門右拐是薄一波家。當年常見薄熙來騎着英國名牌鳳頭自行車上學或回家。八中有三分之一的學員是高幹子弟。我的同舍好友胡東凱是個典型:器宇軒昂、語音懶散、透着血統的高貴但是平易近人。後來無論在何時何地重逢,我們都相聚甚歡。他父親是某兵種副司令,東北四平戰役的英雄。八中也有不少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我的終生摯友黃志恭的父母是中國重要的醫學專家。志恭本人在科研方面對國家有重大貢獻,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八中還有許多歸僑學生,他們愛講印尼話,自成一圈,後來在香港常遇到他們。當然比重最大的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中我的同班同學楊延齡曾獲北京市數學競賽金獎。他將獎品大方地分贈給我做紀念。另一名獲獎者陳安岳來自貧困家庭,後保送北京大學。「文革」中他曾提出要與周總理商榷某些問題,令我目瞪口呆。同學中得銀獎、銅獎者不計其數。  林凱在高二二班,他有一米八五以上的個頭兒,每日出課間操時排在最前列,旁邊是王樹聲大將的兒子王魯光,也是大個頭。喊號令的體育隊長是全校的田徑明星。那是八中最神氣的一班。林凱是班長。我從不讚美同性,但是如果形容林凱,我不會吝嗇任何美好的詞句:高大、皮膚白皙、眉清目秀又有點憨厚;性情溫和,願意和各種各樣的人交往,是個純真、陽光的大男孩兒。他沒有一點來自洋背景家庭的洋氣,也沒有一點來自顯赫家族的傲氣;他學業優秀兼具領袖才幹,卻從不炫耀。他集中了八中各階層子弟的優點。我和林凱的交往始於游泳運動。當時我是資深的業餘游泳運動員,我把林凱帶到業餘體校訓練。幾個月之後他的一百米蛙泳已游到一分三十秒,是國家二級運動員的標準,是我們花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準。林家熱情好客  有一天,林凱邀請我到他家裏作客。我有點緊張。其時,中央廣播電台對外廣播以《東方紅》樂曲開始跟着由一把圓潤渾厚的聲音宣告:This is Radio Peking。那是我聽到過的最美好的聲音,是林達光的聲音。  林達光一家四口住在廣播事業局的宿舍單元樓。他們十分熱情好客。經驗告訴我,家長對兒女朋友的款待是出於對自己兒女的愛。看得出他們十分十分愛林凱,當然還有小兒子林潮,記得他的乳名叫小貝。這是一個充滿尊重和愛的家庭。那時饑荒剛過,怕菜不夠,林達光連開幾個罐頭,相當於現今連開幾瓶五十年茅台。飯桌上還有一件新鮮事兒,每人跟前有兩對筷子,其中一對是公筷。飯後,林凱說:「方毓仁的英文特別好。」我遵囑念了一段英文課文。至今尚記得陳恕女士很感觸地說:「林凱的英文要是能這樣好,就好了。」林凱在美國出生,五歲到中國,在八中念的是俄文,英文已經忘掉了。  一九六四年林達光舉家離開中國回加拿大。那種震動使我久久不能平復。因為我從香港隻身回到北京,從不敢想能與家庭再度團聚。林凱為此安慰我,叫我耐心等待。不久,有一天傳達室叫我接電話,是林達光先生打來叫我到西單商場某雪糕店一聚。見面後他對我說,他們全家已到了香港等待簽證赴加,他因事再到北京。林凱請他向三個同學問好,他只找了我讓我代傳問候。  其後八中掀起「文革」前奏,搞階級鬥爭。同學們分成不同陣營,許多昔日好友互相不理不睬。我總是在想林凱若在,他會被劃分在哪個陣營中,他對昔日好友會持什麼態度?沒有答案。後來畢業了,再後來同學間傳言,林凱在加拿大車禍離世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看見報道:林達光先生赴任澳門東亞大學校長。隔海相望,我很想去拜會他,又怕談起林凱勾起他的傷痛。我知道他心裏一定很痛,很痛。我拿起電話,又放下了。  今天寫下這些往事,很想陳恕女士能夠看到,分享我們的思念,又怕勾起她的痛。希望有機會林潮能看到這篇文字,體會我對林家全體永遠的思念與問候。  (作者在香港經營畫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就讀於北京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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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墜落的新星潘維明》一文的質疑 (施宣)

