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音樂會到龔如心 (龔中心)

耀明先生: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參加《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玫瑰與蝴蝶││陳歌辛陳鋼父子作品音樂會」,那天撞見《明報月刊》編輯問我一句:「為何支持音樂會?」我脫口而出:「被潘耀明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熱誠感動了。」昨天看最近一期的《明月》(去年八月號)至凌晨,很喜歡你說的:「理想像一道陽光,仍然在我們的腦海閃爍。」「略盡綿力,朝着迢遙的理想境界進發……。」當今的世界,多的是為了功利,丟掉公義;重了權力,輕了情義。但仍有像你這樣的、不時「散發出一抹幽微的亮光」。在這炎涼的世界,帶來了溫暖的希望。李嬰(編按:龔中心夫婿)讓我捎話,說此期文章特別精彩。  我想我們都很認同沈祖堯校長的辦學思想,教書即是教人,老師要以身示教。我在國內研究生的導師郭教授今年已一百歲了,是位典型的學者,只做學問,淡薄名利。如今的醫務界,醫生成了醫商,醫院成了利用病人的痛苦來牟利的機構,真讓我們老一輩的醫務人員痛心哪!想當年,在青海我還懷着小縈,半夜裏披星戴月,攀山涉水,到少數民族人家去看病,喝下他們奉上的鹽茶,茶碗被用來抹病人的汗水、又拭桌灰的的漆黑纏腰帶擦拭過。我們是怎麼樣的心情呢?只盼病人能夠好就開心了。不知道當代的醫生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我們這一代倒確確實實是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成長的呢!  謝謝你經常送書刊給我們,大大豐富了我們的精神世界。  這期陳祖芬的《為自己活一天》,也很touching。她描寫了陪老媽媽看電影的過程,不禁令我又回憶起我媽那年九十歲(二○○四年初),卻陪着她的大女兒在波士頓開刀、化療和放療。我要上班,只能在周末飛過去一周,帶了生生熟熟的食品給老媽媽和姐姐吃,她們所住的公寓,距離醫院慢慢走也要十五分鐘。二人同用一張輪椅,誰推累了就換一下。這樣做了六周,是二○○四年夏末秋初時節,母女倆朝夕相處、相依為命,度過姐姐生命中最後三年。寫到此處,心裏已經十分痛楚,就此擱筆吧!  龔中心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  (今日是我和李嬰四十三周年結婚紀念日。)  元旦剛過,春節將至。這些天格外思念姐姐。八年前,姐姐就是這個時候去美國檢查和診斷的。那年媽媽已九十周歲了,卻陪伴着她的大女兒在波士頓開刀、化療和放療。尤其是做放療時,天天要去醫院。我在密西根大學上班,只能在周五晚上乘夜班機飛過去……   過了年,媽媽就虛歲九十九了,而姐姐到四月三日已離開我們五年了。  龔中心  二○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作者是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市場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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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還事實真相的時候了  黃苗子是告密者嗎? (日更昊)

  黃苗子以百歲高齡載譽離世了。他生前若干年來受到一些人的造謠污衊,對他本人來說,這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他死後更是得到了解脫。不過,大陸和香港的少數媒體,在他身前身後還按照造謠者的口徑,說他是什麼「告密者」、「文壇猶大」。看來,似有必要把這個被歪曲了的事實進一步加以澄清。  事情的起因是:章詒和在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於《南方周末》發難,發表了《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的文章,聳人聽聞地說,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的,不是那個錯亂的年代,而是「他的至交黃苗子等人」。李玉臻:根本不存在黃苗子告密的問題  她的根據是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告訴她,一份關於聶紺弩的檔案材料上是這樣說的。後來,她自己也看了山西高等法院前院長李玉臻(筆名寓真)所寫的報告文學《聶紺弩刑事檔案》(刊《中國作家》雜誌二○○九年第二期)。章詒和根據其中所述斷定:聶紺弩進監獄,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這些朋友當中主要的是黃苗子。  章詒和以煽情筆調寫出來的文章(例如說她自己看完李氏的報告文學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有一些人同意她的「揭露」;也有更多人表示反對,認為在李玉臻的報告文學中根本找不到揭露黃苗子「主動告密」的片言隻字。章詒和是牽強附會,是捏造。這個事件已過去了兩三年。人們已慢慢把它淡忘了。那麼,是不是沒有下文了呢?不是。  事情的源頭李玉臻早已在二○○九年四月,發表了《莫怪吾人翻檔案││寓真先生答友問》(刊登在「真名網」上),澄清事情真相。  他在談話中不但沒有說黃苗子是主動告密的人,而且指出:「 我雖然也寫到了檢舉揭發的事情,但從全篇的主題來說,如果把注意點轉到誰舉報、誰告密的問題上,這就可能會捨本求末、去實務華。我在提到聶紺弩的舉報人時,主要是想指出一種歷史現象。那些事情是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整個知識界在受難,不論怎樣的行為都是一種被動狀態,談不上有多少主動的因素。網上有的文章,大概是出於讀者的個人理解和感受吧,說法有不準確、或者說是誤解的地方,這確實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說在《聶紺弩刑事檔案》裏的一個章節中,「『有一份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遞給公安機關的報告。報告提供人可能是一個國家機關的幹部』……有的文章在引述這事的時候,出現了張冠李戴的誤解」。(編按:《聶紺弩刑事檔案》原文見本頁附錄。)正是章詒和在她另一篇文章裏,硬說給公安機關寫這個報告的人是黃苗子。  李玉臻對人說,根本不存在黃苗子告密的問題,更談不上什麼「主動告密」。對聶紺弩深有研究的李私下說,其實聶被送進監獄,不是由於什麼人告密,而是由於他對別人說江青和林彪有曖昧關係。  對於章詒和指責黃苗子等把聶紺弩「一筆一劃地寫進監獄」的荒誕捏造,這是最有力的揭穿。  本來,李玉臻的談話和別人大量批評反駁章詒和行徑的文章,應當能使這位文壇誹謗者停止她的勾當。可是,二○○九年四月,她發表博客,且戰且退,說:「我沒錯」。逐個搞「二流堂」成員  事過一年多,章詒和已在香港進行了長期的活動後,忽然對《南方周刊》發表談話(阿波羅新聞網二○一○年八月七日轉載),說她攻擊黃苗子的文章引來「無數的批評和質疑,對她有極大的傷害」。可是她仍然不悔改,還要繼續寫「告密者」。 她說:「我以後寫的包括告密者也有故事。我就想把這些故事說出來。」  這種奇異的「故事」已經有人在接着說了。說的人就是上文提到的告訴章詒和「黃苗子告密」一事的謝泳。此人曾在深圳發表長篇演說,胡說一九四六年在北京發生的「沈崇事件」是共產黨製造的、用來醜化美國和國民黨統治的苦肉計。他說當時被美國兵強姦的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十幾歲)是地下黨員,受黨的指派製造了這個並不存在的強姦案。他的主要依據是美國的解密文件,說美國法庭已經改判那個美國兵無罪。這件早有定案的事件,過了幾十年還被謝泳利用美國人的說法妄圖翻案,手法實在太拙劣。他的勾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同時,生怕讀者不明白他們的真實意圖和攻擊對象,網上發表了一些文章,指明沈崇就是名畫家丁聰的夫人沈峻。  了解內情的人,對此一點也不奇怪。黃苗子事件出來以後,從章詒和與謝泳的圈子裏傳出消息:他們計劃逐個搞「二流堂」的主要成員,第一個是黃苗子,第二個是馮亦代,第三個是丁聰。以後就要往上搞了。   章詒和帶頭整了九十六歲的黃苗子和(網上說和她有過感情關係的)已故的馮亦代,然後輪到她的搭檔謝泳來整八十多歲的沈峻,捎帶不直接指明已故的丁聰。拿活着的八九十歲老人和死人當表面上的靶子,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真正目的,這豈只像北京話所說的:「缺了大德」,而是反人道和反人性的勾當。黃苗子認為不值一顧  章詒和的努力整倒整垮了又老又病的黃苗子了嗎?  黃苗子在醫院裏聽到人們給他敍述事情的全貌。他泰然處之,認為不值一顧。他對探望的人說:「唧唧復唧唧,老頭在休息,偶聞風雨聲,何須去歎息。」他在病稍好時,乾脆在病榻旁支起了畫架,跟幾十年來一樣,繼續畫他的畫,寫他的字。  二○○九年六月至八月,蘇州博物館裏舉辦了他的書畫展,以清代詩人龔自珍的一句詩「三生風雨夢蘇州」作為畫展的名字。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在黃苗子夫人郁風的故鄉浙江富陽舉行了郁風黃苗子藝術館成立典禮,許多文化界名人出席。國務院發去了由國務委員劉延東署名的賀信,信中指出,郁風、黃苗子伉儷是我國當代卓有成就和影響的著名藝術家,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即投身於左翼文藝事業,在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中也貢獻良多。在數十年藝術生涯中,他們始終堅持對藝術的篤敬信念和真誠追求,勤奮耕耘,碩果累累。他們的藝術創作、研究和活動響應社會進步的旋律,伴隨時代前進的脈搏,演繹出獨特、優美的樂章。信中特別指出,他們為藝術界樹立起「德藝雙馨」的典範。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黃苗子獲得了中華藝文獎的終身成就獎。  這期間,章詒和在香港也沒閒着。二○一○年七月她在亞洲書展辦了一個稱作「軌蹟:從『貴族』『細講』到『卧底』」的講座,儼然成了「卧底」專家。她還在香港參加國際獨立中文筆會的活動,而她曾在二○○四年領取過這個團體的「自由寫作獎」。  大家不妨看看,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故事」和「研究成果」,是如何顛倒是非的「奇文」。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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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 (胡重生)

