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字今無敵」  憶伍俶先生 (汪威廉)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台灣出版「部定大學用書」中的《大學國文選》,署名「伍俶、朱自清合編」。

與朱自清合編大學國文選

  朱自清是早已過世的學者。伍俶到了台灣就任台灣大學教授,乃是胡適所說北京大學「可怕的學生」之一。伍先生的名氣雖然不及他的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但也許在當時台大傅校長的心目中,他的文學修養,可與朱自清等量齊觀。事實上,以「叔儻」為字的伍先生,瀟灑倜儻,人與名同。他的政治色彩淡薄,也是個優點。而且,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背影》一文已達到「多一字太長、少一字太短」,可謂爐火純青(雖然最近有人認為此文違反交通規則,內容不算完美),詩人伍先生跟他配合,誠然相得益彰。

  當年在台大講授詩詞還有戴君仁和鄭騫兩位先生。戴先生的著作《戴靜山先生全集》三冊,身後還有《戴君仁靜山先生年譜及學術思想之流變》專書。鄭先生的《清晝堂詩集》錄有一千一百十七首。二〇〇五年台大舉辦過「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許伍先生離開台灣和去世的時間比較早,跟他們比較,資料少多了。他不但沒有「全集」,連一篇比較完整的傳記亦付缺如。怪不得初、增兩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二〇〇七)都把他一九六六年謝世寫成一九六八年。因而,內地出版物都跟着錯下去。

  伍先生的著作,只有一九六八年崇基學院中文系師生校友所組成的「華國學會」編印的《暮遠樓自選詩》線裝一卷,流傳不廣。此書收集五言及七言詩一百一十四首,又附《談五言詩》長文一篇,創作與詩話兼而有之。薄薄一冊,卻包羅了詩人畢生研究與寫作,尤其是五言詩的最佳成績。這對後世學子而言,不啻是一個小小的慰藉。

  詩文別集錄有序跋是常事。只因伍先生跟鍾應梅先生有約,將來他的集子,「決不讓任何人……寫上任何一句話。」《自選詩》既用伍先生壬寅(一九六二年)舊稿《窮照錄自序》作序,鍾先生只能在卷末附加「出版說明」一頁。可見崇基人對伍先生的守信與敬重。

口占偶成 可吟可誦

  我早就耳聞伍先生有「一日一詩」的習慣,是一位多產作家。《自選詩》所錄的數量實在太少了。其中以「雜詩」為題者有二十二首,約佔全書百分之二十。他為什麼喜用「雜詩」作題呢?原來詩與樂是互相配合的。因為文人五言詩跟音樂脫節,被歸入非正音之列而稱為「雜詩」。這個「雜」字說的是形式,不是內容,是五言詩的專用名詞。我們甚至可以說,魏晉詩人用「雜詩」為題者,多是五言,幾無例外。不過,現代人的看法,伍先生的「雜詩」,實乃無題。日常生活中,他一有感觸,立即記下,捕捉那瞬息即逝的實感與真情。依我個人的淺見,這些口占偶成可吟可誦的作品,正是他詩中的珠玉。在此選錄數首《雜詩》,以見一斑:

  誰謂生世短,不眠夜何長?誰謂生世長,又覺去日短……園林秋氣佳,無花亦無損。花落易感心,葉落感為淺。況乃蝶未知,時來慰晼晚。雙飛幸不留,過牆去已遠。

  終日無所營,飲茶未嘗歇。徒使便溲多,何曾清思發。……

  ……浮雲四面來,忽忽日云暮。室黯易生思,起坐豈得住。暫安且賦詩,字留神已去。

  夜倦思早眠,又恐未明起。日中已遼寂,四鄰況如死。在靜心益煩,車音轉可喜。正如食西瓜,最宜入沸水。外熱中若冰,始識玆味美。但覺世士愚,誰與語此理。此理亦尋常,作詩示來紀。

  上面這些五言詩看似散文,無一奇字奇句,卻無字無句不奇,任何增減非過即不及。他用最平淺質樸的文字,來表達深厚的感情與內涵。這便是文學藝術上成功的關鍵所在。

  伍先生一方面有陶淵明那般淡泊豁達的心胸與氣度,另一方面又耿耿於懷,似乎對某些事有所執着:「細思數年來,賦詠不令缺。取視無佳篇,費神近自伐。」(《雜詩》)「在予且懷私,以此驗衰世。豈敢譏他人,賦罷深自愧。」(《雜詩》)「今來思一字,既得亦嫌謬;苦慮已費神,頭重心疑覆。」(《作詩思苦而未就賦此紀之》)以及「命筆以寫心,因深情轉匿;未能盡百一,遺恨終遙夕。」(《夜聞簫聲》)一輩子勤奮讀詩與教詩的他,當然對自己所寫的詩要求極高。難怪胡適要說:「叔儻的詩,是用氣力寫成的。他的詩印出來沒有?你請他寄一本給我。」(胡頌平語)遺憾的是,《自選詩》出版時,胡、伍兩先生已歸道山矣。

