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不能故步自封」:專訪校長馬斐森 (崔偉恆)

對於香港大學的發展,馬校長強調要現代化。對此,他講了四個I,分別是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Innovation (創新)、Interdisciplinary (跨學科)和Impact(影響)。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要故步自封。「香港大學的歷史遺產其實是一個雙刃劍,但是不能故步自封。」馬校長認為,需要解決官僚積習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現代化這一間百年老店。除了要引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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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獨立思考的智者:杜導正憶周有光先生(杜明明)

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距他一百一十二歲生日僅僅一天。當知識思想界眾人都在為周老準備生日慶祝之際,我們都期待着再次聽聽這位智慧老者的新見解時,周老卻悄悄地走了,一如他一生不願意麻煩別人。我是隔了一天,趁早上父親精神好,才把這個消息慢慢道出。父親聞訊沉思良久,說:「周有光先生逝世,雖享高壽一百一十二歲,但是仍然令人遺憾。我很懷念這個不在《炎黃春秋》顧問名單上的顧問。他獨立思考,頭腦清醒,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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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生命奇觀,奇在哪裏(劉再復)

二○一○年,北京一群知識人自動集會慶賀周有光先生一百零五歲誕辰,我遠在美國落基山下,未能參與。時任《經濟日報》的知名記者馬國川先生讓我說幾句話。於是我就即興寫下—周老最讓我驚奇的不是他的高齡,而是他在一百歲之後卻擁有兩樣最難得的生命奇觀:一是質樸的內心;二是清醒的頭腦。人在有了權力、財富、功名之後最難得的是什麼?最難得的是保持質樸的內心。沒想到,二○一四年,周老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了一部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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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再來香港見聞(容 若)

我十二歲起愛課餘閱讀,到十六歲前,已讀過古今小說多部,最熟《三國演義》;史書則以《御批通鑑輯覽》最熟;近代外國論述,以法國盧騷《民約論》(今譯盧梭《社會契約論》)印象最深;馬恩列斯著作最熟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文選讀過幾篇,盼望他所說的建立新民主中國能夠成為事實。五星紅旗插上廣州愛群大廈前,我已在鄉村教過小學,返城市,在電台播過唱片。旗正飄飄,所在機構關門,員工遣散。有人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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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心碧海,天眼紅塵:拈花微探余光中(陶 傑)

民國三十八年之後,中國文化凋零,學問、道德、勇氣不再,華人的創作在海外近七十年之後,盤點成績,如果標準定得高一些,我認為只有三家,未來可經得起三百年考驗,或在世界上能代表中國的現代文化成就拿得出去,或在時間的長流可以飄傳至遠,或最接近「偉大」的頂峰而與時間同在,補天而煉石,淘沙而爍金,只剩三位。哪三家呢?詩余、影李、說金。中國現代詩余光中。華人電影世界化李安。由小說而新聞事業的金庸。這三位創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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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朋友高友工(江 青)

一九七二年,我去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獨舞晚會演出,認識了高教授友工。當年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教舞,在東亞系任教的鄭清茂教授得悉我要去普大演出,就興奮地對我說:「保證你這次會遇到一位知音—高友工。」他還向我描繪這位英俊才子,平日裏如何瀟灑、幽默,授課之餘酷愛表演藝術,尤其是精通芭蕾舞,在哈佛做研究生時就每天去上芭蕾課,還學瑪莎.格蘭姆現代舞……果不其然,從演出那天相識,直至今年(二○一六)他十月二十九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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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到香港所見所聞 (容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隨母親及其他長輩乘搭客輪自汕頭前來香港,距二戰結束英國重佔香港(稱為重光)三個多月,我十二歲。那是港汕之間戰後首次通航,客輪有中國掃雷艦前導,沿途雖則風急浪高,卻是有驚無險地穿過日軍佈雷區,安全駛入鯉魚門,泊於維多利亞港。搭客們南望高呼「扯旗山」—即是港島第一高峰維多利亞峰,為紀念一八四一年佔領香港時在位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而命名。我們頭一晚入住港島干諾道中祺生客棧,第二天遷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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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雜誌的二度夭折 (魏承思)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上海有兩份雜誌壽命都不長,但影響都很大。一份是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新啟蒙》,出了四期就被腰斬。原因是王若望在香港媒體撰文造謠說,「這是中共黨內反對派公開亮出了旗幟」。結果驚動北京最高層,下令公安部門介入調查。好在當時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通過筆者了解真相後,沒有追究主事者。但「六四」後,陳希同依然在報告中點名《新啟蒙》是反革命動亂的禍根之一。另一份雜誌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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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霍英東走了,李嘉誠跑了」說起:霍英東十周年祭 (何博傳)