  也許是上天的作弄,原先託人在港購買二○一二年一月號的《明月》,想一看各家對新的一年有什麼期望,但帶回來的卻是二○一一年十二月號,寫的是「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看得心酸。  如《八十年一夢》,看到白樺先生寫中國文人對忠君愛國的迷惘與徬徨。讀馬悅然先生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隱約看到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腳底下所輸出的所謂「孔子學院」,到底是怎麼樣的貨色。孔子也者,在中國文革時是反革命罪,在太平盛世的今天,是當權者輸往外國的政治宣傳工具。  一篇《從虛無中追尋生命的家園》,道出的是「中國文化的苦旅」。《如果連教育都開始腐爛》正正指出現今中國文化的沉淪。不過,不才仍覺得作者寫的標題太厚道,能把「如果」兩字刪去更加貼切。  寫到此處,又令我想起早前在《明月》二○一一年五月號讀到,由莊因先生所寫的《中國國歌再譜新聲芻議》,他覺得現在的新中國繁榮安定、國富民強。《義勇軍進行曲》不再合國情需要,建議另譜新聲云云。  世人真的善忘,有學養的海外華裔知識分子更是胸襟廣闊,汶川豆腐渣工程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大頭娃娃事件也隨風消散,他們聽聞的只是中國日益強大。  也許,我對莊因先生太嚴苛,也許他的《芻議》晚一年寫下,有機會讀到其後在神州大地所發生的一連串蟻民抗爭消息,如汕尾烏坎村、汕頭海門鎮民眾抗爭活動等,莊因先生未必會再有什麼新芻議。  中國空有數千年文化,真正諸子百家爭鳴的只有春秋戰國時代,漢武帝獨採董仲舒之議,獨崇儒術、罷黜百家,造成以後思想運動僵化,一代接一代的犬儒,腦子裏有的是忠君愛國,糊塗得要命,笨拙得要死。  《高風亮節哪裏去了?》,王賢才先生未免太強人所難,倒不如清議算了。毛主席早已說過搞革命不是請客食飯,而是要用性命作賭注,君不見「大鳴大放」者的下場如何慘烈,所謂百忍成金,還是忍手、忍口,既養生亦存孝。  都是林泉忠先生寫得坦白,「論今日文化之興國」,實應以日為師。  (來信傳真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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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虛名值幾錢  回應程翔《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 (曾敏之)

  我於《明報月刊》發表關於「六四」《文匯報》開天窗以「痛心疾首」一詞代社論的經歷,不論當時的時間、處境、後果……都作了真實的交代,絕無違背真實的原則。但是卻引出程翔先生撰寫長文《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對我作善意的勸告。遺憾的是程翔先生可能因傳聞及為人掩護之誤,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的澄清聲明——  第一,程翔先生說「六四」時期,金堯如先生曾為了維護我的安全,安排我到新加坡避難,認為我在《曾敏之評傳》中隻字不提,有失「感恩」之義。事實卻非如程翔先生所判斷,我當年是賣畫籌得旅費買機票遠飛加拿大溫哥華的,有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出境證明,有溫哥華入境驗證的證明,有溫哥華的朋友劉敦仁可證明。程翔先生未作「深究」查明真相,遽信人言,是錯誤的。  第二,程翔先生記述,當「痛心疾首」的社論出台時,他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沒有參與其事。可是他卻說「李子誦與金堯如交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夫復可言』,一個是『痛心疾首』」。很顯然,程翔先生的記述是自相矛盾的,是虛構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我的交代明明白白,是我與李子誦先生交換意見於深夜,通過電話取得一致,即向新華社張浚生副社長請示,得到同意以「痛心疾首」作社論發表的,程翔先生何來兩個版本?又何來與金堯如先生扯在一起呢?  第三,我自從離開《文匯報》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向人訴說過有關開天窗的事,也未寫過文章,直到我於《評傳》作全部交代。因此,程翔先生引述什麼專欄作家潘惠蓮向我作什麼專訪的談話,更是捏造的「新聞」;程翔先生卻引用了,我真為具有卓識判斷的採訪高手程翔先生感到「良知」失落的難過!為何難釋懷?  第四,程翔先生以誠懇的態度勸我放下對李子誦、金堯如兩先生的誤會,可是我之耿耿於懷,不是因為有爭功的私心,而是對李子誦先生同意辭職繼而反悔後,竟然把《文匯報》視為他的私產,企圖與新華社「打官司」,爭「自主權」。我是堅持他應該辭職和反對他「打官司」的。因此,他與金堯如先生背信,隱藏他們的意圖,進而不經正當手續免掉副社長陳伯堅的職務,所以我是難以「釋懷」的。當然,時間將會助我淡化一切。  第五,李子誦先生在《當代》月刊把我列為顧問,我在溫哥華致電反對,早已除名。程翔先生說我回港後向他提及除去顧問名銜的一段談話不是事實,全屬虛構。  最後,程翔先生指我在《評傳》有反映「爭功」的思想感情,我要引我的知己老友陳凡先生寫的擲地有聲的兩句詩來回答——  丈夫所貴在肝膽,不問虛名值幾錢!    (作者是香港《文匯報》前代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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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心路中的公義、關懷與承擔 (何懷碩)

