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崑曲復興運動又一章──記北京高校學生校園版《牡丹亭》的演出(白先勇)

今年四月十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有一齣非比尋常的崑曲演出﹕北京十六所大學的學生聯合公演校園版《牡丹亭》。在長達兩個多鐘頭的演出中,北大百年講堂近兩千位觀眾,有表演者各校的同學、有他們的家長,還有聞風而來的各地人馬。在陣陣爆起的掌聲中、在一片叫好的喝采聲中,北京大學生校園版《牡丹亭》圓滿落幕,創下了這些年崑曲復興運動歷史性的一刻,繼青春版《牡丹亭》後又豎立了一道里程碑。二○○四年我集合了一群兩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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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革命、保守與幸運──楊振寧、翁帆《晨曦集》讀後(陳方正)

將近二十年前,在楊振寧教授榮休的學術討論會晚宴上,楊先生的老朋友戴森(Freeman Dyson)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將他稱為「保守的革命者」。為什麼呢?因為他雖然破壞了宇稱守恆的思維結構,卻建立起由數學對稱性支配的非阿貝爾規範場,成為日後物質結構根本理論的基石,而他雖然終身從事西方科學探索,卻仍然服膺於中國文化傳統。所以「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像富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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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周刊》與《海瀾》──〈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八

友聯的大體背景既明,下面讓我再對友聯出版社和《祖國周刊》的性質略作概括。友聯出版社所刊行的書籍和《祖國周刊》的文章都是以一般知識人為對象,無論就學術水平或傳播廣度而言,都超出其他諸家。這是由於兩重原因:第一是徵稿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作者,而且審查極為嚴格;第二是友聯自辦的「書報發行公司」,推銷已走上職業化的途徑。友聯出版的好書很多,當時看過便放下,現在多已忘卻,也許重檢友聯出版的書目,還可以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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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七 (余英時)

最後我要介紹更重要的《祖國周刊》。但由於《祖國周刊》是友聯出版集團的一個單位,我必須從整個集團談起,才能將它的背景交代清楚。這便非立專節不可。「友聯」是一群青年朋友們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中的一個聯合組織,其名稱即取義於此。這一群朋友的年齡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一、二之間,而且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秩序方面,完全志同道合,是當時第三勢力中一股最引人注目的新興力量。友聯最早的共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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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海外中國思潮的刊物—〈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六 (余英時)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流行的反共刊物很多,但觀點和立場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可以說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海外中國思潮的主流。我所謂「海外」包括香港、台灣、東南亞,以至美國。這裏只能就我個人切身感受略作介紹,不能詳說。我初到香港,轉學新亞之後,不久便為兩個半月刊所吸引:一是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另一是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國》。二者之中,我對於《自由中國》的興趣更大,因為它的發行人是胡適,其「宗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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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知識人--〈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五 (余英時)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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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民主體制—〈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四 (余英時)

我入錢先生之門後,選擇傳統中國史為終身研究專業即已決定了,更無猶豫的餘地。但既是專業,便必須作長時期的準備和廣闊的閱讀,不是很快即能收效的。事實上,在新亞讀書期間,我最感緊迫的問題並不是怎樣搞好專業,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 對「五階段論」的初質疑我在燕京大學受過一學期的「政治大課」,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灌輸。當時奉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是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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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與新儒家的興起—〈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三 (余英時)

錢穆先生雖是新亞的主要原動力,但是若沒有張丕介和唐君毅兩位創校元老的同心協力、艱苦與共,新亞書院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據我在港五年的記憶中,張先生負責學校一切實務,相當於總務長之職,唐先生則總攬教務,相當於教務長。張先生的專業是經濟學,曾在德國研究多年,因此自新亞創立,便擔任經濟系主任,直至退休為止。我沒有修過他的「中國經濟問題」、「土地經濟學」等課程,但作為創校元老,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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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白先勇)

近百年來,紅學界最大的一個爭論題目就是《紅樓夢》後四十回到底是曹雪芹的原稿,還是高鶚或其他人的續書?這場爭論牽涉甚廣,不僅對後四十回的作者身份起了質疑,而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前後情節、人物的結局、主題的一貫性,甚至文字風格,文采高下,最後牽涉到小說藝術評價,通通受到嚴格檢驗,嚴厲批評。「新紅學」的開山祖師胡適,於一九二一年為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程甲本《紅樓夢》寫了一篇長序〈《紅樓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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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錢穆先生治學—〈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二(余英時)

新亞書院創建於一九五○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亞洲文商學院」;新亞之「新」即是相對於「亞洲文商」而標出的。原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遷來廣州,當時與國民黨關係較深的學人如張其昀(歷史地理)、崔書琴(政治學)、謝幼偉(哲學)等計劃創辦一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在廣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記開辦,校名是「亞洲文商學院」。崔、謝兩人先到香港籌建,因錢先生的號召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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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 (余英時)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託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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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西南聯大建校八十周年 (楊振寧)

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慶祝盛會。西南聯大在昆明開學是一九三八年,結束是一九四六年,前後只是八年的時間。可是這八年之間,教育出來的學生,對於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後所發生的影響、貢獻,那是沒有方法能夠描述的。我很幸運自己在這八年之間,就曾經有七年是在西南聯大學習、做研究。這七年的時間,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七年之間,頭四年我是本科生,在本科畢業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我需要寫一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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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教訓:兼論全球化條件下鄧小平新政的成功 (駱惠南)

十一月七日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祭日。之所以被稱為十月革命是因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俄曆(儒略曆)計乃十月二十五日。因為蘇聯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崩解,象徵這場鐮刀鐵錘紅旗的革命黯然落地,這個百年祭似乎己為人們所遺忘。主流傳媒鮮有提及,這場當年席捲全球、波瀾壯闊的革命可真是身後蕭條的了。然而這場革命畢竟影響,甚至可以說形塑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最鼎盛的時候,它構建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曾經統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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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楊尚昆的來龍和去脈﹕兩岸新聞交流三十年特別的一頁 (黃肇松)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兩岸在政治上沒有接觸,兩岸媒體在各自領域工作,也就沒有接觸交流的可能性。然而,時光推移,環境變遷,兩岸媒體關係隨之變化。隨着蔣經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生命最後時光,宣布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兩岸逐漸冰融。「春江水暖鴨先知」,媒體也從一九八八年起開始接觸交流,起先是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的單線進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大陸記者郭偉峰和范麗青首度來台採訪「閩獅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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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福生 (白先勇)

福生離開了,但他卻留下了一千張以上的畫作,他的這些畫作是他的全部生命,我相信他的藝術終將不朽,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命也會因為他的畫作永遠存在這個世界上。我更相信將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到福生的藝術天才。有一天,顧福生這個名字終會成為中國畫史上一個亮點。我很少看到一位畫家對自己的藝術如此狂熱、執著、不棄不捨、堅持到底。我認識福生六十年,我們因為藝術、文學而結識,從福生二十出頭開始致力於畫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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