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善舉  懷念新亞書院前校董會主席周文軒博士 (金聖華)

  我清楚記得,那是二○○七年九月上旬一個星期五的早上,十點半,我踏進尖沙咀東海大廈,向二樓南聯集團的辦公室走去。約好了去見周文軒博士,走在樓梯上,內心只覺七上八下,不知道此行的目的能否達到——周先生到底會怎麼說呢?

  認識周文軒博士已經有很多年了。周先生自一九九八年起就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並代表書院出任大學校董,直至二○○七年十一月底他與世長辭為止,這整整十年的光陰,他一直對書院的各項活動與建設熱心支持,對扶掖年輕學生,推動文化工作,更不遺餘力。

  每次開校董會,我們都會在大學搭乘專車,老遠從沙田跑到東海大廈去,原因是很多校董是社會人士,會議能在尖沙咀這麼適中的地點召開,對大家都很方便。周文軒先生每次都慷慨借出他的會議室,不但如此,在會議桌上眾人面前,除了文件、茶水,早已放好一人一盒「雲芝精華」。原來主席除了為新亞的種種事務費心費力之外,還要兼顧各位校董的健康問題。每次在會前、會後,他都會跟梁秉中教授討論有關中藥製作、成效、臨牀實驗等種種問題,說得興起,神采飛揚,看來可真像個遍嘗百草的神農、精通藥理的扁鵲,難怪他創設的中藥保健公司也以「百草堂」命名了。

  跟溫文爾雅的周文軒博士開了很多年會,由於他說話聲音偏低,而且時常越講越輕,再加上一口地道的吳儂軟語,使好多與會者都聽得吃力萬分,我對他那帶有蘇州口音的上海話,卻聽來倍感親切。除此之外,我原本對他所知不多,只曉得他是本港知名的企業家,業務範圍很廣,當年曾經把如今人所共識的公仔麵引進香港等等。

是事業,不是商業

  真正認識周文軒博士,還得從二○○五年說起。那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學決定頒授榮譽院士銜給周先生,由我撰寫讚辭。事先,我除了閱讀有關資料之外,最要緊的步驟就是進行專訪,於是約好了周先生去他的辦公室晤面。

  周文軒博士的辦公室出奇的樸實,沒有金碧輝煌的裝修,沒有炫耀奪目的擺設,連牆上的字畫也不多,傢具都是半新不舊的,舒舒坦坦陳設在偌大的空間,讓來客一進門,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室內最叫人注目的,是掛在牆上的一幅字,上面寫着:「百草良藥救世人,萬家甘雨有丹心」。這副對聯,彷彿把主人的心意和盤托出,告訴大家,企業家真正的人生目標,不在於創業致富,而在於濟世救人。

  話匣子一打開,周先生就說自己這輩子想得多,雖然未必事事很切實際,但是今天已想明天事,也因為這樣,當年引進了公仔麵、洗衣粉等,開風氣之先。周先生又說,自己是個出題目的人,每年想點子、出題目,讓人家去做。這些題目,包括了如何治療癌症,磁場對身體有何影響,如何預防小兒患電腦病等等。他深信預防勝於治療,矢志要研究如何根治痛患,使人人健康少生病。他肅容宣稱,自己研治中藥、提倡中西醫結合的種種努力,是一項事業,而不是一種商業行為。

  文軒先生告訴我,他小時候想做醫生,長大後又想從事文學創作,雖然後來棄醫、棄文,從了商,卻因而有了推動醫學及提倡文藝的能力。在我訪問過的善長仁翁之中,大部分都着意推動醫藥、教育、工業、環保等方面的慈善工作,像周文軒先生這般醉心藝術、崇尚文化的,卻甚為罕見。周先生談問題,往往看得很深入、很透徹,他認為文學、音樂都是陶冶性情的良方,可以興教樹化,移風易俗。他本人博覽群書,尤喜中國古典詩詞,不但如此,他還會創作,為唐詩宋詞譜曲。我問他,「這本事可不小,您怎會作曲呢?」他謙稱:「作曲也沒什麼,總脫離不了『高低、輕重、快慢』六個字囉!」一九九六年,他在上海推動音樂,舉辦了配合古典詩詞的作曲大賽,為了以身作則,他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以張繼的《楓橋夜泊》為題悄悄作曲,並以匿名方式送去參賽。結果經過一審、二審、三審,終於在四百多首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冠軍。說起這樁美事,周先生喜上眉梢,打從心底樂出來,「音樂還可以治憂鬱症哩!」他又加上一句。