  劉曉波因言論遭判刑與艾未未「被失蹤」事件,全球中文報刊多有報道。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應被「國家」隨便剝奪,是今日普世的共識。大國崛起,若只在經濟方面,而「國強民弱」,公民無思想言論之自由,則「人民共和國」仍須努力才能名實相符。  余杰《我盼望早日與艾未未自由辯論》一文(《明報月刊》五月號)表明支持艾未未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表明不喜歡艾未未的作風和他的「藝術作品」。啟蒙運動大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拼死也要維護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余杰不含糊的做到了。余杰與劉曉波反對以暴易暴的民椊主義。余杰批評艾青「以私誼取代公義」(引述白樺批判艾青「人格分裂」),遭到艾未未辱罵。所謂「知識分子」,除了正氣與率真、熱誠與敢言之外,還應有其他重要的品質。  在台灣「戒嚴時期」之末,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的空氣高漲之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丁邦新所長在《聯合報》發表了《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一文(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四月二十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與之抗衡。當時海內外各報刊有不少回應文章,形成一個「筆戰」。兩個月後台北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部分文章編輯而成《一些中國人的想法》一書。我當時批評丁邦新的心態是「以私恩取代公義」。一個受到「黨國」栽培的流亡學生,學而有成,感恩圖報。看到社會有批評政府的言論,寫文為政府說項,批評國民「訓政」不足,不足以享民主「憲政」。回想二十多年前那場筆戰,可知高級知識人亦不乏以私情取代公義的謬誤。  在艾未未「被失蹤」之前半年,我因應杭州中國美院之邀參加「林風眠誕辰一一〇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外寫了《林風眠與其成為名畫家的學生——中國美術今日與明日的思考》一文,發表於《明報月刊》今年一月號。文中有一段﹕「時代潮流主宰藝術的價值判斷,藝術家喪失獨立自主的判斷力而不自知。這是當代藝術界可悲的事。更可悲的是藝術界極少有覺悟或有抗逆當代荒謬潮流的勇氣與能力。許多人樂充新潮先鋒,當然也有人因依附潮流而名利兼得。典型的例子如已故名詩人之子,一方面是人權運動的勇者,一方面卻是充當西方後殖民文化的旗手而不自知。何其令人扼腕!」我不直書其名,因為基本上我對維護人權的勇者有敬意。  但是,我們對藝術家身份的知識分子為中國社會的公義發聲,表達支持與讚美;而對其藝術的良窳(非指其藝術成就的優劣,指其對中國藝術發展方向影響的良窳),我們也不能不加檢討。這才是理性和正確的態度。  二十多年來中國的藝術「新潮」,以西方的前衛藝術馬首是瞻,造成追隨、模倣、抄襲西方當代藝術的狂潮,以為那就是「國際性、世界性、全球化」的大道,就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正途。艾未未現在成為西方前衛藝術的新教主。而且因勇敢參加維權運動,更加聲名大噪。艾未未整理川震死難學生的名字和生日,在每個孩子的生日到來的時候,便將孩子的資料發布在推特上。「劉曉波說,這也許是艾未未最好的一件行為藝術作品。」(見上舉余杰文)西方當代藝術有所謂「行為藝術」、「觀念藝術」、「身體藝術」、「裝置藝術」等。中國藝術家把它當「令箭」,亦步亦趨,奉為圭臬。四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刊登艾未未在網絡發布一件「行為藝術作品」,稱為《一虎八奶圖》,是一張艾未未(一虎)與四個女子(八奶)全裸照片。這種「藝術家」,能因「維權」受到讚許,就連他的「藝術作品」也跟着「得道升天」,應該贏得讚美嗎?  這不能不使我想到過去一切都以「蘇聯老大哥」為宗師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都向蘇聯看齊。留學生以留蘇為首選,俄文為第一外語;繪畫也以蘇式油畫為範式。現在則棄蘇就美。艾未未曾「混迹紐約十二年」,其公寓「為許多中國未來藝術家在美國的中轉站」(見《明報月刊》五月號「艾未未簡介」)。這不禁使人猛省﹕為什麼中國新潮畫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多依附一時之霸權,所謂「強勢文化」,不是蘇聯,便是美國?真正的藝術家對外來之藝術文化,不是有批判的吸收,並創造出現代的中國藝術,卻是不管思想觀念、流派名稱、工具材料到表現形式,一概從西方全盤照搬,以與文化霸權「接軌」為達成中國藝術「世界性、國際化」之目標。這種毫無獨立主體性、西式的「前衛藝術」,豈不是如假包換的自我殖民化的藝術?與大國崛起的願景,是何等巨大的落差?  民族的生存發展依恃武力與經濟不可長久,文化的維護、發揚與不斷有新的創造,才是不可動搖的根基。  恐怖攻擊的產生,根本上是文化的衝突。歐美近世對異文化的霸據,在軍事的侵略和經濟的掠奪之外,文化的擴張,尤其是二戰之後,美國文化主宰全球的野心,以各種力量使全球「美國化」,來鞏固其霸主的地位,達到操控全球的目的。對異文化的輕視、敵視、壓迫、排擠、滲透、蠱惑與腐化,使回教文化各民族出現生存的危機。世界強權若不能自我反省,尊重而平等對待非我族文化,暴力報復將無止境。但希望強權反省遷善與希望恐怖攻擊放下屠刀,一樣困難。  假如中國的崛起,他日成為超強,但因為沒能維護傳統、創造新文化,而一味承襲西方現代文化,即使崛起也是枉然,因為只不過是一個西方式的中國。藝術是文化最高的象徵。二三十年來西方當代藝術駸駸焉成為中青年一代最「紅火」的潮流。不僅全盤「橫的移植」,在本土稱雄,而且衝擊了傳統一脈相承的本土文化,相當程度地扭曲、異質化與阻遏了中國藝術文化應然的發展方向。這是令人深深憂慮的極廣遠的問題。  我與大家一樣支持劉曉波、艾未未發展言論的自由,欽佩他們爭自由的勇氣與熱誠;但我覺得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生命的承繼發揚,還應有一份深切的關懷與承擔。寫此小文拳拳之意在此。我相信民主自由不可遏阻,必會逐漸實現;而中國文化若異質化,其深遠的悲劇,將如臭氧層的破裂,永遠難以補回。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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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 (周永祥)