  《明報月刊》今年七月號刊載魏承思文章《墜落的新星潘維明》,文中許多描述與事實不符,了解當年事情真相的人對此有不同看法。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名普通幹部,對魏承思有較深的了解。魏承思的上述文章至少在兩個方面犯了嚴重錯失,第一,魏說「朱鎔基立功心切,黃菊則是報仇心切,都恨不得趁機把潘維明一棍子打死」,這是對國家前任領導人的政治抨擊,並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為基礎。第二,魏說「傳說當局要求他(意指楊魯軍)引誘潘維明上鈎。作為交換條件,不僅可以重獲自由,而且承諾事成後可以離境去香港定居。楊魯軍一口答應,於是潘維明就此落入陷阱,以流氓罪被判刑四年」。對這段話魏自己都沒有把握,只能以「傳說……」開頭,完全是捕風捉影,子虛烏有,意圖破壞楊魯軍的名譽。  我與楊魯軍相熟,魯軍是一個非常有才氣和正直的經濟學家。我與好幾位朋友都問過他關於潘維明的案子,魯軍將事情原委親口告訴過我們:「六四」後魯軍失去自由被審查將近一年,一九九○年五月底獲取保候審回家,不久魯軍的好朋友、四川江油一家央企的熊振邦董事長發函邀請魯軍夫婦去江油及九寨溝休養和旅遊,魯軍因為離婚沒有出遊興趣。有一次在與潘維明聚會中,愛好攝影的潘說打算去拍九寨溝實景,那裏條件比較艱苦,沒有人接待,魯軍聽後當即說有朋友可以接待,於是魯軍和潘在九○年九月左右一起去了四川,到了江油之後魯軍病倒了,熊總就安排秘書李詩勇專程陪伴潘去九寨溝遊覽,自己則陪同和照顧魯軍,並專程陪魯軍去成都和都江堰遊玩,後來魯軍和潘是不同時間各自從四川飛回上海的。到了一九九一年一月,潘又找到魯軍說,潘的九寨溝影集很受台灣出版商欣賞,但台方希望潘補拍九寨溝的冬景,潘跟魯軍商量希望自己能夠直接找熊總聯繫再去一趟九寨溝,魯軍一口應允。潘是九一年二月單獨再去九寨溝的,熊總還是派秘書李詩勇陪同。魯軍後來聽熊總說,潘的第二次九寨溝之行相當順利,並於三月四日由熊總派車將潘直接送到成都錦江賓館,潘預訂了第二天的機票返滬。但就在四日晚上,李秘書與潘在錦江賓館告別之後不久,就聽說潘嫖娼出事了,成都公安局當時直接找了潘在四川的接待單位熊總的公司進行調查。大約半個月後,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在上海一個理論工作座談會上宣布了潘維明嫖娼被抓的事實。當時潘被抓後因為交代了個人與十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事實,因而被上海法院以流氓罪判了四年,轟動一時,上海市委宣傳部的老部長潘維明出此醜聞,部裏面吵翻了天。  毫無疑問,潘被判刑事件,與朱鎔基無關,與黃菊無關,也與楊魯軍無關。我記得魯軍當時曾經表態說,有人精心編造了潘嫖娼是楊魯軍設計引誘的故事,那是惡意誣陷;關鍵是潘維明對自己做的事心裏最清楚,潘當時在坐牢,如果以後潘出獄也這樣說,魯軍願意與潘對簿公堂。一九九五年潘出獄後轉為經商,十多年來潘從來不敢在公開場合說自己的嫖娼事件跟楊魯軍有關。現在魏承思重提當年舊案並發表與事實不符的陳述,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誹謗,魯軍說將會保留追究魏承思法律責任的權利。  《明報月刊》向來是一份嚴肅負責的刊物,本人謹此自願挺身而出,還原歷史真相,並還楊魯軍一個公道;以及對魏承思在文章中違背事實肆意抨擊朱鎔基和黃菊的手法進行實事求是的披露。  (作者來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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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論「自他」 (許天慶)

