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夢醒後…… (潘耀明)

  在處理本期專題時,不知什麼原因,我忽然想起愛德華.貝勒梅(Edward Bellamy)的《自二○○○年回顧一八八七年》(Looking Backward : 2000-1887,下稱《回顧》)。貝勒梅以《回顧》一書成名,時為一八八八年,正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工業社會發展蓬勃的階段。

  貝勒梅對美國工業社會帶來的弊病深痛惡絕,他在小說裡設計一個一百二十年後即二十世紀的烏托邦村的完善社會。小說中的兩個主角,一個是波士頓貴族社會代表魏司特,一個是李地博士。魏司特是屬於十九世紀的人,李地則是把魏司特帶到二○○○年的嚮導。在貝勒梅的筆下,美國十九世紀末工業社會像一輛馬車——「黑壓壓的人群被套上了韁繩,吃力地在一條山坡眾多、滿地泥沙的道路上拖著前行。」在這輛車子頂上,坐著有閒階級。那些有限的、高高在上的位置,雖然許多人爭著要坐,但也頗有高處不勝寒之慨﹕「失掉了座位當然是一件極不幸的事,因此為了自己或朋友的座位而擔憂使位居高位者的快樂經常地蒙上一層暗影。但是難道他們只為自己著想麼﹖」魏司特自己如此答覆﹕「喔,有的,同情和憐憫之詞是常常掛在坐在車上的人的嘴邊的,尤其是當車子遇到壞路或陡坡的時候。這時,坐車者就以鼓勵的言詞向拖車的人們喊話,要他們忍耐,要他們抱著在來世有好命的希望,也有人自動為那些跛子和受傷的人買藥膏。」

  小說有一段文字是很有反諷意義的,表面似乎合理的現象,其實是說明工業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的不通人性的缺點。魏司特表示,大抵車上的乘客一致認為「他們和捆著繩子的兄弟姊妹們是不同的,他們的素質較佳,屬於較高一等的人種,有權期望別人為他們忙。這一種錯覺的影響顯然使對於人類受苦的感覺變成一種遙遠的哲學理論的同情心。」魏司特下了這麼一個諷刺的結論。

  上世紀的有識之士,對工業社會的冷酷無情和帶來社會分化、不平等、貧富懸殊的現象很不滿,包括魏司特之輩,都冀望能改變這一不合理現象。相反地,李地博士向魏司特展示人類未來的烏托邦社會光明的前景,即進入二○○○年的人類社會﹕「最後,在世界歷史很遲的時候,大家看透了一件事實,就是說,沒有任何事業比有關民生問題的工業和商業更是基本上的公共事業﹔把基本上最是公共事業的工商業付託給私人去辦,去為這些私人謀利,真是荒唐,其荒唐的性質就像(雖然荒唐的程度遠大於)把政府的功能交給帝王和諸侯而只以這些人的個人光榮為目的去施政。」

  最匪夷所思的是這麼重大的一項社會改革和變動,居然在沒有造成太多流血、沒有激烈手段的騷動下發生的,這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識﹕資本集中是歷史進化朝向公正的工業系統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時期,獨佔事業時代將結束,從而形成大眾掌握的國家信託機構。李地博士說﹕「這就是說,結果美國的人民開始掌管他們自己的工商業,正像一百年前他們開始掌管自己的政府一樣﹔現在為了工業的目的組織起來,其根據和以前為了政治的目的組織起來完全相同。」

  貝勒梅宣揚的其實是國家主義。這本小說曾一紙風行,因為那個年代的人都在嚮往二○○○年人類社會的到來。這本小說給那個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一個夢想,而且是甜蜜的夢。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把身處的社會與貝勒梅的小說作一比較,相信心情與魏司特一樣,同樣是沉重和不平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人也懷著一個烏托邦社會的夢──社會主義燦爛的明天,結果招來一場大劫難。中國老百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後,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卻發現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先進的,甚至要求像西方工業社會起步時一樣,要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優先坐上馬車,這才是國民唯一的出路。這是貝勒梅小說《回顧》誕生迄今一百多年後、中國人「烏托邦夢」破滅後的又一次反省,經過實踐證明,唯其如此,中國才能崛起。這與貝勒梅小說的結局大異其趣,如果貝勒梅地下有知,相信準會啼笑皆非。我想,如果有人從文學角度去抒寫此一現象,肯定會成為一部巨著。

  注﹕引文參看柯恩(Hennig Cohen)編,朱立民等譯﹕《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台灣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一年。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