  鋼琴大師傅聰說過,最好的音樂是古琴音樂,最好的畫是山水畫。隨便問問香港的大學生,相信十居其九都不知道古琴和山水畫是啥。如果連這些最精緻的中國文化,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還能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呢?許冠文拍過一部電影《雞同鴨講》,他就分析得很好,肯德基炸雞和漢堡包可以世界流行,並不是東西特別好吃,而北京填鴨(廣東火鴨)和小籠包(叉燒包)只能在外國唐人街有得賣,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好吃,而是不知道怎樣去包裝推銷罷了!  當代中國音樂、藝術還未有傑出的作品,主因是政治文化。沒有個性的作品,又怎可能和人家比呢?半個世紀都過去了,就只有一首《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還流行,固然是它的旋律優美,深層的意義則是梁祝故事深入民心。祝英台一個弱質女子,為了追求自由,能反抗父權並抗婚,聽眾特別欣賞主題音樂,這是情感投射的結果。  很多人說過,音樂其實是流動的抽象畫,而畫就是靜止的音樂,如果說音樂可以表達七情六欲,當然畫也可以;寫實畫可以,抽象畫更無所不能,如果說「非形象」的繪畫,不能表達人文精神,可能有些失言了。先講近的,一百年前康定斯基就提出抽象畫可以用色彩和線條,在無形無狀的情形下,加以安排,表現出深沉的精神世界,這是新觀念。講遠的,佛祖說法,他拿出一朵花,已經有形狀了,弟子就是沒有反應,只有摩訶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祖將他的「禪心」傳給他。抽象畫的本意就是希望觀眾能欣賞到畫家當時作畫的感覺,真是不立形狀,直指人心,吳冠中送給香港藝術館的《雙燕》真是一幅傑出的作品,我們不知道香港畫評人有沒有分析過這件作品,它深得蒙德里安的風格,更結合了中國傳統繪畫留白的極致,越簡單,越豐富,主題「雙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為名利所困。不知香港有否真正的「知音」!香港人不懂「抽象畫」就像不懂「禪」一樣!  香港一名富豪在紐約用兩千萬美元投得安迪.華荷所作的毛主席像,照片更登上了美國一流美術雜誌,那有什麼稀奇!金玉其外罷了,真正的藝術哪用錢買?天地之間你擁有的何其多?星星、月亮、山、水,一花一草都因你而在,《明月》時常刊登顧媚、高行健、王無邪諸位大師的畫作,我看了就歡喜,洋人只了解趙無極、朱德群、高行健,當他們是國寶。劉曉波大師還在為我們坐牢的時候,再一次,我們還能談什麼未來的中國音樂和藝術呢!  (來信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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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獨生子 (方潤)

  貴刊一月號剛刊出葉廷芳先生的《尊重自然設定的「警戒線」——一胎政策的各種問題》。我想很多讀者都逐漸明白一胎政策帶來的問題和嚴峻局面。正如葉先生舉各地例子,隨着社會發展,鼓勵「二胎」也不會令人口失控,而且還有助減輕因父母重男輕女而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對於葉先生的建議,我很希望中共能夠接納落實。  可是,為了強調一胎政策的問題,而強調「獨生子女心理問題多」,卻有如把眾多獨生子女「拉下水」作陪鬥般,令人十分不快。更有甚者,借用個別專家之口稱「獨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種病態」,這樣豈不是把獨生子女都打成「病人」﹖我想主流心理學界不會有這樣的認定吧﹖  當然,內地「小皇帝」都是獨生,但外地也有很多「自然」出現的獨生子女,並不見得心理就較有兄弟姊妹的脆弱。例如日本心理學家田村正晨在《我家有個獨生子!》提及,獨生子女的心理和成長中面臨的困難有其獨特之處,但這不代表獨生子女只有缺點沒有優點。例如因為家中沒有兄弟姊妹相爭,獨生子女的安全感比較強、較易信任別人。獨生子女有他們獨特的問題和優點,有兄弟姊妹的也有他們的問題和優點,就像慣用左手右手一樣,沒有「誰較好」的問題。  內地「小皇帝」的問題,並不純粹因為「獨生」,而是因為「整個國家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失去比較標準﹔「倒金字塔」式的家族結構令他們「萬千寵愛在一身」﹔再加上出城打工的農民工多,於是把子女留給祖輩照顧。這些才是導致「小皇帝」問題的元兇。至於外地的獨生子女,一來童年已有其他「有兄弟姊妹」的玩伴可以觀察、二來家長亦能學習家族中其他有兄弟姊妹的親戚的育兒態度,所以家長不至於像內地的一面倒,子女亦不見得都被寵壞。(當然外地子女一樣有被寵壞的,無論是否獨生,但重點是並非集中於獨生子女身上。)  歧視獨生子女是源自長久以來的刻板傳統印象,現在已是廿一世紀,應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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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復帖》版本一問 (汪威廉)