高爾基曾在一個地方說過:「人的生命短得可笑。」 其實,一代人的命運亦如此。「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霍英東走了。想起霍英東和他的時代,確實太短了。令人特別感慨的是,正如大詩人海涅所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與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這個世界的歷史。」不過,生逢在兩個世界夾縫中的霍英東,其墓碑下,卻有這個世界兩部不同的歷史:香港資本主義世界崛起的創業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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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一九二九—二○一六)靜靜地走了。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據朋友江青告訴我,友工師過世時大約是十月廿八日晚到十月廿九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怎能想到,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完全沒有異樣。連他的去世也充滿了詩意。我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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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努力的!——陳映真書信手稿首發 (彥火)

(注:書中刊載了未發表過的「人生小語」,以及陳映真致潘耀明信手跡) 陳映真終於走了。說他終於走,是他一直為病魔所困,聽說十年前已腦中風,處於迷茫狀態。十年下來,一直呆在北京的醫院。十年間,包括我和許多朋友想去探望他,都被他太太麗娜婉謝了。他沒有抵抗力,她怕他感染細菌。她在病榻旁相伴了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聽北京的文友說,後期他跡近植物人。不管怎樣,兀自惦念着他。對他的感受是太強烈了。這種感覺,還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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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理想主義者——陳映真 (齊益壽、陳文芬、鄭政恆)

齊益壽(台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得知映真兄去世,頭腦一片空白。你以「純真熱誠」四字形容他,頗為簡要。(「你」發給齊師電郵說道「純真熱誠,這樣的作家一時想不到第二人。」)他熱誠於淑世,要救台灣於奴性的顢頇,要救中國於拜金的狂潮,要救世界於弱肉強食。他純真於理想,要人類立足於平等,終生為弱勢而奔走呼號。他是小說家,更是社會評論家。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身上仍然流動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激情。 陳文芬(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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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 (魏承思)

一直想寫一篇關於戈揚(一九一六─二○○九)和高瑜的文章。手上的這張照片,是十年前和高瑜在紐約一起去安養院探望戈揚時留下的。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北京聚會識戈揚和戈揚、高瑜的相識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經歷了胡耀邦被逼下台、反自由化的一陣寒流後,各地的自由派名流第一次在北京聚會。這是北京《新觀察》雜誌和上海《文匯報》聯合舉辦的紀念五四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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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無悔還是蹉跎歲月?──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實錄 (汪有芬)

個既熟悉城市又對農村生活毫不陌生的特殊人群。他們絕大多數是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被政府動員上山下鄉務農的城鎮中學生。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九年的短短十多年間,這類人多達一千七百七十多萬。他們被統稱為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如此龐大的人口遷徙,特別是涉及眾多的未成年少年,在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至今爭議很大。人們常講的「青春無悔」和「蹉跎歲月」兩種說法,反映了兩種對立的觀點。知青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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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舊曾諳:懷念張亨先生 (齊益壽)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陪同韓國漢城大學榮譽教授金學主學長,一起到台大醫院舊址二樓病房去探病,看見坐在輪椅上骨瘦如柴、形萎體縮的病人,我們第一眼都未認出他就是張亨教授。他顯得很高興看到金教授──一甲子前念台大中文研究所時的同窗。印尼籍看護在旁邊帶着笑容看着我們,說張先生前一天晚上得知老同學今天要來,就一直興奮不已。然而張先生說話的聲音非常微弱,我盡量將耳朵湊近,仍無法句句都聽清楚。大約十分鐘後問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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