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金庸──電車彎道上的早期《明報月刊》(丁 望)

人生的際遇,與時機息息相關。《舊唐書.李靖列傳》謂:「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又言「時不可失」。金庸師就是善於把握時機創造光環的人。
本文寫一九六六年《明報月刊》的創刊。文內稱《明報月刊》為月刊,《明報》、《明報晚報》分別為日報、晚報,稱金庸的傳媒企業為明報集團,以省略書名號;按新聞寫作體例,寫入本文者省略稱謂。

時機不可失 引日報轉型
金庸不只是武俠小說大師、出色的報人和社評撰稿人,更是大富豪級的傳媒老闆、樓房和股票投資家,具有精於計算、嚴控成本效益的商人頭腦。
一九六六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從文藝清算、黨內鬥爭,文革擴大到社會各階層。一九七九年,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的「十一講話」,稱文革把人民「投入血腥的恐怖中」。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稱「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革造成社會危機,卻是金庸引領日報轉型、建立特色和影響力、提升銷量和利潤的契機。

在文革期間 轉型跨步大
他引領日報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段。從一九五九年創刊至一九九一年股權轉移,權稱為金庸時代。
金庸時代的三十二年,可量化為三個時段:第一時段早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第二時段中期,一九七○至一九七九年;第三時段後期,一九八○至一九九一年。
在早、中期,金庸是緊握決策、行政實權的大統帥,任明報集團董事長、日報社長兼總主筆、總編輯,一九六六年兼月刊總編輯。在日報不兼總編時,實際仍是總編,主導大政。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日報有「左」的紅色彩,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開始轉型。一九六二年對五月逃亡潮的取態(同情)、一九六四年的「核褲論戰」,是轉型的標誌,紅色褪去,自由之聲響亮。
文革期間(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和文革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年)對四人幫的清算和「批左」,是日報轉型跨步更大、明報集團加快發展的時段。月刊的創刊和發展,日報增強大陸新聞特別是對文革的解釋新聞取向,晚報的創刊(一九六九年)及初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的財經專業特色,是這一時段的標誌。
對於金庸引領日報升格、發展,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的鄭樹森博士,有深入的研究分析。他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指出:
早年的《明報》是小報格局,黃、賭、俗難免。六十年代中開始提升報格。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深入報道,大量發表各種流傳出來的資料(紅衛兵報紙和所謂黑材料),後並由丁望編輯出版,備受各方矚目。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抗暴,呼應大陸文革。查良鏞每日在《明報》撰寫社論,痛批之餘,並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暴動。

編輯部四人 倪匡有客座
月刊創刊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編輯部設於銅鑼灣禮頓道二號A二樓,在電車從銅鑼灣轉向黃泥涌道彎道的車站旁。在二樓三百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
編輯部只有四人,總編輯金庸,編輯是許冠三和我(許年齡比金大),助理編輯兼校對王世瑜。金、許、王的辦公桌併在一起,我「獨立而坐」、靠在窗邊。
另一桌子靠裏面的牆,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坊間的金庸傳寫月刊,以日報在灣仔謝斐道的地址套到月刊頭上,又列出近十人的編輯名單,全是小說化的想像。
一九六七年,月刊搬入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十樓,與日報編輯部同一樓。金庸不再擔任總編輯,由胡菊人接編(至一九八○年),執行編輯是黃俊東(在他之前王世瑜做了幾個月,王後來轉職主編《華人夜報》)。在相當時間內,編輯部就只有二人,坊間金庸傳所列「名單」不靠譜。
一九六七年,金庸專任日報的社長、總編輯、總主筆。他調我到編輯部任資料室主任,後來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月刊叢書部總編輯,直接受他指令、我直接對他負責。
他對月刊仍十分關注,有時會寫字條給我,直接點題要我寫稿。例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要我分析「異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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