  雖說自己是一個「簡陋空疏」的人,絕不熱中酬酢之事。不過,伍先生跟當時台灣詩壇名人如成惕軒、彭醇士、周棄子諸先生,倒有些「翰墨因緣」。在此錄出弔喪與題畫各一首,也許可說是廣義的「酬酢」之作:

  鳴鐘動角不勝哀,我為當時惜此才。蝴蝶豈知人事改,又隨弔客獻花來。(《孟真之喪會者千人是日書所見》)

  春晴旁清川,白日麗遠岫。方愛景氣佳,又厭暄寒驟。迴視壁上懸,令憶江南秀。湖雨水自生,山烟嶺如覆。動覺帆影飄,靜愛竹林茂。黃生信善畫,下筆天所授。居然移人情,妙能變物候。戶外與室中,使各異宇宙。……(《題黃君璧湖山烟雨圖》)

  再者,以懷舊與念情為主題的詩,也是少不了的:

  美人當秋立,贈我團團間。在初學圓月,月今扇上見。照此富士山,峰雪明於練。握翫不能已,夜熱且在面。揮之無暫停,因之增深戀。涼風縱搖枝,我心誓不變。……(《團扇詩酬靜子》)

  舊事從頭我自知,大都不與夢相宜。覺來香氣清於麝,又是檳榔花發時。(《舊事一首》)

  論情譬涉海,漸遠漸益深。常恐從玆去,回旋遂自沉……別離防永隔,相期重來尋。行當一年歸,敍此相思忱。萬一不我顧,永歎豈能禁?(《情詩》)

  這幾首代表作,雖不屬於纏綿哀痛一類,卻有一股淒清惋惜的氣息。三題是按照《自選詩》目次的先後而摘錄的。從內容上看,我想它們的時間與地點的排列是逆序而非順序。《團扇》有富士山與「靜子」的芳名,必是旅日時作。《舊事》中提到檳榔花,符合台灣氣候。最後那首,很像是從大陸渡海至台灣的語氣。可知生命中大陸、台灣、日本三個階段,至少有三個人乃詩人所縈繫於懷的。

  有人說伍先生的詩有「隔句對」的特色。「逆序」排列與「隔句」語法是否可說是一種文學上的「邏輯」思維呢?

五言與楚辭血體相連

  《談五言詩》文中,除了評論《古詩十九首》、蘇武、李陵詩、《孔雀東南飛》、王粲、劉楨,以及曹氏父子等名作及大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對五言詩起源的主張,以及將騷體賦譯成五言詩的「再創作」。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指出:「關於五言詩的起源,是文學史中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而這問題的本身,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又極其重要。」「五言詩起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五言詩在文學史上最早出現於什麼年代;二、五言詩的形式跟「四言」的《詩經》及「多言」的《楚辭》有什麼淵源關係?

  關於五言詩最早出現的時間,歷代爭論從未停過。五四時期,梁啟超、陸侃如、馮沅君、羅根澤、徐中舒、朱偰,及日本鈴木虎雄諸人都加入辯論。當時「疑古派」佔了上風,結果認定漢初枚乘、李陵等人五言詩都是贋品,文人五言詩代表作《古詩十九首》的產生時間則遲至東漢末期。大多數上世紀編印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些人開始質疑「疑古派」的結論。趙敏俐、譚家健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一書,做了比較完整的報告。他們提出證據之犖犖大端者有:秦始皇時的《長城謠》可算是成熟的五言詩,漢初戚夫人的《舂歌》,除首句外,也是工整的五言詩,可見西漢文人已用五言形式寫詩了。東漢桓帝時秦嘉《贈婦詩》三首有模仿《古詩十九首》的影子,證明《古詩十九首》完成時期絕不會遲於桓帝在位。再者,《詩品》評說班固《詠史》五言詩「質木無文」乃不成熟作品,是後人的誤解。此處「文」字乃文風、文采之意,跟五言詩形式的成熟與否無關。同理,《詩品》另談兩晉的五言作品,有「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及「皆平典似道德論」的句子,是針對內容而言,並非指魏晉時代五言詩還沒成熟。將來如果有新文獻、新材料的發現,我相信五言成詩時間愈推愈早是可預卜的。

  至於第二點,即五言句式與《詩經》、《楚辭》的「血緣」關係,才是伍先生的關注所在。他寫道:「《離騷》怎樣產生的呢?要照詩人的句法,應該是:『曰若高陽,有苗裔兮。於皇皇考,維伯庸兮。』屈原覺得,這不免有點『文繁意寡』,就提起筆來,開頭就把他四句併成兩句,寫成:『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以為五言,亦是由同樣的道理產生的。一天,五言作者,忽然感到離騷實在太浮華了,何必加上這麼多空字眼,同時又比曹操早些發現出『兮』字的累贅,也提起筆來,專門取他中間重要的幾個字,寫成像下列的句子來:『帝高陽苗裔,朕皇考伯庸,攝提貞孟陬,庚寅我以降。』」