  我夙聞「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是傳統小說裏形容的「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的典型才子。劉海粟先生說過,張先生也是「鳥羽體」的首創者。我對「鳥羽體」惘然無知,但心存好奇。近讀《明月》四十五周年紀念號,在《張伯駒潘素作品》頁中,終於看到張先生所題「同氣並芳」四個字,才算有緣一睹熔真草篆隸於一爐,動中有穩、穩中有動,猶如飛舞空中的羽毛之書法美姿。  張先生的生平事迹,以捐獻大批古董給國家最為人所稱道。在他捐出文物當中,又以《平復帖》被公認為墨寶中的極品,國寶中的冠冕。  記得二〇〇三年夏天,北京故宮博物院購入《出師頌》一帖,曾引起學界對鑑定問題的激烈討論。該院及時主辦《銘心絕品﹕兩晉隋唐法書名迹特展》,展出下列五件最負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字帖﹕西晉陸機《平復帖》、東晉王獻之《中秋帖》、東晉王珣《伯遠帖》、隋人摹本西晉索靖《出師頌》,以及唐人馮承素摹本王羲之《蘭亭序帖》。對每個文物的時間與定位,都很清楚地擺明了。  故宮的論點是,辨明真偽之餘,文物本身的藝術價值,應該也是庋藏的重要標準。《出師頌》題跋赫然有宋高宗「晉墨」御筆。既經帝王鑑定,必是真迹無疑。不過,有人發現此兩字竟是後人偽造的。清代乾隆年間出版的《御製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一書,早已排定《出師頌》是隋人摹本。雖是遲至隋代的作品,它畢竟比那唐人臨摹王羲之的《蘭亭序帖》還早。而且,從藝術觀點品評,仍為上乘之作,才被列入「銘心」的「絕品」。  上述五帖之中,《出師頌》的「新」故事外,有關《蘭亭序帖》的古老傳奇,歷代都有。精明的「三希堂」堂主因而乾脆割愛此帖,代之以僅有四行二十八字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有趣的是,這件短帖也有個嶄新的故事﹕我們用現代X光機透視,就可看出它是利用「雙鈎填空」的手法描摹而成的。原來,愛慕晉人書法是唐代的社會風氣,官家訓練大批臨摹高手,「雙鈎填空」就是他們常用的一種技術。  張先生慨捐的《平復帖》,是存世的法帖之祖,向來無人懷疑。啟功先生曾為此寫過一篇考證文章,結語如下﹕「十年遍校流沙簡,《平復》無慚署墨皇。」看遍漢簡之後,他終於認定《平復》的崇高地位。  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晉平復祖帖斷想》一文,談到張先生「為保管《平復帖》,經歷綁票,險些送命,後破家逃難……歷代的收藏家包括帝王在內,都在《平復帖》上鈐下了自己的印迹,唯有這個張伯駒,沒有印上自己的大名,僅留有一個『京兆』閒章而已。」  在《平復帖》上,張伯駒先生真的「沒有印上自己的大名」嗎?我要打個問號!一九八四年台北出版《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法書篇》十三冊。第一冊第十至十二頁是《平復帖》圖片。卷末附有董其昌甲辰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即公元一六〇五年)題跋。第十一頁確有「京兆」一印,第十、十二兩頁分別出現「張伯駒父珍藏之印」及「張伯駒珍藏印」兩枚篆字印章。如果《人民日報》文章所說是真的,台北出版的圖片如何解釋呢?難道《平復帖》也有不同的版本嗎?  (來信寄自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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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藝之「小路、大路」想起 (汪威廉)

  六月底過世的名畫家吳冠中先生曾說﹕「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一百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  齊白石也是畫家,是不是吳先生也犯上「文人相輕」、「同行相忌」的陋習呢?當然不是!那麼,何謂「小路」和「大路」?怎樣才叫「娛己娛人」或「震撼人心」呢?  讓我先講兩則有關齊先生畫畫的故事。抗戰期間,北平偽警司令、特務頭子宣鐵吾求畫,老先生畫了一隻螃蟹,栩栩如生,眾人稱讚。接着,他舉筆疾書﹕「鐵吾將軍﹕看你橫行到幾時?」還有一幅是鼻子塗白粉,頭上戴黑紗帽的不倒翁圖像,贈送另一漢奸,附有七絕一首﹕「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渾身何處有心肝?」我想,上述故事,豈只是「娛己娛人」?至少也可「大快人心」矣。  牽涉到文藝創作的路向,問題就複雜了。我手頭的七月號《明報月刊》,正好刊出「二十一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特輯,其中包括高行健和劉再復兩位作家的大作。高先生強調文學要「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務必擺脫政治意識形態而「返璞歸真」尋回人性。劉先生回溯從晚清到「五四運動」的歷史,寫道﹕「五四的核心價值是個人,是『己』,是自我」,並以郭沫若《鳳凰涅槃》為例,「宣布的是假我的死亡,真我的誕生。」但是,一九二五年底,郭沫若寫《文藝論集》序言時便承認自己「太奢侈」、「僭妄」了。他「從『為自我而藝術』一百八十度地轉變成『為革命而藝術』,宣布了一次新的涅槃,即集體精神自殺。」  接下去,劉先生免不了也提到魯迅﹕「結束徬徨後的魯迅接受了『階級論』,也反映了當時時代性的大思潮﹕用階級意識取代個人意識,用文學階級性取代文學自性。」  假如把一大堆「小路、大路」,「群性、自性」,「群體、個體」的理論攤開,取捨之間,也許會產生一種「正途」與「歪路」的錯覺。其實,「大路」是路,「小路」也是路,都可以走下去。突出「自性」,描寫「群體」,都能創造傑作。魯迅曾經模仿尼采的語氣,說出自己寫作的心路歷程﹕「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以為快活。」我倒認為,用「血」寫的是文藝,用淚、汗,以及喜、怒、哀、樂、哭、笑等真情流露的作品,也是文藝。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云﹕「違乎中道以立名於後世者,足以驚俗,不足以化眾,皆古人所不取。故如上世所傳許由、務光之事,信為深遠,而不見稱於孔孟;屈原、嚴光之行,信為超卓,而不見錄於《通鑑》。」張先生所主張的是「中庸之道」。或許有人認為「震撼人心」似乎有「驚俗」之嫌,而「娛己娛人」方足以「化眾」也。  貴刊十月號李澤厚先生特輯中,劉再復先生的《李澤厚哲學體系的門外描述》鴻文又說:李澤厚的歷史本體論提出另一重大範疇就是「度」……要掌握好這個度。我認為這個「度」就是歷史學者張先生所主張「立名於後世」的「中道」,亦即理學家朱熹「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詮釋,佛教常用「不落兩邊」的禪語。  魯迅為階級意識而「吶喊」,當然也是局限於時勢與環境。吳冠中先生看到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壇市場化的現象,不論在小說、繪畫、電影、音樂各方面,數量雖多,缺少傑作。他那「小路」、「大路」的二分法,必定是有感而發的吧!  (來信寄自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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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誤區 (賀越明)

