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的聯想 (仨 頌)

  二○一二年伊始,「歐債」風暴持續,直接衝繫歐洲諸國經濟、政治,社會民生備受影響,文化藝術自亦不能幸免。觀乎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的美國,聯邦預算收縮、地方財政拮据,企業對文化藝術贊助大幅減少,博物館、藝術機構、學院早已進入嚴冬,而這股寒流現正襲向歐洲。

  回看二十世紀後半期,主導全球的各種西方藝術潮流,都是透過主導歐美藝術市場及體系的力量所帶動起來的,就連那些標榜為反建制的藝術形式,也是通過媒體、博物館、藝術機構、學院所構成的龐大機制來推波助瀾,即使不是現買現賣,最終也是依賴來自國家及財團的資源。「歐債」風暴雖未直接登陸德、法兩國,但由連環船式的金融體系崩壞而引致的不景氣,必然對德、法產生震盪。在悲觀的陰霾下,就算兩國政府暫時不提出強勢的緊縮方案,地方甚至社區的民眾,是否仍有八九十年代的慷慨呢?大財團在自顧不暇(且本土市場早已飽和甚至萎縮)的情況下,仍然願意大灑金錢給本土的文化事業,還是選擇把資金投向新興市場呢?當國家與民間的支持都退減的時候,龐大機制還能產生多大效應?

  然而,筆者並不認為歐洲藝術會因而褪色,反倒認為這是萌發種種新思維的契機。

  英國在九十年代已深深體會經濟衰退與轉型之苦。所以,大英博物館早已積極向外輸出展覽,賺取巨額借展費;學校亦大量增收全費的海外留學生,並透過旅遊業重新帶動文化事業。作為藝術輸出大國,德、法兩國的對外策略,在過去十年亦產生了微妙變化。法國在九十年代曾積極向外輸出文化,如當時經由法國使領館在香港及內地舉辦的展覽或文化活動,都有法國政府或企業的龐大贊助,但近年亦步英國後塵,不單贊助減少,還向主辦方收取可觀的借展費。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美術館及中介公司,亦在遠東地區活躍起來。輸出文化,已由外交手段變成了外匯來源,更成為博物館或藝術機構的生存空間。誠然,這麼做無可厚非,反而有利文化交流。

  德國與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對二十世紀藝術文化影響深遠,他們輸出的思想、概念,往往成為文化藝術新潮流的開端。自新世紀以來,德國柏林巿已漸漸確立其國際藝術中心的地位。相對於法國的輸出,德國的策略似乎更重視輸入。卡塞爾文獻展(Kassel Documenta)、柏林雙年展和國際影展,以及各種建築、電子產業展,透過這種交流,吸引各地業界的尖端分子,再經由他們帶回在德國的收穫,這種先引入、後輸出的方式,與過去德國大學的免費政策,同出一轍。但這必須仰賴國家在背後投放龐大資源。不過,過去十年,德國的大學教育不再是免費午餐,社會福利開支亦一再削減。二○○七年的第十二屆文獻展亦傳出當地政府因活動出現赤字而考慮停辦的傳聞。二○一二年正好要舉行第十三屆文獻展,且看這個五年一度的國際藝壇焦點項目,會否顯現危機下的歐洲與德國本土的藝術生態。

藝術界無異於金融界?

  回看歷史,真正深遠影響當代藝術及藝術體制發展的思潮,主要來自世界局勢仍處於相對緊張的六七十年代的歐洲藝壇。而過去半個世紀西方藝術思潮的核心議題,都不離「權力」二字,由最初烏托邦式地希望對建制進行「權力的解放」,產生一系列的反建制前衛藝術運動,到後來卻具體成為「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可是,九十年代以來,這種對「權力(資源)的再分配」最終演變成「權力(資源)的爭奪」,尤其當抽象的「權力」變成實質的「資源」,即驚人的市場價格、巨額的商業贊助和掌管公共資產的權柄。結果歐洲藝壇亦如美國,不是屈服於市場機制,就是完全小圈子自說自話,表面上看來五色紛陳,骨子裏只是玩弄形式或文字遊戲,以博取傳媒注意、贊助商青睞與學術界湊熱鬧。就這樣,藝術界早變得與金融界無異。如今,金融夢碎,藝術界的泡沫,也是時候戳破了!

  讓藝術抽離「權力」,不當扭曲社會價值的從僕、不做投機鑽營的工具;讓藝術重現清流、洗滌心靈,重回民眾、建塑社會價值,重構藝術的同時,亦重構人心。

  (作者是當代藝術觀察者。)


弗里德利希阿魯門博物館(圖)是卡塞爾文獻展的主場館,也是歐洲最早的公共博物館之一。卡塞爾文獻展被譽為世界三大藝術展覽之一,亦是開支驚人的活動。(Haupt & Binder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