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張曉風)

二○一五年十一月,台北市,細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場既喜悅又悲傷的午宴。

邀宴的主人是黃教授,她退休前曾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的主任,邀宴的理由是想讓我跟她遠從天津來台的姪孫見面。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姪孫。

說是「姪孫」輩,其實年紀也只差五歲。至於「黃教授」,也是「官方說法」,我們其實是一九五八年一同進入大學的同學,後來,一起做了助教,並且住在同一間寢室裏,所以一直叫她「小寶」。如今,見了面,也照樣喊她「小寶」。這一喊已經喊了五十七年,以後,只要活,想必也會照這個喊法喊下去。

宴席設在紅豆食府,是一家好餐廳,菜做得素雅家常而又美味,遠方的客人叫杜競武,他是我老友杜奎英的大哥杜荀若的孫子,老友逝世已四十年,他前來拜望杜奎英的妻子黃教授。他叫黃教授為叔祖母,我好像也順便升了格。至於他要求見我一面,是因為——照他說——讀了我寫他三老爺(杜公)那篇《半局》,深為其中活靈活現的描述感動。

「活靈活現?哈!」我笑起來,「你見過你三老爺嗎?你哪一年生的呀?就算見過,你能記得嗎?」

他也笑起來。

「理論上見過,」他說,「我一九四六出生,那時候三老爺住我們家,他一定見過我,我卻不記得他……他的行事風格嘛,其實我都是聽家裏人說的……。」

也許DNA是有道理的,他說話的聲口和神采也和當年杜公有那麼一分神似。但也許是少年時候因有台灣背景,受過許多痛苦折磨,也許是因為他比當年的杜公年紀大,他看來比較約斂自制,沒有杜公那種飛揚跋扈。但已足以令我在席間悄然一思故人一神傷了。

印尼有個島,島民有個奇怪的風俗,那就是在人死後幾年,又把死人從地底下一再刨出來,打扮一番,盛裝遊街。他們不覺如此做唐突了死者,只覺得應該讓大家能有機會,具體地再一次看見朝思暮想的那人。

我在報上看見圖片,心裏雖然不以為然,天哪!那要多花多少錢呀?世界如此貧薄,資源如此不夠用,厚葬怎麼說都該算一項罪惡。我怎麼知道那是厚葬呢?因為推算起來屍身要保持得那麼完整,而且又要維護得如此栩栩如生,一定是錢堆出來的。但是,看見圖片上那死者整齊的衣服、宛然的面目,以及陪行寡婦的哀戚和眉目間的不捨,仍不禁大為動容——雖然我與那人素昧平生。啊!人類是多麼想、多麼想挽回那些遠行的故人啊!我們是多麼想再見一眼那些精彩的朋友啊!

我此刻坐在雅致的餐廳裏,跟五十多年前的老友的姪孫見面,彼此為的不就是想靠反覆的陳述來重睹逝者的音容嗎?

曾經,身處兩岸的我們隔那麼黛藍那麼憂愁的海峽、那麼綿延的山和那麼起伏的丘陵,以及那麼複雜的仇恨——然而,他輾轉看到了我的文字書寫,他覺得這其間有一份起死者於地下,生亡魂於眼前的魅力。我的一篇悼念,居然能令「生不能親其謦欬,死不及睹其遺容」的那位隔海姪孫,要從遠方前來向我致一聲謝。我一生所得到的稿費加版稅加獎章和獎金,都不及那老姪孫的俯首垂眉的一聲深謝啊!

兩天後,他回去了,山長水遠,也不知哪一天才會再見面。人跟人,大概隨時都在告別,而事跟事,也隨時都在變化——政局會變,恩仇會變,財富的走向會變,人心的向背會變。而這其間,我們跟歲月告別,跟伴侶告別,甚至跟自己曾經擁有過的體力和智力告別……

然而,我不知道「書寫」這件事竟可以如此恆久,雖然「壞壁無由見舊題」,如果兵燹之餘,所有圖書館都燒成灰燼,則一切的書寫只好還原為灰塵(啊!原來人類肉身的「塵歸塵,土歸土」的悲哀法則,也可能出現在文學或藝術品上)。但在此之前,這篇文章,它至少已活了三十九年半,讓遠方復遠方的族人,可以在青壯之年及時了解一段精彩的家人史,呼吸到故舊庭園中蘭桂的芬芳。

後記:一九七五年八月,四十年前,我的朋友杜奎英謝世,我當時人在美國,不及送他最後一程。隔年我寫了一篇《半局》悼念他,刊於《中華日報》。不意近四十年之後,有一位朋友跨海而來,向我殷殷致謝。

(作者是台灣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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