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的「千萬不要忘記」 (羅 崗)

  「那個叫卡夫卡的少年在離家出走之後,遊蕩到了四國,他為了打發時間,進了當地一家有名的私家圖書館——「甲村圖書館」。在圖書館中,少年卡夫卡閱讀的第一本書是理查德.伯頓版的《一千零一夜》。」熟悉村上春樹小說的朋友,一看便知,這兒說的是《海邊的卡夫卡》中的情節。但那些「村上迷」們可能熱衷於談論村上筆下的人物吃什麼食物,穿什麼品牌,卻未必關心少年卡夫卡為什麼要讀《一千零一夜》。而日本文評家小森陽一正是從這本書出發,指出對伯頓版《一千零一夜》的閱讀行為本身,直接規定了少年卡夫卡為自己起名時的自我確認,進而透過對「田村卡夫卡」這一似真似假的名字的分析,將《一千零一夜》和卡夫卡的《在流放地》聯繫起來,發現了《海邊的卡夫卡》的核心秘密,在於少年卡夫卡對《在流放地》有過十分具體的論述,他認為這部小說講述了「奇特的行刑機器的故事」,這部機器的奇特之處就在於它將語言與暴力結合在一起。與此相對應的是,《海邊的卡夫卡》在故事的結尾,通過殺死與少年卡夫卡的父母之死都有關的中田,巧妙地完成了一部「行刑機器」的文本功能。

  就像某些看似不起眼的蛛絲馬迹最終泄露了真相一樣,《一千零一夜》這本被偶爾提及的書卻成為了打開作為「處刑小說」的《海邊的卡夫卡》文本秘密的關鍵。同樣的,在陳冠中的《盛世——中國,2013年》中,一部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大陸老電影《千萬不要忘記》,猶如《一千零一夜》之於《海邊的卡夫卡》,揭示出這部自命不凡的作品在「不要忘記」和「忘記」之間頗有心計的選擇。

沒有對話能力的文化人

  小說中寫道,來自台灣的「文化人」老陳每月第一個星期天的晚上都到「商人」簡霖公司的會所,陪這位地產老闆喝紅酒,看老電影。有一次,看的電影是《千萬不要忘記》,來了一位「領導人」何東生一起看。「商人」介紹這部一九六四年拍攝的彩色故事片的歷史背景:三年自然災害過了,文革還沒有發生,毛主席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這部電影就是緊跟形勢拍的,預告了「四清運動」,也預告了文革;「領導人」則對電影的意義做了具有現實性的闡發:八小時工作好辦,八小時以外不好辦,不能二十四小時都叫人家抓革命促生產吧,八小時是工作,八小時以外是休閒,社會主義改造好了八小時,卻沒有辦法管住八小時以外……唯獨「文化人」看了這場電影,除了故事梗概,只是記住了姚母的扮演者當時還很年輕這樣的「花邊」,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只有劇終最後一個鏡頭打出了六個血紅的大字:千萬不要忘記。

  或許是因為這六個大字給「文化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這部小說緊接着一章的題目就叫着《千萬不要忘記》。不過弔詭的是,同樣作為「文化人」的作者雖然別有懷抱,卻只能在字面意義上使用這個有着特定含義的片語,完全喪失了與「商人」(他對歷史背景的介紹)和「領導人」(他針對現實的闡發)對話的能力,使之淪為一種空洞乏味的索求,由此必然產生的後果是,當他呼籲別人「千萬不要忘記」的時候,恰恰可能自己「忘記」了許多。

  他忘記了「歷史」。一九六三年,劇作家叢深在《劇本》十一至十二月合刊號上發表劇本《祝你健康》(後改名為《千萬不要忘記》),後來根據這個劇本改編的話劇和電影在全國各地上演,引起轟動。但人們至今仍記住這部作品的深層原因,並不是如「商人」所言,僅僅因為「緊跟形勢」。正如唐小兵在《〈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指出的,這部作品所包含的「日常生活的焦慮」具有深刻的歷史涵義,大工業生產背景的突顯,意味着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納入到「現代性」的範疇中加以考察,從而可以在「社會主義」和「現代性」的雙重構架中來思考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走向的複雜性:一方面將中國革命從「封建」的解釋框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使得中國在一九六〇年代面臨的難題並不限於「歷史」,具有面向「現實」開放的可能。

《盛世》作者忘記的現實

  這就「領導人」所說的,「八小時工作好辦,八小時以外不好辦,不能二十四小時都叫人家抓革命促生產吧」,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正是一九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主要動力之一以及由此而造就了豐富且痛苦的「現實」。可惜作者卻「忘記」了這一最重要的「現實」。就像蔡翔在《1960年代的文學、社會主義和生活政治》中特別強調,一九六〇年代中國社會的「難題」 在以下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分配」,二是「消費」。「分配」不僅暴露並且激化了階層之間的衝突,也暴露並激化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消費」則導致了個人觀念的興起,它不僅使得個人有可能游離於國家(集體)之外,而且在理論上開始威脅社會主義「整體社會」的構想。即使在今天已經確立了「工作」與「閒暇」、「集體」與「個人」、「公」與「私」……之間森嚴的界限,但「現代性」的合理化安排並不能完全解決當年憂慮的由「分配」和「消費」帶來的「問題」:「分配」不公導致階層差別,直至社會分裂;「消費」發達帶來個人膨脹,造成對「公共性」的普遍冷感。而「社會主義」的理想正是試圖以「平等」來克服「差別」,以「公有」來超越「私有」。

  由此,不難發現,作者最終「忘記」的是曾經擁有的「理想」。好似佩里.安德森在批評馬丁.雅克的超級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說,這位一九九〇年代著名左翼雜誌《今日馬克思主義》的編輯,在他的書中「資本主義」竟然沒有出現一次;翻閱《盛世》,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位當年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的作者,在他的書中「社會主義」竟然也沒有出現一次。這就可以理解他的「理想主義」在離開了「社會主義」之後還剩下些什麼,因為早在一八五三年,恩格斯在給魏德邁的信中,就預言了這一偉大壯麗的事業必然要經受的痛苦曲折:「由於其他政黨一籌莫展和萎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柢是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於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着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做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在德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裏,它有一個先進的政黨並且同法國這樣先進的國家一起被捲入了先進的革命,只要一發生嚴重的衝突,一有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採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然而這無關緊要,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做歷史的辯護。」(《致約.魏德邁》,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

  在恩格斯的歷史性預言面前,《盛世》當然算不上什麼「預言小說」,頂多是一部要求別人不要「忘記」,自己卻「忘記」了許多的弔詭之作,在這個意義上,很有必要重溫小森陽一對村上春樹的批判:「精神創傷決不能用消除記憶的方式去療治,而是不惜對過去的事實與歷史全貌進行充分語言化,並對這種語言化的記憶展開深入反思,明確其原因所在。」

  (作者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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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為﹕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其「理想」不為人所知。(《日常中國——6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