  帶着輕鬆幽默的口吻,伍先生說出屈原創作動機只是為了避免「文繁意寡」之嫌。依此原則,他自己這段話,可謂文簡意深。固定於四言的《詩經》,篇幅短簡,着重反覆迴環的「旋律」。屈原的作品,字句長短不拘,結構複雜,擺脫一切約束與限制,實乃詩歌形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蘇慧霜《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七)指出:「騷體」乃「具備發展成為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甚或樂府歌行的三三七言等句式的雛形」。但是,提到在形式上直接受到騷體影響的,她列舉一大堆:三言與樂府詩 、七言詩、以『九』名篇之作,其中獨缺五言詩。她的意見是,《詩經.召南.行露》中「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一連八句的五言,確有五言詩的雛形,不過,究竟《詩》或《騷》是五言詩的「直系親屬」,尚待進一步研究。

  跟伍先生相差半個世紀,韓國學者申柱錫在《五言詩起源小考》寫道:「五言詩與《詩經》有關係,不但古人承認,今人也採如是觀……《詩經》對於五言詩的起源並無功勞,反倒阻止了漢代文人學習五言詩的進程。楚歌對於五言詩成長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楚歌之辭基本上奇偶相間,以五言為基礎,加『兮』字,這就促進了詩由四言向五言發(展)。」(見《中國文化研究》第六輯,二〇〇五,韓國出版)可見伍先生還是有「知音」的。

  五言詩與《楚辭》的淵源,是伍先生讀詩寫詩親身所領略與體會到的。不止於此,根據自己的理論,他曾經把漢、魏、六朝的騷體賦,譯成五言,作為實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王粲《登樓賦》(刊於《自選詩》)。他下了結論:「五言實為騷體之本榦……楚辭不獨在思想上風調上與五言有密切關係,論修辭造句,學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辭上用功。楚辭,便是五言之經典。」如此看來,我們的詩人對這兩種韻文體裁確是情有獨鍾,見地獨特。他所深信不疑的是,五言與楚辭,非但血體相連,而且神貌酷似。

盼伍氏文集出版

  有關伍先生的資料本來就少,拖延的時間愈久,整理就越加困難。近年來,我一直在留意收集。據我所知,他的作品,除了《自選詩》外,還有:《謝朓年譜》、《沈約年譜》、《憶孟真》、《敬悼胡適之先生》、《八代詩論》、《窮照錄》、《日本之漢詩》等文章、《國民讜論》(一九三八年主編雜誌)、《伍叔儻教授講義概要》(文心雕龍、蘇東坡、古詩十九首等札記,一九五四年東京印本),以及各類詩文散見於港、台、日與東南亞地區報章雜誌。最近網絡消息:有人編輯《伍叔儻集》一冊,將請錢谷融先生(他是伍先生在中央大學的學生)作序,尚無具體出版計劃。

  至於伍先生的生平資料,大抵可分為下列幾類:甲、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在他去世那年刊登胡頌平《追憶伍叔儻先生》一文,內容頗豐。譬如說,在聖約翰那段日子,他跟錢基博「最為契合」,政界人物嚴家淦曾是他「班上的學生」,「他三十歲以後,每天規定要看西文的詩歌小說,四十年來,沒有間斷過」,和「很少人知道他的白話文寫得很美」等等,都是難得的資料。另有《朱家驊年譜》、《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等書只有間接提及;乙、家鄉溫州地方報刊有些紀念文章;丙、美國《世界日報》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底三天連載金湘泉《懷念國學大師伍叔儻》記述他在日本的生活瑣事;丁、香港是他的最後講學之處,寫的人多一點,如《客座隨筆》、《香港作家懷舊》、《念人憶事:徐訏遺文選》,以及中文大學的刊物《綠水青山盡是詩:崇基的詩.詩的崇基》與《歲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五年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師文藝作品集》都有第一手資料,但全是零散篇章。

  伍先生離開大陸以後,到過的地方很多。香港是他晚年長期居住和長眠之地,朋友學生們不少。崇基學院設有伍先生紀念獎學金。但是,目前崇基或中文大學並沒有編纂出版伍先生全集或專書的計劃。香港人對伍先生的評價很高,說他「一生所表現的,徹頭徹尾是個詩人的真性……具有文學的靈魂,是一位純粹、夠格的『詩人學者』。」(容逋《客座隨筆.伍俶先生》語)尤其是五言詩,他是:「五字今無敵,孤行亦可傷。」(鍾應梅《伍叔儻先生謝世七年矣念之愴然有作》句)目下香港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如能登高一呼,發起兩岸四地甚至廣泛的華人世界共同編纂出版的合作計劃,將是文壇美事一樁了。

  (作者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退休教授。)


伍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