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才剛開始:專訪陳丹青談木心美術館 (周婉京 訪問、陳丹青 筆答)

周婉京(以下簡稱「周」):木心先生不像貝聿銘,不像陳逸飛,他似乎從未刻意融入某個華人藝術家圈子,也沒有建立或鞏固起自己的藝術權力。相反,他對世界文學有很深刻、內斂、自省式的了解,但他同時對所謂包容的美國社會卻也保持一種無奈又清醒的距離。您是如何看待木心旅美時的處境?與他的交往對您旅居紐約的階段有什麼影響?
陳丹青(以下簡稱「陳」):是的,木心很清醒,但未必「無奈」。「無奈」的意思是,他試圖「有奈」,但他不曾。五六十年代,他要是想在大陸發表文學或繪畫,完全可以,前提是:改變自己,適應外界,就像當時許多文人藝術家那樣。不。他不要這個前提。
怎樣看待他旅美的處境,也有前提。絕大部分人的前提是:出國須得「成功」、「融入」,小焉者如陳逸飛,高明者如貝聿銘,還有許多其他行當的成功人士,這才算得光榮,值得尊敬。我不確定您是否也持同樣的價值觀。你問我,我便直截地說:我不要這個前提。我在紐約就談不上成功、融入,我與木心氣味相投,恐怕基於此。
木心莊敬自強。他的前半生被壓抑、被剝奪,五十六歲後在紐約重續繪畫和寫作,出書十餘冊,畫作逾數百。八九十年代他在台灣廣有讀者,他的畫也能出售,雖未致富,談不上受窮。初到紐約的幾年固然清貧,後半期,約十五年左右,自食其力,過着不失體面的生活——無數歐美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是這樣,此外還應該怎樣呢?
非要說成功,木心的暮年收獲成功:耶魯大學美術館為他舉辦特展,並巡迴芝加哥、夏威夷、紐約亞洲協會等現代美術館。這是極少數華人藝術家可得到的高規格展覽。但我不在意他的「成功」。沒有這些,我仍然愛敬他,只因他是木心。

「我們」和木心之間有一道鴻溝
周:您個人是如何着手做木心先生的研究,最早是如何開始的?面對先生小說、散文、詩等不同類型的創作,《文學回憶錄》是否可視作讀者接觸木心、解讀木心的方法論(若不是,您建議以何種方式手研究)?但這種嘗試理解的方法,是否恰恰印證着我們和木心之間的鴻溝?

陳:我從未做過木心研究。他死了,他的讀者(多數是年輕人)要我發表當年上他的文學講席的筆記,我就發表了《文學回憶錄》,這不算是研究。此外,我每年為理想國出版社的《木心紀念專號》寫一篇回憶木心的文字,也不算研究。我不是學者,只是在回想一位老朋友。
《文學回憶錄》擴大了聽課的人數。但要了解木心,還得讀他的著作。他的文章不好懂,譬如,他常用生僻的字詞,別說年輕人,今日六七十歲一代,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後接受教育的人群也未必識得那些字詞。《文學回憶錄》是通俗易懂的講課筆錄,據說許多人開始接受他,就因為這本書,他的詩作、散文、小說,讀者漸多,還是很有限。
是的,「我們」和木心是有一道鴻溝。有鴻溝,事情才有意思。我就因為看到這條有趣的鴻溝,才與他長年廝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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