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的得與失 (丁東)

  最近,我讀到趙杰兵的新著《康莊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記憶》(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引發了很多感想。

  我認識趙杰兵已經四十多年了。一九七二年,我和書中談到的姜斯棟在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共事。我們都是從基層提上來的知青。趙杰兵和姜斯棟是北京四中同學,又是同在康莊插隊的好友。因姜斯棟的關係,我認識了趙杰兵。後來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見過一面,當時趙杰兵已在中組部工作,到山西出差,曾經天南地北,暢聊一番。以後雖再未見面,但還是聽說過他的消息。因為我跟王小波是朋友,曾參與他出書斡旋的事,跟他姐姐趙潔平來往倒多一些。王小波的小說生前難出,生後火爆,趙潔平當時在華夏出版社供職,趁領導出差之機,冒險讓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在中國大陸付梓,我對她的膽識懷有敬意。最近和姜斯棟相約去中日友好醫院看望調研室老領導吳象,趙杰兵囑他將這本知青回憶錄贈我一閱。 

  這本書主要是講述知青時代的理想和奮鬥。趙杰兵一九六八年底離開北京,到山西省山陰縣康莊插隊。對他來說,知青經歷是人生之旅的正能量,延續至今。他就讀的北京四中是全國名校,同學多有遠大抱負,也的確湧現了一批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精英。文革開始後,趙杰兵父親被打倒,母親受審查,他個人的發展空間受到極大限制。在政治逆境中,他卻在康莊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他所在的生產隊是一個窮隊,生產的糧食不足以果腹。隊長換來換去,誰也沒有能力改變困境。無奈之中,推舉一個不肯上任的社員充當隊長,那個社員就任的條件是,讓趙杰兵擔任副隊長,和他搭班子。在中國的幹部體制中,最基層的官員只到公社一級,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兩級領導,還是農民身份。生產隊副隊長,雖不在幹部體制序列,但總是掌握了一點公共權力,如何行使這點公共權力,會影響到上百人的生計。在副隊長任上,趙杰兵做了幾件事,拿主意買化肥,帶社員到幹渠爭水,一年下來,全隊摘掉了吃返銷糧的窮帽子(返銷糧,國家向農業經營單位銷售的糧食)。以後他又當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他說自己後來職務多次變動,官越做越大,但帶來的興奮都不能與擔任副隊長相比。這是實情。在逆境中能夠掌握一點公共權力,操持眾人之事,並有所成功,的確影響了他一生的抱負和走向。一九七○年代中期,他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這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謂夢寐以求。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楊天石也是北大畢業,為了調進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前後奮鬥了十八年,才如願以償。而趙杰兵卻主動要求離開研究所,回到插隊的地方當公社幹部。了解他的生活軌迹,方能理解他這一非常之舉的原因。他對鄉親的感情的確比一般知青更為濃烈。後來擔任了高級幹部,還想為當地做事,尋求大型國企贊助,邀請知青共同捐資,終於幫助康莊打成兩口深井,讓當地老鄉喝上了甜水。

「知青之父」趙凡

  單這一條線索不足以引起我議論的衝動。我更想討論的是另一條線索,即有關作者父親的線索,本書着墨不多,不足全書篇幅的百分之一,但他的父親對知青運動的影響卻實在不可忽視。而書中只在不經意處提了一句,他是為上山下鄉運動劃上句號的人。

  趙杰兵的父親名趙凡,一九一六年出生,二○一○年逝世。九十四年的人生之旅,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但大歷史看重他的,莫過於為上山下鄉運動劃上句號。論職務,他最後是副部級。按說,這麼大的社會運動,輪不上他這個級別的幹部來劃句號,但他偏偏就成了關鍵人物。一九七八年,趙凡出任農林部副部長兼國家農墾總局局長、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正是在履行這一職務的過程中,他留下了可以載入史冊的足迹。不久前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裏面有個魯局長,其原型就是趙凡。鳳凰衛視曾有一個欄目「口述歷史」,聘我擔任顧問。我當時就建議做一期採訪趙凡的專題。經過一年多的溝通,得趙潔平從旁催促,總算在趙凡九十高齡時,錄製完成並播出。