  作為一場文化饗宴的上海世博會開幕,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引發《明報月刊》五月號上幾位文化學者談論「城市化」的特輯,可謂適得其時,切中肯綮。然而,從文化視角觀照「城市化」的圖景有先天不足,如王曉明先生的連串發問在文化層面只能是 「無解之問」,因為「城市化」在中國是一個戰略問題,直接關係邁向現代化之途的路徑選擇,首先決定經濟發展,其次會影響社會變遷,進而衍生或消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果將「城市化」視為一種政策取向而不是文化現象來探究,不難看出某些認知的誤區正在導致實踐的偏差。  誤區之一,「城市化」取代城鎮建設。城市與城鎮,雖一字之異,但內涵不同。只講「城市化」,忽視小城鎮建設,必然造成城市與農村缺乏過渡的中間地帶,城鄉無法形成良性互動,更不用說發揮城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農村的輻射作用了。王曉明文中提及費孝通先生,這位從鄉村田野調查起步的著名社會學家,一九八〇年代還親自帶隊調查,寫出題為《小城鎮,大問題》的系列文章,認為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要靠加快小城鎮建設,城市化應走小城鎮模式,小城鎮發展是鄉村工業帶動的結果等。在「城市化」顯然有「市」無「鎮」的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曾獲高度評價的政策建言呢?  誤區之二,「城市化」變成化農為工。在某些官員眼裏,「城市化」的使命之一,就是把農民引進城市打工。針對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近年來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呼聲很高,這從道德、人權的角度而言無可非議,但歷史形成和遺留的社會結構和戶籍制度,是否應該或能夠在這兩年完全改變,實有必要存疑。農民進城務工,有助於一定程度上脫貧,但也給城市的就業、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環保、福利保障、治安管理等帶來巨大壓力,絕非有限的社會資源所能承載。況且,當農村青年背井離鄉,來到深圳如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工作,收入肯定比種田多,但他們會覺得被所在的城市完全接納嗎?會由衷感到幸福和有尊嚴嗎?  誤區之三,「城市化」等於貪大求洋。在一種累積並展示政績的官場心理驅動下,各地城市發展形成攀比之風,小城市變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變大城市,大城市變大都會,於是向外擴張,汰舊建新,勢必蠶食農地,強拆民居,隨着一片片石屎森林拔地而起,為失地、失房抗爭的一齣齣慘劇輪番上演。前不久,先有新聞稱粵港澳合作「打造」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後有文章說長三角城市群「咬定」世界級,似要在「城市化」上傲視全球。殊不知,被國人視為「世界級大都會」的紐約、倫敦和東京,是在一個多世紀工業化進程中自然形成,而非當地政府以行政力量強力構築的。更關鍵的是,倘若一個國家「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即便將來有幾個城市躋身於國際大都市之列,又有多大的意義?  其實,「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表達的不過是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文明的初級訴求,而現今是原居民感覺有減無增,新移民願望難以實現,大規模「城市化」正在或將會造成的弊端歷歷可見。王曉明文題為《中國「城市化」的路在何方?》同樣,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吳建民接受媒體訪談時也表示:「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太難了」(見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廣州《南方周末》)。的確,方向有誤,路況不明,怎麼會不越走越難,越走越錯呢?  (作者是澳門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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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門之役到韓戰爆發 (孫 克)

