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大金剛」的後人們 (魏承思)

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剛」,指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墜機事件)後,他們都受到牽連,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囚禁,在屈辱中走到了人生盡頭。近十萬「四野」官兵在此案中被清洗,「四大金剛」的親屬當然更難以倖免。高高在上的將門後代轉眼間就跌入了萬丈深淵。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四大金剛」的後人今安在?前些年,筆者因經營出版社的緣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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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起通天曉」之風波 (容 若)

一九五六年四月《晶報》籌辦期間,我獲安排主編娛樂版、助編電訊(要聞)版,於副刊開一欄「通天曉」(既是欄名也是筆名),主答日常科學問題;一俟信多了,擴展為「街坊服務版」,而專欄繼續發揮作用。「通天曉」一名,來自古之辯士,有所謂「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經史百家,無所不曉」,對小市民具吸引力。莊子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執筆時自是戰戰兢兢。《晶報》五月五日創刊,此後不過十多天我調離編輯部,「通天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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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聶元梓﹕談第一張馬列大字報 (米鶴都)

根據北大歷史系教授印紅標的調查,參加大字報簽名的其他六個人,和我說的不一樣。楊克明的說法和我說的也對不上號。我印象中,除了張恩慈、楊克明和我之外,其他人在這張大字報之前確實都沒有見過曹軼歐,更沒有見過康生。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應該知道這件事。因為我見曹軼歐回來後,向他們簡單地介紹了見面的情況和曹對我們寫大字報的態度。這件事到現在爭議還很多,我是按照我的記憶來複述當時的情況,而且這是從我一開始被審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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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白活一回:丁東的交往圈子 (王三義)

第一次見到「丁東」這個名字,是讀了他的一篇文章,還是看到《顧準日記》「編者」,記不清了,反正我印象中他生活在北京。直到閱讀《精神的流浪—丁東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二○一二年版),才吃驚地知道,丁東在山西插隊、讀大學、工作,前後二十九年。丁東是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的,一下子引起我注意。我在山西大學工作十年,忝列這所大學的教師之中,有幸見到許多衣錦還校的「傑出校友」。尤其在一百一十年校慶大典時,請來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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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不能故步自封」:專訪校長馬斐森 (崔偉恆)

對於香港大學的發展,馬校長強調要現代化。對此,他講了四個I,分別是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Innovation (創新)、Interdisciplinary (跨學科)和Impact(影響)。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要故步自封。「香港大學的歷史遺產其實是一個雙刃劍,但是不能故步自封。」馬校長認為,需要解決官僚積習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現代化這一間百年老店。除了要引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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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獨立思考的智者:杜導正憶周有光先生(杜明明)

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距他一百一十二歲生日僅僅一天。當知識思想界眾人都在為周老準備生日慶祝之際,我們都期待着再次聽聽這位智慧老者的新見解時,周老卻悄悄地走了,一如他一生不願意麻煩別人。我是隔了一天,趁早上父親精神好,才把這個消息慢慢道出。父親聞訊沉思良久,說:「周有光先生逝世,雖享高壽一百一十二歲,但是仍然令人遺憾。我很懷念這個不在《炎黃春秋》顧問名單上的顧問。他獨立思考,頭腦清醒,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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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生命奇觀,奇在哪裏(劉再復)

二○一○年,北京一群知識人自動集會慶賀周有光先生一百零五歲誕辰,我遠在美國落基山下,未能參與。時任《經濟日報》的知名記者馬國川先生讓我說幾句話。於是我就即興寫下—周老最讓我驚奇的不是他的高齡,而是他在一百歲之後卻擁有兩樣最難得的生命奇觀:一是質樸的內心;二是清醒的頭腦。人在有了權力、財富、功名之後最難得的是什麼?最難得的是保持質樸的內心。沒想到,二○一四年,周老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了一部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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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再來香港見聞(容 若)