  周先生既然深信弦歌之聲可以怡情養性,因此譜起曲來,十分投入。他說《楓橋夜泊》詩中有畫,帶一點惆悵,泛幾許鄉愁,譜曲時,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全詩的意境。看他說得這麼中肯,這麼切題,分明是位行家!除此之外,他還譜過《下江陵》、《鵲橋仙》、《念奴嬌》、《過零丁洋》等曲子。看到這一位經商奇才,既精醫理,又通音律,實在使人驚歎不已!

  走出周先生辦公室,腦海中難忘的不僅是企業家果敢進取、適時制變的毅力與決心,還有他那種「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的雅趣與豪情。

  幾天後,周先生來電說:「你寫的讚辭收到了,有幾個地方要修改一下。」 我很詫異:「讚辭還沒寫呢!您怎麼會收到?」原來他把校方公關處發給他過目的新聞稿,誤以為是我寫好的讚辭了。再過一個星期,我把完稿寄上,沒多久,又收到周先生來電,他用帶有蘇州口音的滬語說:「儂寫格,到底勿一樣!」 這次電話中,他聽來十分高興,頻頻說要請我吃飯,再好好談談。

  坐在尖沙咀的「霸王山莊」中,文軒先生點了很多地道的上海小吃,他忙着為我布菜,自己卻吃得很少。我們的談話,自然又圍繞着醫藥、音樂、教育與文化。周先生感歎道:「我是一個dreamer!」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做生意的特別頭腦,也並不以賺錢為人生目標,一輩子只是不斷地尋根究柢,不斷地追問「為什麼」。他一再強調,做人應不存偏見,正反兩方都得去研究,百樣事物都得去接觸,這樣才能觸類旁通,豁然開朗。「凡事沒辦法,就要想辦法。專心去做一件事,一定做得到。假如有生之年可以解決癌症的問題就好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也是我畢生的願望與夢想。」 周先生說着說着,露出一副悠然神往的模樣。

為中國藝術盡心力

  二○○五年六月底,我的新書《榮譽的造象》舉行發表會,周博士親蒞致賀。此後,我們不時會在一些文化活動的場合碰面。又有一回,周博士要為名下的公司推出嶄新的寵物保健藥品,問我英文該用什麼用語。我想起英諺: 「Love me, love my dog」的句子,提議他用:「 Love me, love my pet」。他欣然接受,不久就告訴我,標語已經印在產品上,積極推廣了。

  二○○七年夏,白先勇監製的青春版《牡丹亭》應北京國家大劇院之邀成為十月初開幕誌慶的重頭好戲之一,這無疑是個大好消息,可惜的是,每次演出,這位崑曲義工隊長不但要為整個製作運籌帷幄,還要為募集經費四出張羅。我們這些大、小義工在旁看着,不免感到心中不忍,恨不得也能為他出一分力氣,於是,我自告奮勇,想替他奔波一下。

  記得二○○五年初,蘇州崑劇院的「小蘭花班」曾經來香港中文大學演出兩場折子戲,包括了青春版《牡丹亭》中的《遊園驚夢》。當時新亞校董會主席周文軒博士慷慨捐貲,撥出款項推廣中國文化,新亞書院因此得以贊助盛事,惠及師生。素知周文軒博士與夫人嚴雲震女士伉儷情深,而周夫人熱愛藝術、音樂,又是白先勇胞姐的多年好友,崑曲演出的當晚,她也是熱心觀賞的座上客。

  有了以上種種淵源,我在二○○七年八月十六日近午時分,帶上青春版《牡丹亭》二○○六年美國盛大公演的錄影帶,以及有關的書籍、資料、剪報等,又一次來到周文軒博士的辦公室。