  《明報月刊》二〇〇九年十二月號刊一文,記述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國軍第二〇一師師長鄭果,奉命率領兩個團(六〇一團和六〇二團)從台灣開往金門前線,十月下旬迎戰登陸古寧頭的共軍。該文着重描寫六〇二團團長傅伊仁的戰功和英雄氣概,為他事後未得升遷而鳴不平。假如以「金門戰役一團長」為題,倒是題文相符;有錯亦屬次要。可是,《金門古寧頭戰勝共軍六十周年》,分明是紀念整個金門戰役,是否應該寫得全面些?按﹕金門一役,國軍有三個軍參加作戰﹕原來駐守金門的是第廿五軍(軍長沈向奎),歸第廿二兵團司令李良榮指揮;稍後加入作戰成為反擊主力的,是第十八軍(軍長高𣁽元)和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歸第十二兵團司令胡璉指揮。兩個兵團三個軍,並聽命於在台灣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陳誠,如何配屬,如何迎戰,都由他策劃。這一切對整個戰局至為重要,該文隻字不提;反而將陳誠淡化,突出孫立人,使讀者誤會孫對此役重要。第二十五軍轄三個師,該文也隻字不提。固然不說該軍擁有第四十四師(師長范麟)和第四十五師(師長勞聲寰),番號、人名都不提,也不把二〇一師當作該軍的一個師,而且也將鄭果師長淡化,突出傅伊仁團長,使成戰場主角。第十九軍,本與第十八軍一齊登陸,反擊古寧頭共軍,該文卻把「十九軍」說成「廿五軍」,張冠李戴(十九軍這番號固然勾銷了,而廿五軍也說成同二〇一師無關)。該文更颳浮誇風,形容古寧頭一戰「扭轉乾坤」,「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促成經濟起飛」,無異掩蓋了古寧頭戰後國軍依然兵敗如山倒,棄守大片土地,使「反共基地」台灣形勢更加惡劣的真相。任何人只要一讀歷史,都會知道,所謂「拯救」、「促成」,都與古寧頭戰勝共軍無關,而與八個月後韓戰爆發才有關。因此,我將從金門一役到韓戰爆發的時局發展交代一下,俾讀者了解金門一戰的作用,而恍然於「扭轉乾坤」的真正轉捩點。共軍誤判敵情大敗   為使讀者明白金門戰勝共軍,不是一個團長叱咤風雲的結果,有必要介紹此役的前因後果。  遠在一九四八年,大陸戰局已經逆轉,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次年一月宣告「引退」,交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務,自己在幕後策劃繼續反共。他以陳誠為台灣省主席,經營這個面積僅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寶島為「反共基地」,陳又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將多個戰役敗退下來的國軍整訓,並盡量保全嫡系部隊實力。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後中共百萬大軍渡江,橫掃東南各省(另一方面也橫掃西北各省)。退駐金門的是第廿二兵團第廿五軍。胡璉統率的第十二兵團退到廣東汕頭。十月十七日,中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佔領廈門,乘勝將攻隔海相望的金門,交其第廿八軍(軍長朱紹清)和第廿九軍(軍長胡炳雲)負責。葉、韋判斷﹕只需用五個團兵力,即可「解放金門」。由於所徵船隻不夠用,只能以三個團(廿八軍兩個團,廿九軍一個團)於十月廿四夜乘船先行。又為潮汐所誤,到廿五日凌晨二時後,才能登陸金門古寧頭,遇到全副美式裝備的國軍以強大火力對抗。原來這就是陳誠由台灣調來配屬於廿五軍的二〇一師。由於共軍船隻都被炸沉或擱淺,無法返航更載援軍。葉、韋緊急徵召小量船隻,只能運載四個連到金門增援。古寧頭方面,雙方鏖戰竟日,儘管共軍英勇穿插,突破國軍防線,但亦損失慘重。正於此時,胡璉率領的第十八軍和第十九軍,出乎共軍意料,登陸金門,以優勢兵力,將共軍三個團四個連圍殲。十月廿七日戰事結束,國軍宣佈斃傷俘共軍一萬五千人(其中俘虜七千零五十九人全數運往台灣)。  共軍自十月廿五日宣稱「登陸金門」後,三十年後才有下文,透露金門一役,是第三野戰軍成立以來第一次打敗仗;損失數字,一曰傷亡九千餘人,一曰傷亡七千餘人另加俘虜。國軍損失多少?據說僅「一千二百零二十七人陣亡」,信不信由你;但古寧頭大捷,不由你不信。共軍之敗,在於屢勝而驕,誤判敵情,例如以為攻下汕頭前,胡璉率眾浮海而去,是「保全實力」,可能撤往台灣。哪知胡璉在海上兜個圈,速往金門登陸,為此仗爭取了「決戰點優勢」。蔣介石不認為「扭轉乾坤」  蔣介石在台灣得到捷報,也未認為「扭轉乾坤」,他將胡璉等人擊敗共軍,比作二千年前戰國時期齊將田單在莒城反攻,用火牛陣,大破燕兵,當作自己反攻的起步點,手寫「毋忘在莒」四字,叫人拿去金門刻石,振奮士氣。事實上,他未嘗不知,金門雖獲小勝,大陸方面兵敗如山倒。  金門十月廿七日奏凱,共軍卻於此時由廣東打入廣西。十一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四日,共軍連陷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寧。此時,共軍又由湖北、陝西分頭打入四川,十一月卅日佔領重慶。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分別以昆明、雅安投共,使中共兵不血刃而得滇、康兩省。十二月廿七日,共軍佔領成都,結束了四川戰事。國府代總統李宗仁,先已逃往香港再飛美國,國府在大陸的管治告終。  沿海島嶼,亦紛紛棄守。一九五〇年一月,共軍攻佔廣東(近香港)的萬山群島和福建的東山島。二月,國軍放棄浙江的舟山群島——這有段插曲。守軍十五萬(比金門戰勝共軍者多三倍左右),由第九兵團司令石覺率領,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即撤往舟山保全實力。此後每當黑夜,浙江沿海(近舟山)居民,都可看到舟山上空「打下舟山,奉送台灣」八個霓虹大字,金光燦然。消息傳開,觀察家多謂﹕必然有劇戰,好戲在後頭。又豈料十五萬大軍,於某個黑夜分乘十六艘巨輪悄悄離去,翌日天亮,發覺「兵去島空」。香港某報社論為之諷刺曰﹕「從此中共永無打下舟山之虞,台灣自然不必奉送!」三月份幾個黑夜,共軍以營或團為單位,分批乘船偷渡琼州海峽,四月三十日全佔海南島。此島面積也是三萬多平方公里,與台灣相差無幾!金門大捷兩個月後,國軍丟掉桂、黔、川、康、滇共五省,再過四個月,又丟失了相等於台灣面積的諸多島嶼。「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時辰未到!美終於全力撐蔣   古寧頭大捷之後,國軍處境更加惡劣,有目共睹,但蔣介石在台灣「處變不驚」。他寄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雖則歷來都惹人嘲笑,我認為他的估計沒有完全落空。蔣氏明白,中共敗於金門,必再組織更強大的兵力準備再大打,而國共雙方軍力又不成比例,如無外國特別是美國支持,台灣「反共基地」恐怕不保。他對此亦早有打算。在「引退」前,已先後訪問菲律賓和南韓,和兩國反共的總統(季里諾和李承晚)談及反共計劃。對於美國,則不斷派說客,游說參眾兩院親蔣議員,取得他們支持以影響美國政府,改變一九四九年「白皮書」的對華政策,再度援助老蔣。當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重申對華採取不干涉政策,強調美國將不介入中國內戰。換言之,不肯出手援助台灣。親蔣人士(包括台灣的和美國的)都忍不住勸蔣寫文章大罵美國當權派,蔣只說要「忍辱負重」。果然,一月廿四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宣佈一項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的計劃。原來,這是親蔣的美國參議員諾蘭「影響」美國政府的結果。美國政府高層,不再相信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必然「一邊倒」倒向斯大林,他們對付美國會有共同行動,美國要鞏固「太平洋防線」,就一定要支持蔣介石,支持南韓、菲律賓及其他東南亞的反共勢力。儘管美國給予台灣經濟援助後仍繼續觀望,但形勢發展,說明諾蘭一派的預見。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北韓突然大舉進攻南韓,南韓措手不及,三天之內,首都漢城(今稱首爾)失陷。當時美國已得到情報﹕北韓突襲,出自斯大林主意,北韓軍亦全副蘇式裝備;而北韓軍更包括在東北與中共軍合組的軍隊,他們曾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美國政府全力撐蔣,就此決定。六月廿七日,杜魯門總統除了宣稱派海空軍支援南韓抗共,還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聲言要阻遏中共進攻台灣。本來中共已結集十五萬兵力,準備再攻金門,面對美國艦隊,自然不敢輕舉妄動。而「把國民政府在風雨飄搖之中拯救過來」,就是韓戰爆發和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干涉中國內戰。  韓戰發生後,北韓軍勢如破竹,佔領漢城後,直下大田,擊潰駐韓的美軍第二十四師,俘虜師長狄恩,長驅直進,打到大邱,只因戰線拖得太長,暫且停止前進。而美國因大田一敗,老羞成怒,不但在聯合國動員各親美的會員國「援韓」,而且直接派出陸軍入韓。九月五日,美軍在西岸的仁川登陸,迅速向東擴展,截斷深入南韓的北韓軍退路,並以優勢兵力,大舉北進。先前是北韓軍越過「三八線」南下,現在是美軍和南韓軍越過「三八線」北進,且佔領北韓首都平壤,十月,美軍飲馬鴨綠江,美國飛機轟炸中國東北。中共也在十月出兵,「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以五十萬之優勢兵力,壓逼美軍使其退回「三八線」附近。大陸隨即掀起「抗美援朝運動」。局勢發展至此,中共已面對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集中力量「抗美援朝」,無力也不敢在東南面「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及其「反共基地」台灣也就轉危為安。換言之,韓戰爆發才真正是「扭轉乾坤」的轉捩點。  今年六月廿五日是韓戰爆發六十周年,也是美國「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的六十周年。至於所謂「經濟起飛」,當時未有眉目,是多年後的事,與韓戰無直接關係,同金門之役更是「離天九丈遠」。說到蔣介石寄望於世界大戰爆發,雖然不中,亦不太遠。韓戰是兩個陣營角力,又有十八國參加作戰,規模雖不如兩次世界大戰,畢竟也是國際戰爭。要靠外援,才能在台灣立足,蔣在這一點有自知之明。韓戰還給我們何等啟示,已不在本文範圍了。(作者是香港資深戰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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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和清的再回應