我十二歲起愛課餘閱讀,到十六歲前,已讀過古今小說多部,最熟《三國演義》;史書則以《御批通鑑輯覽》最熟;近代外國論述,以法國盧騷《民約論》(今譯盧梭《社會契約論》)印象最深;馬恩列斯著作最熟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文選讀過幾篇,盼望他所說的建立新民主中國能夠成為事實。五星紅旗插上廣州愛群大廈前,我已在鄉村教過小學,返城市,在電台播過唱片。旗正飄飄,所在機構關門,員工遣散。有人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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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心碧海,天眼紅塵:拈花微探余光中(陶 傑)

民國三十八年之後,中國文化凋零,學問、道德、勇氣不再,華人的創作在海外近七十年之後,盤點成績,如果標準定得高一些,我認為只有三家,未來可經得起三百年考驗,或在世界上能代表中國的現代文化成就拿得出去,或在時間的長流可以飄傳至遠,或最接近「偉大」的頂峰而與時間同在,補天而煉石,淘沙而爍金,只剩三位。哪三家呢?詩余、影李、說金。中國現代詩余光中。華人電影世界化李安。由小說而新聞事業的金庸。這三位創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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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朋友高友工(江 青)

一九七二年,我去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獨舞晚會演出,認識了高教授友工。當年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教舞,在東亞系任教的鄭清茂教授得悉我要去普大演出,就興奮地對我說:「保證你這次會遇到一位知音—高友工。」他還向我描繪這位英俊才子,平日裏如何瀟灑、幽默,授課之餘酷愛表演藝術,尤其是精通芭蕾舞,在哈佛做研究生時就每天去上芭蕾課,還學瑪莎.格蘭姆現代舞……果不其然,從演出那天相識,直至今年(二○一六)他十月二十九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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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到香港所見所聞 (容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隨母親及其他長輩乘搭客輪自汕頭前來香港,距二戰結束英國重佔香港(稱為重光)三個多月,我十二歲。那是港汕之間戰後首次通航,客輪有中國掃雷艦前導,沿途雖則風急浪高,卻是有驚無險地穿過日軍佈雷區,安全駛入鯉魚門,泊於維多利亞港。搭客們南望高呼「扯旗山」—即是港島第一高峰維多利亞峰,為紀念一八四一年佔領香港時在位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而命名。我們頭一晚入住港島干諾道中祺生客棧,第二天遷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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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雜誌的二度夭折 (魏承思)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上海有兩份雜誌壽命都不長,但影響都很大。一份是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新啟蒙》,出了四期就被腰斬。原因是王若望在香港媒體撰文造謠說,「這是中共黨內反對派公開亮出了旗幟」。結果驚動北京最高層,下令公安部門介入調查。好在當時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通過筆者了解真相後,沒有追究主事者。但「六四」後,陳希同依然在報告中點名《新啟蒙》是反革命動亂的禍根之一。另一份雜誌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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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霍英東走了,李嘉誠跑了」說起:霍英東十周年祭 (何博傳)

高爾基曾在一個地方說過:「人的生命短得可笑。」 其實,一代人的命運亦如此。「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霍英東走了。想起霍英東和他的時代,確實太短了。令人特別感慨的是,正如大詩人海涅所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與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這個世界的歷史。」不過,生逢在兩個世界夾縫中的霍英東,其墓碑下,卻有這個世界兩部不同的歷史:香港資本主義世界崛起的創業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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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一九二九—二○一六)靜靜地走了。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據朋友江青告訴我,友工師過世時大約是十月廿八日晚到十月廿九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怎能想到,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完全沒有異樣。連他的去世也充滿了詩意。我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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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努力的!——陳映真書信手稿首發 (彥火)

(注:書中刊載了未發表過的「人生小語」,以及陳映真致潘耀明信手跡) 陳映真終於走了。說他終於走,是他一直為病魔所困,聽說十年前已腦中風,處於迷茫狀態。十年下來,一直呆在北京的醫院。十年間,包括我和許多朋友想去探望他,都被他太太麗娜婉謝了。他沒有抵抗力,她怕他感染細菌。她在病榻旁相伴了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聽北京的文友說,後期他跡近植物人。不管怎樣,兀自惦念着他。對他的感受是太強烈了。這種感覺,還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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