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紅人」戚本禹印象記 (魏承思)

戚本禹去世了。聽到消息就不由得回憶起我和他的交往。
第一次聽到戚本禹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因為從小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所以特別留意史學方面的文章。一九六五年底,中共的權威喉舌《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提出的歷史主義,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儘管以前國內的歷史研究早已泛政治化了,但這篇文章無疑是公開把史學當作政治工具的宣言書。對我這個政治幼稚的中學生來說,無疑有震聾發聵的作用。從此,戚本禹這個名字就深深印在我腦子裏。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名小官員,就因為寫了這篇文章而得到毛澤東的賞識,稱讚道:「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戚本禹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戶曉。他公開發表的文章既像傳達毛澤東要宣判某人政治死刑的聖旨,又像指揮紅衛兵和群眾「革命造反」的號令。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紅旗》發表了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彭真等北京市委領導人馬上就成了反革命集團。一九六七年三月《紅旗》第五期發表他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指出文革的目標是要打倒「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呼之欲出。全國上下很快就都明白劉、鄧的來日無多了。此時,戚本禹名聲大噪,有「南姚(文元)北戚」之說。因為得到毛澤東和江青的青睞,他的地位也扶搖直上。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八年一月被隔離審查,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裏,從中南海的一個小科員,一路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可說是權傾一時。在中央文革裏,他和王力、關鋒三人結成一夥,號稱「王關戚」,在當時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他們三天兩頭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支持這個,反對那個,作出各種指示。然後被紅衛兵組織抄寫成大字報,或者編印成傳單,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裏。對老百姓來說,提到「王關戚」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是代表毛主席說話的。誰敢反對他們,那是要被「砸爛狗頭」的。其中,與其說戚本禹是個高官,還不如說像個紅衛兵領袖。他經常親自出馬,指揮紅衛兵去「衝鋒陷陣」。比如,鼓動中央辦公廳造反派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朱德;指使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批鬥;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奪權,衝擊外國駐華使館;宣布遇羅克寫的《出身論》是大毒草,致使其被宣判死刑。因此,他在北京紅衛兵中有「戚大帥」的稱號。
到了一九六七年秋,風雲突變,先是毛澤東下令把王力和關鋒隔離審查。過了些日子,戚本禹也被關了起來。他們都被指為「中央文革」裏的壞人,罪名是反黨亂軍,煽動極左思潮。一時間,大小城市滿街都刷出了「揪出小爬蟲,打倒王關戚」的巨幅標語。據說,毛澤東出於愛才惜才,起先還想保一保戚本禹。他為以求自保而給毛澤東寫信,猛烈批判王力和關鋒,把一切錯誤的責任都推卸給這兩個昔日的盟友。然而,這封信終究沒有讓他過關,幾個月後還是被抓了起來,關進了秦城監獄。關於戚本禹難逃一劫的原因,有人說是他得志時不把「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放在眼裏。此時,陳伯達出手對他落井下石。也有人說是已婚的戚本禹利令智昏,想追求「紅色公主」李訥,因而激怒了江青。但我更相信是毛澤東需要修復和軍方的關係,拋出王力和關鋒兩隻替罪羊還不夠,最後不得不賠上戚本禹這隻民憤更大的替罪羊。文革結束後,老幹部們重新上台,開始對包括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王關戚」在內的所有「文革派」成員算賬。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免予刑事起訴;而戚本禹不但被開除黨籍,還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戚本禹沒有他們兩人的老革命資歷,屬於政治暴發戶,是鄧小平和陳雲最痛恨的一類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個性張揚,小人得志時專橫跋扈,得罪了太多的人,以致最後被重判。