  一九七○年代末期,思想解放大潮席捲中國大地,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式微,社會情緒怨聲載道。政府因為無力安排上千萬知青回城就業,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決定,只允許插隊知青返城,農場知青則視為已經解決就業,不允許返城。這個決策馬上引起了農場知青的反彈。雲南西雙版納的農場知青,舉行了大規模絕食抗議。趙凡受中央之命,到雲南調查處理,本來中央的意思是讓他說服知青服從政府的決定。但他到現場以後,才知道雲南農場知青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做一些小修小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中央剛剛作出的決策行不通。於是緊急與四川、上海等地方領導協調,最終說服中央作出新的決定,允許農場知青自願返城。一時間,大多數知青重歸故里,與父母家人團聚。因此,他們稱趙凡為「知青之父」。作為中共高級幹部,在關鍵時刻,不是堅持貫徹上意,而是順乎民意,推動上意改變,如此例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實際上,趙凡也付出了代價。不久,他就離開領導崗位離休了。但這一舉措衝擊了一九五○年代形成的城市就業由政府包下來的計劃體制,引發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復興,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向市場轉型。這深刻的變化,可能連趙凡本人都始料不及。

  趙杰兵早在文革前剛上高中,就萌生過學習邢燕子、董家耕等知青典型的念頭,還到知青典型趙耘下鄉的地方體驗了一個月,於是主動要求下鄉。當時趙凡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副市長,分管農業,他給兒子澆了一瓢冷水,還請北京市教育局長孫國梁直接跟兒子辯論,說服他高中畢業前不要下鄉,可見趙凡當時就不贊成城市中學生下鄉。十幾年後,發動知青上山下鄉的毛澤東已作古,趙凡成了終結這場波及千萬人的運動的推手。趙杰兵在書中引述了趙凡二○○六年對知青運動的四點看法,有肯定有否定,看起來很辯證。如果真是得大於失,趙凡又何必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上山下鄉劃句號呢?

媒體有意無意美化上山下鄉

  自從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人登上大位以後,大陸媒體有意無意形成了把上山下鄉運動當作一代人成才之路的美化傾向,有的聲音甚至把上山下鄉說成是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偉大創舉。我不否認,不論是當年還是今天,如果有青年自願到農村、到邊疆服務公眾,造福底層,施展抱負,都值得尊重。其實,在某些政治運動中,不少曾經造福百姓的知青沒有得到應有的善待,使那些具理想主義情懷的同齡人心寒。比如知青孫立哲在陝北那麼受農民歡迎,清查四人幫運動中卻差點被整死。然而對於更多的知青來說,問題不是如何善待他們的理想追求,而是如何尊重他們過常態生活的權利。文革年代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自願者其實不是多數,而是少數。毛澤東一九七三年給李慶霖寫信以後,知青下鄉被當成必須維護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在制度上進一步強化,規定每個城市家庭的中學畢業生只允許一個子女留城就業,其餘必須下鄉兩年以上,方可招工、升學、參軍。這種靠國家力量實施的強制性安排,對當事人來說只能無奈接受。世界上有不少國家要求公民必須服兵役,但除了中國,還沒有哪個國家要求中學畢業生必須下鄉。知青下鄉後,能否回城,如何回城,也沒有制度保障。多數知青無意追求掌握公共權力,自身的命運被掌握公共權力的人所操控。為了改變命運,太多的知青付出了不應付的代價。改革開放的好處之一就是國家逐步放鬆了行政干預,在相當程度上把選擇職業的權利還給社會,還給百姓。如果承認國家應當尊重公民選擇職業的自由權利,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運動,就應當從整體上否定。這才是歷史應有的判斷。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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