  周博士的辦公室電子設備齊全,我道明來意後,他馬上在電腦屏上端詳《牡丹亭》揚威異邦的實錄,看到彼國人士熱烈激賞、如癡如醉的反應,他顯得特別興奮,隨即撥了一通電話給夫人,告訴她我國的百戲之祖在美國演出時如何聲威遠播。接着,不必我張口結舌,不必我囁囁嚅嚅,他很爽快地說,「演出經費需要多少?先去籌募一下,不足之數,由我填上。」

  當時,我們又談了很久關於發展中藥及推廣中國文化的事。周博士送了我他譜曲的《詩詞音畫》及《古韻今曲》,說中國藝術能弘揚於世,是最值得欣慰的事。由於得知白先勇和我因為長期伏案,都有頸椎毛病,他立即拿出「腦必通」與「雲芝精華」來,送我們一人一份,讓我們好好注意保健。再聽說我電腦技巧不靈,就把我引介給鄰室的胞弟周忠繼先生,然後相約一起去午膳。飯後,再回到東海大廈,承蒙周忠繼先生不棄,給我上了一個多小時的速成課,使我這電腦初學生,對摸索入門的的途徑,稍有眉目,不再有墜入雲裏霧裏的感覺。辭出門來,心中不禁好奇,怎麼周氏一門雙傑,都是這麼勤思好學,不計名利? 周文軒先生研究中藥,以濟世為懷,不求牟利;周忠繼先生則發明了中文輸入法,明明可以申請專利,卻偏偏要公諸世人,惠及群倫。

  往後的幾個星期,我遍嘗了徒勞無功、四處碰壁的滋味。「崑曲?這是什麼?已經落伍了,沒人懂吧!」「贊助?今年的項目已經定了,明年請早吧!」「國家大劇院演出?不是在北京演過了嗎?還有誰看呀?」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一遍又一遍的失望,原以為水到渠成的事,竟然寸步難行,使我不禁有點懷疑當初自告奮勇去募款,是否想得太天真?

「千萬別出名」

  於是,九月上旬一個星期五的早上,我再次踏進周文軒博士的辦公室。

  「在北京大劇院演出,究竟還欠多少經費?」周先生和顏悅色地問。我在喉嚨底說了個數字,是事前向白先勇請示所得的。才不過一個星期前,我坐在國貿中心高聳入雲的巨廈裏,那家公司富麗堂皇的會議室中,用上海話、廣東話、普通話、英語、法語向滿座與會人士解釋何謂崑曲,為何要弘揚,如何去推廣。「你們的通盤計劃如何?宣傳方案如何?預算要多少?」人家問。我既不是崑曲專家,又不是團隊中人,對答起來,即使全神以赴,仍感力不從心。如今在周先生清幽的辦公室中,他輕輕問,我輕輕答,沒想到他竟一口應承,「好,就這個數目,由我贊助吧!」

  周先生又與我親切地聊了一會兒,我問他十月《牡丹亭》演出時,要用什麼名義致謝,他說什麼都不要,千萬不可出名,以往,他做的善事很多,有不少都是匿名捐贈的。「善事盡了心就好,不必謝了,」他說。「那演出時的戲票呢?您會去看戲嗎?」「給我太太吧!她喜歡崑曲,我呢?飛那麼遠有點累,到時看吧!」說着,周先生站起身來,「走吧!我要去銀行。」原以為他有什麼公司業務要辦,誰知他接着說,「今天是星期五,這款項要趕着匯出了。」

  我們一起坐電梯下樓,他問我去哪裏,一再說要送我一程,經我堅辭,他才跟我揮手道別,轉身而去。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周文軒先生。

  九月底十月初,馳電周先生辦公室向他致候,並想問他要多少戲票,駭然得知他身體違和,進了醫院。屢次想去探望,秘書答稍後再說。想不到他十一月底就溘然長逝了。

  我不知道這一筆為數不少的捐款,是不是他最後的一項善舉,但我確知在那燠熱的九月天,日正當中時,周文軒先生從冷氣辦公室走出來,冒着驕陽流着汗,親自去銀行把那筆善款匯出。

  兩年了,這項不為人知的善舉,一直埋在心底未為人知,如今,值此新亞書院六十周年院慶的日子,謹以此文,深深懷念博學儒雅、仁風廣被的周文軒博士。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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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軒先生(左)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