  蒙周櫻惠賜二○一一年十月號《明報月刊》,首先拜讀她的《林覺民的〈與妻書〉》,內容珍貴感人。之後翻閱刊內其他文章,與以往一樣,這期的內容同樣豐富實在。其中曾瑞明先生的《一笑哲學》和劉再復先生的《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尤令人玩味。  曾瑞明先生的《一笑哲學》中提到維根斯坦曾說過可以「用笑話寫哲學」,真是創意無窮,可媲美周星馳的「用少林功夫踢足球」。誰說不行?既然嚴肅晦澀的哲學都可以用笑話來寫,我想緊隨其後的劉再復先生的《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中提到的沙特和列維納斯的命題,是否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如笑話或戲論)來闡述一下?「他者即天堂」  首先,我的見解與劉先生文中對沙特和列維納斯兩命題的介紹評論有些不同。根據我的理解,劉先生的文章是通過對沙特「他者即地獄」和列維納斯「他者即上帝」命題的批判來闡述他的多元社會中群己關係的命題。我認為劉先生對沙特和列維納斯兩命題的批判帶有是非道德的評判,具有一定的實踐性意義。然而根據我的理解,沙特和列維納斯上述這兩個命題的重要成份應是哲學性的,而非單單是實踐性或道德性的。因此,我的戲論將嘗試拋開是非道德的批判,轉從哲學角度戲論一下這兩個命題。  沙特的「他者即地獄」,可能有「從而把一切他者(包括個體他者、群體他者與國家他者)都視為對自由的障礙與限制。」(引自劉先生該文)的意思。但卻不必然地導致「其錯誤除了不尊重他者即不尊重社會秩序之外,還在於它將導致自我的整個迷失,使自我成為自我本能的奴隸。」我認為「他者即地獄」是一種現象的描述和概括,即從主體我的角度而言,「他者」常被視為「我」的外在存在或對立。故「他者」除上面的「障礙與限制」外,還可延伸有自我否定、競爭、衝突、威脅與隔閡(此處隔閡,不是一般感受溝通的隔閡,而是心靈上的根本隔閡)等深層含義。也就是相對於主體我及我的存在、利益、感受來說,他者是一種負面存在。同樣,列維納斯的「他者即上帝」也可能有認識到自我的局限性,從而產生「『他者』便是無限和徹底的外在性,思想與存在注定只能指向比自己更高大的這一無限,從而完成一種不求回報的為他人的絕對責任」及「自我對他者的絕對服從」(詳見劉先生該文)。如是這樣的話,相較沙特的命題,列維納斯「他者即上帝」的道德和政治意味則濃厚得多。其與本戲論想闡述的不思善惡的要旨有偏差,故不作妄評。我認為如欲像上面思路般與「他者即地獄」相對應,可考慮將「他者即上帝」稍改成「他者即天堂」。即「他者」也可以有自我肯定、團結合作、友愛、互助、共用與分享等含義;相對於主體我及我的存在、利益、感受來說,他者也可以是一種正面存在。如地獄是痛苦的比喻,上述正面存在帶來的快樂就可喻為天堂。如此,「他者即天堂」更能對應「他者即地獄」命題。「食色性也」  他者即「天堂」或「地獄」的命題,令人想到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惡」命題。這兩個命題與「天堂地獄」命題相關,同樣曾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爭論過不休。究其深層原因,一是因為性善性惡可能是某些不同社會教育和管理模式的理論依據,有其道德政治實踐性的需要。不同認知的實踐者和利益者有不同的思想,各為其利,當然會爭論不休,這在中外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另一產生爭論的原因跟上面「天堂地獄」命題類似,是將性善性惡命題放到道德倫理層面去思辨,這當然也會容易產生差異。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即使有人想出手調和,稱人性中有善有惡,也容易產生誤導及令人難以完全釋懷。就像劉先生文中所說的,即使「五四文化運動的主將(如魯迅、胡適)也常在『群』『己』之間搖擺徬徨」情況類似。  若要更好地對待理解「天堂地獄」和「性善性惡」命題,我覺得還是暫時拋開倫理道德和政治的束縛,從探究人性自他關係的「本來面目」入手較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我嘗試建構另一種模型。根據科學理論,人,無論自他還是性善性惡,都是生物這個大家族的成員。而所有生物這個自然存在最奇妙的現象,我們稱之為生命。雖然關於生命的起源,至今未有科學定論,但根據包括達爾文進化論在內的生物學,還有包括最新基因和生物化學研究成果的生命科學,都強烈地暗示:所有生物包括我們都起源於某一個原始分子。這個分子又不知如何地掌握了某些生命的技巧,能夠從環境中吸取能量維持自身存在,並進行複製(繁殖)。這就意味着至少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所有生物包括人類,都可能是源自同一個生命(分子)。  這個理論也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這個生命自出現那刻起,至今都沒有真正死過,而是在不斷的繁衍變化中活着、發展着、成長壯大着。