  本刊二月號刊出柳和清藏林風眠畫作,劉健威先生三月二日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質疑這批畫作真偽,柳和清先生已作了回應,詳見本刊四月號。四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劉健威又於《信報》發表《拙劣的仿作》、《假作真時真亦假》,指出林氏畫作編號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幅仕女畫是偽作,柳和清再作回應。  ——編者  健威先生大鑒﹕  你的大文《拙劣的仿作》和《假作真時真亦假》針對我收藏的三幅林先生的裸女畫提出質疑。現說明如下﹕  一、本人不懂畫理,但我認為任何一個新課題的完成都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我介紹一些當時的背景情況﹕五十年代初林先生到上海定居,其間經常看越劇、京劇,還看皮影戲、木偶戲。我曾替他購買過北京的泥塑京劇的人物小面具。還記得在閒談中斷斷續續聽他講過,石膏像、模特兒是西洋畫的基礎必修課,又講過人體畫都在畫面中間,其背景都要用光線、色彩來表現,人體在景色之中表現可能對畫面更好,林先生特別讚賞馬奈《草地上的午餐》這幅畫,他把這張畫放在畫桌上。  這幾張人體畫安置在大自然中,我認為這是林先生的一種探索嘗試,我稱它為野外人體畫(並不一定合適)。  這些畫作,畫評人士分析說,可能是林先生在五六十年代表現自然環境中的裸女形象的嘗試(參見陳龍《柳和清藏林氏畫作之我見》,頁廿六,《明報月刊》二〇一〇年二月號)。但是,當時五十年代初文藝政策比較單一,並且收緊,林先生後來就中斷了這方面的創作。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林先生與我一起在大光明電影院聽張春橋動員文化大革命的報告,散會後,我推了自行車,林先生在我身後碰了幾下,並在我耳邊講了一句「來了」就走開,嗣後林先生憂心忡忡,他十分擔心他畫的這些人體畫,如果被紅衛兵拿到,是嚴重的罪證。我冒着風險將他的一批畫裝了二大包,包括這三張,還另有一些初稿,以及未完成的作品等,保存起來。  我再補充一句,如果是「作假」,主要是為利益所驅動,作幾張林先生從未發表過的假畫,目的是什麼呢?  三、現在發表了這幾張探索的畫,應該說不一定符合林先生的本意,但我覺得這些畫對研究林風眠先生的藝術是有意義的。  我相識林風眠先生後收藏他的畫作,共有一百三十多幅,其中覆蓋時間年代較長,其中有未完成的,探索的,有他自己裱畫的,還有紀念品,如趙無極送他的畫刊,傅雷先生送他的書刊,歡迎你來滬指教,鑑定。  祝  近安  柳和清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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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可疑的「秘室」》 (柳和清)

  本刊二月號刊登柳和清藏林風眠畫作,有一個叫劉健威的先生三月二日在《信報》專欄發表文章,質疑這些畫的真偽,柳先生作了回應。此前,馮葉女士曾於一月廿五日與本刊編輯通電話,獲悉本刊發表這批畫作,她認為是假畫。當時馮葉父親過世,她在上海奔喪,編輯希望她看到作品後,若真如她所說是作假,歡迎她作出回應和澄清。當時她答應回港後寫文章給本刊發表,結果一直沒有消息。劉健威的文章發表後,她也曾與本刊聯繫,也再表示會寫文章來。本刊誠懇表示,歡迎她寫文章並提出理據。遺憾的是,本刊到截稿前,既找不到馮女士,也未收到馮女士的文稿。——編者  《信報》副刊專欄三月二日刊登署名劉健威的文章《可疑的「秘室」》。文中提到敝人,現答覆如下:  一、我與林先生交往已有六十三年。我從未說過,這批畫是文革前,一次性從林手上購得的。而是分幾個時期得到的:(一)五〇至六〇年代從林手上購得的。這一時期可以說我是林的主要經濟支持人。(二)文革前夕,林委託我保管或毀掉的。其中裸女和草稿佔多。(三)林獲釋後收我小女學畫,因而保留的一些教學用畫稿。(四)林離滬前特贈的(有信為證,見圖一)。(五)到港後,林親手送我的和委託我代賣的。  二、文革前,我自己買下的和經我手代人買下的,數量不少,絕大多數是因為喜歡,而不是因為「套匯」。我可列出好幾位香港的地產商,烟草商及其夫人們當時買的畫(包括我的)目前仍在手上,就是明證。  三、「馮葉由小到大在林家長大,故她熟悉林風眠的交往」,此話太可笑了,你也可打電話(上海)問一下馮葉的親生母親,她們同意這種說法嗎?在馮出生前,我已經與林交往好幾年了。說到林到港後一直沒有與我見過面,更是胡說八道。這正說明,林在港的一些活動是不願讓馮知道的,免得麻煩!  四、說到這批畫的「真偽」,我可保證全部出自林風眠之手。至於說到「優劣」,那就各表高見了。至於那些草稿類的,是有人認為還有研究價值,所以才拿出來的。我從來沒有想去找買家,只想留個紀念。如果有人一口咬定這是假畫,那麼你得拿出證據,要知道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另外交代,林先生文革期間給我的信,因當時緊張時期,收信後都不敢保留,以免被羅織罪名。林先生給我的信件,都是他自己放在我家信箱中的,信封上都寫清楚收信人和地址,恐怕被人拿掉。幸運保留的幾個信封(圖二),可惜信件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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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義」束之高閣 (王敬之)

  貴刊二月號上《學習為人之道的教育》一文中,深受軍國主義教育之害的池田大作明確指出﹕「為國犧牲才是最崇高的人生」是「謬論」,我深表同感,願為此向池田先生致敬。  人生而知愛,從愛自己到愛親人,推而廣之,愛社會、愛國家、愛天下。這乃是頂天立地大丈夫的正愛、大愛、真愛。任何主義,哪怕是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初始時總有一套頭頭是道、能夠自圓其說的道理;但一旦強加於人,不管強加給什麼對象,也不管用什麼方法,用武力、用權勢、用說教,或用色情和財富都一樣,也不管強加的是什麼,強加的是裝神弄鬼的那一套抑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都不可取。無論是真善美或假大空,強迫施加就是霸道,都應打倒和揚棄。我不喜用「打倒」這字眼,容易產生「橫掃一切」的感覺。所以我只呼籲,把一切利己主義、利他主義、愛國主義、賣國主義都束之高閣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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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的肚皮 (張宗永)

  十月份的《明報月刊》有一輯高錕特寫,提及他任中文大學校長時的幾椿舊事,並且請來一些曾經與他共事的人談對高錕的印象。更有意思的是,當中包括當年反建制派的學生。當年高錕因為出任港事顧問,遭反對派學生在中大開放日上台搶「咪」,事件弄得大家都很尷尬。事後,校長對學生採取包容態度不予追究,在當時甚至引來一些學校管理層的反對,但高校長仍是堅持下去。   錦上添花是後話,今天仍然有人認為高錕是弱勢校長(扯遠一點,在今天商業社會,大學校長的主要職責可能是為大學籌款)。  (節錄自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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