喜回憶春風得意的歲月
一九八六年,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有一天,有同事告訴我,戚本禹已經出獄,化名戚文,被安排在我們管轄的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這是相隔多年後第一次重新聽人提起戚本禹這個名字,但是因為當時工作忙,也沒有興趣去關注他了。到了本世紀初,在社會上銷聲匿迹的戚本禹又開始活躍起來。聽說他在上海某公司擔任高級顧問,涉足金融行業,日子過得很滋潤,不像其他「文革紅人」的生活那麼窘迫。又聽說他重出江湖,開始寫書和講學,特別對研究明史有興趣。後來又在網上讀到他的言論,比如義憤填膺地斥責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說:「毛澤東不是封建帝王,而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二○一○年前後,我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小出版社,專門出版有關中國現當代史的著作。有一次回上海去見朱永嘉,談起戚本禹。我說很想見見他,看看有沒有可能替他出版回憶錄。朱永嘉說,他們來往很密切,可以幫我去約。幾天後,我如約在朱家見到了戚本禹。
初見的印象,他全然不是我原先想像中的文人,而是一個粗獷的山東大漢,體格壯碩,精力充沛,聲音洪亮,思維敏捷,談吐舉止間仍然充滿當年「戚大帥」的那種霸氣。戚本禹是山東人,但能說流利的上海話。我好奇發問,他告訴我,青少年時代在上海讀書,十八歲加入中共後不久,就被選拔到中南海當小科員。看來他後來因寫文章出名靠的是自學成才,被毛澤東看重就不能不說他確實是才氣逼人。雖是初次見面,但戚本禹很健談,更多的是回憶他在文革前後「春風得意馬蹄輕」的黃金歲月,談毛澤東對他的知遇之恩。他口口聲聲說毛是他的導師,但也是他的難星。至於談到自己在文革中的落難,只是為毛解脫:「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麼大的局面,不這樣不行啊。」大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風。談到這裏,他就主動提起了我和朱永嘉共同相熟的一個友人沙葉新。有一次,他和沙一起出席一個飯局。在同車回家的路上,兩人因對毛澤東的評價而爭吵起來。戚本禹因此翻臉對沙葉新說,自己年輕時練過拳,你再說對毛不敬的話,我就揍你。不過他隱去了沙葉新的反應。我以前就聽老沙說過此事,當時沙回敬他:「我就不信我七十歲打不過你八十歲的人。」由此可見,戚本禹身上還留着早年那種流氓無產者的習氣。談到文革的往事,他只是吹噓如何保護了一些人,絕口不談自己害人的劣迹。對於文革,別說是反思,戚本禹可說是沒有絲毫愧疚之心。告別時,我提出還想和他保持聯繫。他說,最近在申請出國,要低調一點。過一陣可以再見面,着我不要打電話,怕被竊聽,但可以寫信約他。

戚本禹與關鋒
過了一年多,我去上海時給他寫信約見。他用公用電話打來,約定到我下榻的酒店來看我。在此之前,我聽聞關鋒死後留下了一部一百多萬字的回憶錄。一九八二年,關鋒被放出來後,一直專心於研究甲骨文與哲學史,對外宣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對於文革的往事,他無論是和熟人還是和訪客都避而不談,表明「不看、不想、不談、不寫」的「四不原則」。這是真的嗎?我開門見山地詢問戚本禹,他倆重獲自由後一度來往頻密。戚本禹明確地告訴我,他不但知道關鋒有回憶錄,而且親眼看過回憶錄的初稿。我央求他幫我和關鋒家人聯繫出版。他說,近年來和關家的關係不好,不便出面。但是戚本禹告訴我,關鋒夫人周英和兒子關仝住在一起。關仝在社科院的一家出版社工作,因為怕影響評高級職稱,所以不想惹事,對外堅稱關鋒沒有留下回憶錄。他鼓勵我找上門去試一試,並且很熱心地教我如何在北京找到關鋒家,如何與關的家人談話,最後再三叮囑我不要對關家提起他參與此事。後來朋友幫我找來了關家的電話。我去北京時就給關鋒夫人周英打電話求見。我自報家門後,周英一口答應和我見面。當我摸進關鋒在沙灘《紅旗》雜誌社的住家,才知道周英已經患了老人癡呆症。她把我誤認作關鋒的舊交、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我也只能將錯就錯,和老太太敷衍幾句後就告辭。臨出門前,我留下自己出版的幾本書、手機號碼和一封信,托保母轉交給關仝。當天晚上,關仝就打來電話和我約定次日下班後來酒店找我。這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年人,謙和儒雅,待人不卑不亢。我們年齡相若,很快就聊得很投緣。聽他講述了晚年關鋒的學術生涯,也談及了父親失勢後被下放到山東老家的艱難歲月。也許是初交,我提到關鋒回憶錄的事,他顧左右而言他,我也就不好追問。臨別時,他囑託我在香港幫他找一本題為《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的書,說是他父親的著作,只是聽說已經在香港出版,但一直沒有見到。回到香港,果然在書店買到這本書,馬上給他寄去。作者的署名是關鋒、戚本禹和周英,由一家叫「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的機構出版。後來聽說這家出版社和戚本禹有關。關鋒的家人別說沒收到版稅,連樣書都沒看到。我很為他們抱不平,也對戚本禹的為人多了幾分了解。
同樣是我熟悉的「文革紅人」,徐景賢謙和誠懇,是個文人,對文革有深刻的反思。戚本禹張揚霸氣,是個政客。他念念不忘毛澤東和文革,並非是堅持他自以為是的真理,而是不願否定自己曾經有過的輝煌。然而,這種輝煌是建立在多少人的苦難之上的啊!我同情和尊敬徐景賢,對戚本禹這樣的「文革紅人」則唯有不屑。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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