而包括我們在內的個體生命,都只不過是這個原始生命母親(Mother Life)生存延續過程的一部分,就如同組成我們身體的細胞,時時刻刻都有無數細胞在生生死死一樣。因此,從個體生命角度來說,我們有生有死;但從那個開始的生命來說,她至今從未死過。這個理論,對於我們如何看待對待生死問題,是一個很好的洞見。這個理論的另一個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自他關係命題的重要意義是:生命是一體的;就像我們所謂的「我」是包括了身體內的所有數以萬億計的細胞、微生物、組織、器官和精神意識一樣。而生命一體的洞見包含每一個生命的化身,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存在,都必須各自在與環境(包括其他個體生命)互動、變化、搏鬥、適應以維持其(自身)生命存在的同時,還必須盡力幫助其他個體生命維持其(他者)生命存在。從個體生命的角度看,前者是自利,後者是利他。但從那個開始的生命角度看,所有生命自始至終都是她,自利利他無別。這種現象關係其實與我們身邊的現象,無論是小到家庭、家族,還是大到國家、種族,性質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種結論:無論是自他還是群己,自利和利他都是我們作為生命的天性,而不是性善性惡之爭或非此即彼的矛盾。生物界的弱肉強食可能看起來很殘酷,那也只是從某些人類角度的認知和被道德教化灌輸的結果。從生命一體的角度來看,那是整個生命自始至終因應環境而發展出的有效生存、延續、發展機制,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和自強不息。各種生命個體不僅生前死後供養着其他生命個體(也就是她自己),即使是像支撐着我們現代文明發展的最重要的能源來源,至今仍主要依賴於無數生命個體數以億萬年前為我們留下的化石燃料。這是否比起「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來得更壯烈和動人心魄?相較性善性惡,我覺得孔子的「食色性也」更接近天性的「本來面目」。「他者即環境」  另外,我認為劉再復先生文中提到的佛教禪宗的觀點也是一個極好的模型。沒錯,佛教修行的重心之一就是破「我執」和「法執」,而根據佛家的觀點,我執和法執則來自於同一個根源,也即迷悟一體或迷覺同源。而佛家破我執的重要見解之一就是化解「我」的觀念,覺悟到自他無別,群己不二,個人眾生一如,利他就是利己,自度即是度人。記得有一表達佛家關於時空自他概念的名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自他無別的見地與上述生命一體的見解異曲同工,互相輝映。因此,才能產生佛教深刻的慈悲觀,即「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當然,要真正達到自他無別的境界,除了要像慧能那樣在理論見解上的頓悟外,還需要扎實的漸修功夫,努力修正自己的身心行為。讓我們先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沙特和列維納斯的命題,我在上面曾試將「他者即上帝」改成「他者即天堂」以對應沙特「他者即地獄」的命題。至此,我又想把「他者即地獄」和「他者即天堂」合併成「他者即環境」。如此一再斷章取義地篡改,只為希望多少能反映一定的現象。主體與環境,相互依存,互無對錯,關鍵是自洽。況且,人與環境也是一體,這又是另一個命題,將來有機會再論。至於是「地獄」、「上帝」、「天堂」還是「善惡」,就如「如是我聞,佛祖拈花,迦葉微笑」般,聞者自悟自察,各取所需。  順帶一提,任何思想理論與其應用和結果既有關係,也有差別。特別是與是非、道德、政治相關的理論,在實踐中更容易陷入糾纏不清、各是其是、甚至會出現實踐結果與理論初衷相反的「悖論」。劉先生在其文章中已多引證,此不贅述。任何理論都只是一種概念上的模型,運用不當,都有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佛法修行重在智慧成就。否則,智慧不到,像佛祖所講「天下地上,唯我獨尊」或我們常言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至理名言都可能會是各種惡行惡果的罪魁禍首。這也是佛家要破的另一執││法執。