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走向別一路去」 (卷首語-潘耀明)

  流俗有見於中國不及西洋之處頗多……便以為西洋進步快,捷足先登,中國進步慢,遂致落伍。其實錯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向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到達。中國正是後一例。

  以上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裏的話。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曲折崎嶇的。近一百多年來,國人一直在探索如何走向現代化。較早有康有為先生提出的「西體中用」,他在專著《大同》首先強調現代工業生產,將個人的自由、獨立思考作為未來社會追求的終極目標。但康有為卻「走向別一路去」,所以沒有成功。正如知名美學和思想家李澤厚指出,康有為的「西體中用」思想的嚴重缺陷,就在「他缺少了『轉換性創造』這一重要觀念。他沒認識『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應成為某種對世界具有重大貢獻的新事物的創造。即由『中用』所創造出的『西體』,不止於符合普通性的國際現代化準則或原理,而且將為此國際現代化(也就是今日的全球化吧)增添新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東西。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文化上。例如,家庭未必須廢,『公養』『公教』未必可行,而以家庭血緣情感紐帶為核心的儒家教義和由此而『充之四海』的仁愛情懷,如果去掉千年蒙上的塵垢污染和加以改造,未必不可以具有世界普遍性,未必不可以不亞於基督教而具有廣泛的倫理和美學的價值。」(1)

  孫中山先生為了中國現代化,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綱領,可惜哲人早萎,他死於英年。他的繼承人蔣介石也沒有好好貫徹他的思想,以致半途而廢。到了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在中國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關頭,曾起過大作用,因此深得人心。但是後來他把中國封建的「帝王術」搬上政治舞台,大搞排除異己的運動和個人崇拜,如三反五反、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把中國老百姓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中包括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加撻伐,遂釀成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災難。

  歷史的聚光燈最終凝聚在鄧小平的身上。鄧小平大手撇開過去一味糾纏的僵化政治理論,邁着步武,堅決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以經濟掛帥,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口號,重視實踐,反對「假大空」的理論,終於使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目標是明確了,路是走對了。正如杜導正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已經實踐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來當然也是問題叢生,困難重重。但此三十年與前三十年比較,放在一個甲子的歷史情境下認識,中國的進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艱難!」(2)

  剛剛逝世不久的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以文明的框架詮釋了冷戰後的世界,他說:「未來中國將取代美國,在東亞成為支配國。」換言之,美國無法阻擋中國的騰飛,中國將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位置。

  亨廷頓在二○○六年接受韓國媒體訪問時,被問及「大陸最終會不會轉變為西方式民主主義?」他說:「大陸在經濟、政治上正走向多元化。但不會是西方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民主主義』。一旦一個社會不斷發展、中產階級擴大等逐漸實現多元化,在政治體系中就要擴大更多的集團,比如企業家和工會等可以參與的機會。」

  中國改革開放道路走了三十年,其業績有目共睹,但是以後的漫漫長路,將何去何從?杜導正說:「鄧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業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套亨廷頓的話是如何建立「中國式民主主義」。亨廷頓進一步表示:「……如果非西方社會想要實現現代化,它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並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傳統、體制和價值觀,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化。」

  全盤西化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像鄰國的日本,中國如果充分利用自己的傳統、體制和價值觀,並且在這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嶄新的歷史起點、各種挑戰與危機中,把握機遇,相信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國式民主體制的。 

  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這是中共領導人值得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有道是「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3)海嘯風暴席捲全球,東方特別是中國內地影響較少,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相信最終也會渡過難關,香港也將迎來「萬物生光輝」(4)的春色。

  本刊同人敬祝讀者、作者新春吉祥!

注:

(1)李澤厚:《漫說康有為》,本刊二○○六年五月號

(2) 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本刊二○○九年二月號

(3) 李白:《送郗昂謫巴中》

(4) 樂府古辭:《長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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