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受折磨,就叫鍛煉」:懷念楊絳先生 (金聖華)

初次會見楊絳是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八五年,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回,香港翻譯學會的執行委員發起兩岸三地交流活動,也許因為是第一次舉辦這種活動,也許是因為大陸改革開放不久,這麼一個沒有財力、沒有後台的民間學術團體,居然在兩岸都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在北京我們拜會了各種機構,包括了地位超卓的社會科學院。當天出席的有名聞遐邇的錢鍾書、楊絳伉儷,還有翻譯高手羅新璋等人。我的座位恰好安排在楊絳和羅新璋中間,因此會上可以盡情向譯界前輩討教。楊絳十分謙遜,說是正在構思一篇有關翻譯的文章,準備以慢鏡頭來剖析翻譯的過程,探討翻譯的要訣。這篇文章後來發表時以《失敗的經驗》為題,闡述翻譯時選字、造句、成章的步驟,及後改名為《翻譯的技巧》,是我在翻譯課上要求學生必讀的精彩論述。
坐在楊絳的身旁,自然會談到她的經典名譯《堂吉訶德》,那時候年輕學淺,一出口就把書名中的「訶」字念成「ke」了,楊先生立刻糾正我,「這字念he,不念ke」,說時,聲音輕輕軟軟的,溫柔而堅定。多年後,讀了她的《我們仨》,才知道鶼鰈情深、極少齟齬的錢氏夫婦,居然曾經為一個法文字「bon」的發音,好好吵過一架。楊說錢的發音帶有鄉音,又經法國友人論斷屬實,弄得錢很不開心。自此夫婦倆決定凡事互相商議,不再爭吵。由此可見兩位大家歷來對語言,對學問、對文化的執著和認真。我當時初識楊絳,就出了個洋相,雖甚覺尷尬,卻衷心感念前輩不吝指點後輩的真誠與坦率。
那時候,大陸開放不久,一切都很保守,楊絳卻穿了一身旗袍,配上她的優雅舉措,詩書氣韻,顯得一派雍容,與眾不同。從她的外貌,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出眼前的大家閨秀、文壇翹楚,竟然曾經遭受過文革的摧殘肆虐,罰過掃廁所,剃過陰陽頭,更下放過五七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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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著名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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