所有法都可能有用有誤,但如執指為月,則會「有執皆苦」。佛說「法者,筏也」,過河後應捨。中國禪宗一直有參話頭的思辨修行方式。很多話頭公案就如現今的無厘頭,或不知所云,或答非所問,或自相矛盾、或似異常簡單。其目的之一就是將參話頭者逼入語言文字陷阱絕境。參話頭者如不能幡然醒悟,打破語言文字的「法執」,就算他參破頭也不能「明心見性」。一直很喜歡中國傳統的普世價值「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人耳」。但如不懂變通,一樣也會適得其反。故如能更進一步地做到「所欲與之聚之,不一定;所惡勿施人耳,看情況」而能恰到好處,就更妙。「洽」與「恰」,智慧之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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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是香港文化藝術的重災區  回應舒華《三訪梁振英談成立文化局》 (蕭 滋)

  上期《明報月刋》發表舒華《三訪梁振英談成立文化局》的文章,這篇文章首次較全面地介紹梁振英先生關於解決和發展香港文化問題的理念。我認為切中香港文化問題要害,十分贊同,現我就我所了解到的視覺藝術方面的現狀和問題談談個人的意見與建議,供將來主政者參考。  傳統的視覺藝術主要包含繪畫、雕塑和建築,而繪畫又是重中之重(東方還包含書法和篆刻),但是隨着近百年科技的發展、觀念的開放,裝置、攝影、數碼、觀念、行為等新的門類不斷湧現,而且日新月異,於是繪畫藝術日益不受重視,西方藝術圈甚至出現「繪畫已經死亡」的論調。香港大專院校的藝術院系幾乎都放棄過去數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基本功訓練,強調與國際接軌,讓學生自由選擇學科,於是近年畢業生具備繪畫創作能力的少之又少。現在香港夠格稱為畫家者都已是中老年人,後繼乏人,畫家人數銳減,水準不斷下降,而又以西方繪畫尤甚。香港的視覺藝術已遠遠落後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如此下去恐怕連澳門也不如了。希望政府新任文化局局長重視這個問題,我並提出下列意見供參考:  一、特區政府應重新修訂香港回歸初期通過的香港文化政策,改變政府無為而治,全盤民間主導(實即文化方面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做法。但是「尊重表達自由,保護知識產權」等核心價值應予保留,並嚴格執行。  二、香港不應只有演藝學院,還應設立視覺藝術學院,這所學院應以培養藝術家為主,應給予學生全面的理論和基本功訓練,四年時間不夠,甚至可以延至五年或六年,或從高中開始招生。教统局所屬各大專院校其藝術系亦應適當調整其分工和功能。  三、香港應該設立兩個藝術館,其一收藏和展覽中外藝術家作品,另一購藏和展覽香港藝術家作品。後者應有任務通過收購香港專業畫家優秀作品和舉辦包括展覽在內的各種活動支持和推動香港藝術的發展。現有的香港藝術館和即將成立的西九M+藝術館是否可以進行這樣的分工呢?  四、幫助專業畫家解決生計,使能安心創作。現在香港的所謂專業畫家幾乎全部靠教畫謀生,請問哪有時間靜心創作和研究?除第三條建議香港藝術館有責任購藏香港優秀藝術品,並建議政府撥出合適的文物舊建築供藝術團體或畫商設立專為香港藝術家銷售作品的畫廊,使一般的藝術家作品也有銷售的機會。  五、應協助民間成立文化藝術各領域的團體來組織和推動各項工作。香港的藝術團體多如牛毛,但都是藝術家和愛好者的自由組合,一般只是起到普及作用。於是有些藝術家嚮往中國內地式的全國美術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我則認為也不適合香港。我認為還是應由民間主導,但政府應在設施和經費上給予支持,並定出一些這類團體應該共同遵守的條例。光是視覺藝術應可辦成好幾個團體,我深信這類藝團辦得好,應能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限於篇幅,不多寫了。  (作者是前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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