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心靈大分裂──《我的心靈史》第五章(劉再復)

如果說,我的心靈在大學期間是「小分裂」,在勞動改造時期是「中分裂」,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則是大分裂。
從一九六六年,我在廣播電台裏一遍一遍聽到「五.一六通知」後,心靈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震顫。一場大革命開始了,我意識到,我原來所尊敬的、所崇拜的老革命幹部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原來所嚮往所追隨的哲學家、文學家們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時,我已從江西「四清前線」回到北京,在單身漢宿舍(學部大院八號樓)裏,我聽了廣播之後,明白我們從南方趕回北方,就是為了參加這一場向走資派和反動權威開戰的政治大革命。
從五月十六日開始,我所在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天天都不平靜,從早到晚,都充滿渲囂、吶喊聲,或慶祝「最高指示」的頒布,或開批判會,都有鑼鼓聲伴隨着,非常熱鬧。有時是住在大院裏的研究所隊伍押着剛揪出的「黑幫分子」走出大街;有時是院外的研究所革命群眾隊伍押着帶高帽的反動權威和走資派來到大院席棚裏召開批鬥大會,反正不管是出還是進,都是鑼鼓喧天,呼喊不斷。
「五.一六」通知發出幾天之後,也是我們抵達北京的第二天,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第一次批鬥「黑黨委」的大會,批鬥的對象是學部的黨委書記關山復和副主任楊述等等。我在台下坐着,嚇得渾身是汗。以往只知道關山復是我們的領導人,滿族人。平常很難見到。這回卻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帶着高帽,顫巍巍地站在台上。當哲學所的造反派宣布他的罪行時說他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裏,他辯護了一句,說他的出身是「小地主」,而非「大地主」。我那時禁不住滾下一滴眼淚,覺得我們的書記太可憐了,大小地主有什麼差別?反正都是「四類分子」、 階級敵人。那個時候,我完全想不通,為什麼共產黨要把自己的精英這樣揪出來「示眾」,那些天,我老是想到魯迅「示眾」的概念,但是台下還是跟着呼喊「打到關山復」、「打倒黑黨委」的口號。心裏想不通,手卻跟着大家舉上舉下,一天舉了數十次。那時,我第一次感到心與手的分裂。舉手並非心願,只是隨大流。

何其芳與人性論
這是運動的第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這一天的下午三點,我的驚魂未定,《新建設》黨支部找了我,說:「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明天文學研究所要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兼『走資派』何其芳,你就代表我們編輯部去發言。」我答應後就退回宿舍匆匆寫了發言稿,還擬定了一個標題:「何其芳人性論批判」。到了文學所,主持人說發言者已排滿,我交發言稿就可以了。在批鬥會的間隙裏,我遇到《光明日報》的資深編者喬福山先生,他很和藹。我便問他,此文是否可以在報上發表。他立即答應,可是過後未見《光明》刊登。雖未刊登,我卻一直感謝他。否則人生的污點就更大。雖未見報,但我一直愧疚在心裏,像祥林嫂一樣,對朋友總是提起此事。一九七四年鄧小平重新被啟用,他讓胡喬木籌備一個與《紅旗》抗衡的刊物,起名《思想戰線》,以原《新建設》的編輯部人員為班底,組成新的編輯部。(還調來好幾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我當時被委任為五人籌備小組成員,根據當時流行的「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模式,我屬於「青年」代表,主編是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組長林修德。具體的許多事都交給我做。我恨透了「四人幫」與極左路線,因此辦事格外積極。胡繩讓我們向何其芳組稿時,我自告奮勇,去找了何其芳。見面時我說:「我在文革的第二天就去文學所參加批鬥您的會,還準備了一份批判您的人性論的發言稿。」他笑着說:「我記不得這件事了。早過去了,你不要掛在心裏,好好辦你們的《思想戰線》吧。我會為你們寫一篇談論《水滸》的文章。」兩個星期後我去向他取稿時,他很興奮地對我說,這幾天我愈寫愈有勁,一個思想接一個思想,竟寫了將近兩萬字。我也為此而興奮不已,連說「謝謝」。他還說,毛主席是從政治上說《水滸》,我們要從學術上說《水滸》。三四十年來,我之所以總是嘮叨着何其芳的名字,還和我的心靈歷程有關。我從高中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之後,就明白文學的基點乃是「人性」,從理念上說,唯有「人性論」才是文學可依據的論點。儘管我一生都崇尚魯迅,儘管我至今還覺得魯迅和梁實秋關於階級論與人性論的論戰,各自都有其道理。魯迅強調「階級性」。世上確有統治者階層與被統治者階層的矛盾,此矛盾也將永遠存在,永遠不會消失。階級性確實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性範疇大於階級性範疇。就人性的共相而言,階級性與宗教性、生物性、文化性等等,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人性比共性複雜得多,它還包括每一個體的個性、自性、悟性等等。人性太豐富,太複雜,太多可能性。此一瞬間,他可能是個聖人、偉人、超人,彼一瞬間,他則可能變為庸人、蠢人、妄人。不同階級的人會發生鬥爭,但在特殊的環境中也會反思甚至會相戀、相愛,魯迅所說的林妹妹(林黛玉)絕不會愛上賈府裏的焦大,即貴族階級的千金小姐絕對不會愛底層階級的奴僕,其實未必。許多宰相的女兒拋繡球選親的時候就把繡球投給窮書生,甚至窮乞丐,我從小就看了名為《呂蒙正》的戲,說的正是這種超階級的戀事。長大後讀書,更明白有「賣油郎獨佔花魁」,漂亮的才女就看中了沒有社會地位的「賣油郎」。高中讀莎士比亞,對於貴族小姐苔絲德蒙娜愛上黑人奧賽羅,我並不覺得唐突。到北京後,人們爭讀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我也判定其故事中所展示的人性是真實的。一個貴族女主人,因丈夫沒有性能力而愛上自家的年青工人,兩人共同享受生命與生活,這完全可能。所以,魯迅的論斷也有其片面性。我對「人性論」的理解與接受比同輩人更早也更強烈,可是我在「文革」之始就進入對「人性論」的批判,這完全是一種心靈背叛,即心靈分裂。我到文學所去批判何其芳說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行程中,我一開始就心靈分裂了,這種分裂貫穿十年。外邊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社會大分裂,而我內心是政治司令部與文學司令部的大分裂,是知和行的大分裂,是認知與行為的大分裂。

 

(如欲閱讀全文,可到「網上商店」購買下載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印刷本。)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