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的罪與罰 (黃鳳祝)

  約翰.德姆顏尤克(John Demjanjuk)看上去老邁、虛弱,讓人心生憐憫。他已經八十九歲了,在歷經戰火的那一代人中,算得上長壽。二○○九年五月,他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並被引渡到德國。他將在那裏接受審判。作為前納粹集中營的看守,他被控在索比伯(Sobibor)滅絕營工作期間,參與謀殺了至少二萬九千名猶太人。

種族屠殺中的普通參與者

  因在電影《朗讀者》(The Reader,港譯《讀愛》)中的出色表現,英國女演員琦.溫斯莉(Kate Wins-let)贏得了二○○九年度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她飾演的集中營女看守漢娜(Hanna Schmitz),再次喚起了人們對大屠殺的記憶。漢娜的故事和對德姆顏尤克的審判,提出了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在第三帝國近乎工業化的種族屠殺鏈條中,如何看待普通參與者的罪與罰。

  《朗讀者》是一部擁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作者伯恩哈德.施林格(Bernhard Schlink)和故事的主人公米歇爾.伯格(Michael Berg)一樣,是德國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曾經作為法律系學生,旁聽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人員的審判。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漢娜作為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女看守出現在被告席上。戰爭結束前夕,在一次轉運囚犯的過程中遭遇空襲,關押數百名女囚的教堂被炸彈擊中起火,守衛部隊和看守沒有打開教堂的大門,導致數百名囚犯被燒死。漢娜和四名女看守因此被控參與謀殺。漢娜並不是集中營的頭目,也不是轉運囚犯行動的指揮官,和德姆顏尤克一樣,當時不過二十三四歲的年紀,同處於納粹大屠殺機器的最底層。

  施林格在小說中,試圖探討工作道德與司法追溯性懲罰之間的關聯。追溯性的懲罰是否應該廢止?是否應該根據犯罪當時存在的刑法條文,審判集中營的看守和幫兇?無論是作為戰前西門子工廠的工人、戰時集中營的看守,還是戰後有軌電車的售票員,漢娜在工作上始終勤勉認真、克盡職守。她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工作道德,自律性強,恪守等級秩序。秩序與責任對她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作為看守,她的責任與義務就是防止囚犯逃跑。「要是您的話,您會怎麼做呢?」在法庭辯論中,漢娜向審判長,向在場者,也向所有的讀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審判只追求形式上的合理

  在施林格的小說中,法庭並不是尋找真相的地方,而是政治懺悔的工具。檢察官把「疑犯」送上審判台,通過祭獻代罪羔羊尋求猶太人的寬恕。審判是對無辜「守法」的執行人員的一種懲罰。戰爭期間,這些小人物盲目服從並執行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戰後的法庭卻指責他們當時沒有作為革命者和不畏犧牲的英雄,奮起反抗納粹政權。在一九六三至六五年的「奧斯威辛審判」中,法庭拒絕接受以「命令和服從」作為為被告辯護的理由。法庭鑑定認為,證據表明,一個黨衛軍成員拒絕執行滅絕囚犯的命令,並不會因此被處以死刑。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推理,並不是常人生活的現實,而是當權者的政治形而上學。

  漢娜和德姆顏尤克站在審判席上,他們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唯一的不同在於,他們「直接在場」。如果堅持追溯性懲罰的話,那麼站在審判席上的應該是整整一代人,他們或者曾經為看守或幫兇服務過,或者沒有設法去制止他們。法庭審判追求的只是形式上的合理與合法,而不是真相和正義。作為法學史教授和州憲法法院的法官,施林格自己也無法走出這一困境。

  讀者無從知道漢娜的真實想法。小說以米歇爾為第一人稱的敍事方式,使我們無法知道漢娜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她在法庭上的陳述,她的經歷與性格,都建構於敍述者的個人經驗與感知,經過敍述者潛意識的過濾。故事的敍述者少年時代與漢娜的一段愛欲糾葛,讓罪與罰變得更為沉重和撲朔迷離。米歇爾知道漢娜是個文盲,不可能撰寫所謂的囚犯死亡事件報告書。但是他沒有勇氣去揭露真相,以幫助漢娜減輕罪責。這是為了隱瞞與漢娜昔日的關係,還是尊重漢娜的選擇?作者在書中沒有交代,為道德的審判交上了一份白卷。

無法擺脫納粹帝國的烙印

  第三帝國的歷史和納粹政權的罪行,深深困擾著從戰爭年代走過的一代人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戰時的大多數德國官員,戰後並沒有受到懲罰。其中一些人在一九四九年聯邦德國建國後,仍然身居高位。紐倫堡審判是對納粹政權最高層的審判,法蘭克福的奧斯威辛審判是對集中營具體執行者的審判。一代人集體犯下的罪責,就這樣消失於無形之間。

  作為德國戰後出生的一代人,米歇爾很容易證明自己與納粹暴行毫無關係。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無法擺脫納粹帝國的烙印。年輕一代深知,正是父輩那一代人,為希特勒上台執政提供了機會,現在這些人又重新走上了波恩共和國的權力巔峰。對這一點的認識,激化了兩代人的矛盾衝突:老一代人對權力的壟斷,年輕人被排斥在政界之外的邊緣人角色,以及在實現認知價值過程中遭受的挫折,這一切最終與年輕一代對於納粹帝國形成的社會原因的反思緊密聯繫在一起。

  對父輩罪行的反思,以及與納粹污點的疏離,促使德國年輕一代尋求新的理想。戰後,馬克思主義作為希特勒教條的解毒劑,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它同時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正義的社會模式,一度成為戰後一代人生價值的追求,最終導致一九六八年席捲德國全國的政治運動。馬克思主義對於戰後一代的年輕人具有一種準道德的價值判斷功能,而工人階級則更注重於從實際利益出發。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理念更多地來源於一種抽象的、理論的動機,例如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壓迫等;暴力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是一種具體的、經驗的事物,是顯而易見的,不需要理論的思考與界定。漢娜沒有反抗,是因為自第三帝國以來,她早已習慣於暴力的統治。面對法庭的不公正審判,米歇爾無力伸張正義,顯示出一九六八年歐洲學生運動前夕,學生對於改變社會現實無能為力的心理狀態。他們比工人有理想,但是缺少有組織的力量。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歐洲詩學與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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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姆顏尤克於二次大戰期間,曾在德國納粹滅絕營擔任看守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