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否走出死循環?  展望二○一二年中國政治 (章立凡)

  延香屋宇久蕭蕭,普世大同離孛遙。萬木棟材今兀兀,百年功過已囂囂。新朝重演周期律,故國輪迴改革潮。接踵天遊歸去也,群賢寂寞坐青霄。

  前年(二○○九年)冬,我到廣東南海憑弔康有為故居「延香老屋」時,步南海先生七十自壽詩原韻,寫下了這首七律。改革前賢皆寂寞,從商鞅、王莽、二王八司馬、王安石、張居正,乃至近代的光緒、康有為等,中國歷史上改革家的結局,要麼以身殉職,要麼貶竄流亡,要麼人亡政息,在這片「思想國家化」的大一統國土上,難以開出絢麗的革新之花。

  魯迅在談及中國革新之難時曾說:「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溫家寶總理曾引用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達改革的決心,如今他的任期行將屆滿,政治體制改革依然無法啓動。

  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也就談不上科學的發展觀。屏蔽歷史齊唱頌歌的結果,是對民族記憶的集體遺忘,不接受失敗教訓的族群沒有未來。強調主體思想的一元化,拒絕承認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改革就不會有思想動力。執政理論至今不能自圓其說,既不探索也不爭論,又如何能有改革創新?

  二○一二年將至,世道澆漓,人心思變,若荷李活大片中的世界末日出現,或許就蠲免了諸多社會轉型的痛苦。而無法迴避的現實是,中國的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都面臨拐點:經濟會不會「硬着陸」?政治交棒能否平穩過渡?是人們議論得最多的,這難免令人想起「二黃定律」的老話題。

能否擺脫經濟周期律?

  經濟上的「黃宗羲定律」係指一種周期現象:中國歷代王朝為減輕和規範農民的賦稅而出台的政策,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後,往往最終變本加厲,加重農民負擔,周而復始就會引發社會動盪,導致王朝傾覆,被大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胡溫新政」之初,這條定律引起溫家寶總理的重視,政府因此在二○○四年起減免徵農業稅,二○○六年廢止《農業稅條例》,結束了中國農民兩千多年來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

  這項制度創新,並不意味着中國走出了「黃宗羲定律」。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世界多數國家的農業稅已不是主體稅收。農業稅在我國稅收中的比重本來不大,收稅成本卻很高,廢除的只是「雞肋」而已。 「黃宗羲定律」定位於古代農業社會,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其涵蓋面則不僅僅限於農業,也應擴展到工商稅收的其他領域。黃宗羲時代,百姓只要供養皇帝一家和一個政府,如今納稅人要供養的,是黨、政兩個平行的龐大權力系統,外加工、青、婦、民主黨派和官辦團體等衍生附庸。

  財政部剛剛駁斥了《福布斯》雜誌「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居世界第二」的說法,但當今中國稅負(含各種名目的收費)之重,恐怕國務院也否認不了:生產型企業稅負過重是個老問題,加上官商勾結的高利貸盤剝,令民營中小企業不斷倒閉;就一線城市的房價而言,土地出讓金和相關稅費佔到房價構成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中央政府不斷出重拳打壓房價,一味擠壓開發商,地方政府的高額土地財政收入卻不見讓利;中國公路不姓「公」,各種關卡收費加重了運輸成本,物價上漲的苦果卻要消費者承擔……

  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李聃老師總結的這三條,如今一條不少都存在:食稅多造成人民飢困、有為(求政績)造成社會矛盾尖銳、求生之厚(搜刮享受)造成以死維權。

  取之於民,用之於官,這就是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二十六人養一名吃官飯者、「三公」消費佔財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七的政府;不知廉政自律,永遠要求別人奉獻「道德血液」的政府,高價低效、自覺地為自己謀利益的政府,要想走出「黃宗羲定律」也難。

政改停滯:如何跳出政治周期律?

  「二黃定律」中的政治周期律,出自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窑洞對」,係指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在延安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愈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

  這段對話,不少人耳熟能詳。中共在延安時期及建政之初,猶能「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如今的光景則亂象紛呈:不僅外交「求榮取辱」,內政「政怠宦成」,社會控制力日趨薄弱,「維穩」艱於應付防民。究其原因,是「帶路黨」沒有把中國帶進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新路」,「人民監督政府」的承諾始終未兌現。

  「人民監督政府」的架構,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夕,開國先賢就已經作了設計。一九四九年九月通過的大憲章《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第十三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規定各級人大都要「用普選方法產生」,且特指「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然是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而非間接選舉。

  直接普選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承諾,歷時六十二年始終未兌現;非但如此,二○一一年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從中央到地方嚴防死守,重點防範公民自薦參選,活生生阻斷了一次從體制監督上自我更新的機會。梁啓超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真可痛哭也。」用納稅人的錢防範、監控納稅人,是一大「中國特色」;從虛擬世界的GFW防火牆到現實中的截訪、阻選,這樣的「維穩」無異於自宮。照此下去,「人亡政息」只是時間問題。

前車之鑑:皇族內閣緣何失敗?

  離當下最近、最有借鑑性的改革標本,是清末「預備立憲」的歷史教訓。君主立憲也被理解為「虛君共和」,是統治者為避免被革命傾覆,與被統治者訂立的社會契約,君主及其家族捨棄部分眼前權益,而與博弈各方長久共享可持續的權益。這種充滿政治學智慧的「共存」體制,英國和歐洲的幾個皇室實現了,日本實現了,而中國卻未能實現。

  戊戌變法的失敗,令抱殘守缺的清廷,迅速遭遇了庚子之變的歷史懲罰。深重的內憂外患,迫使統治者睜開眼睛看世界,慈禧太后啓動了清末最後一輪的改革。君主立憲或革命,是結束當時中國政治危局的兩個主要選項。立憲派與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派,展開了一場改良與革命的賽跑。袁世凱等漢族權臣與社會士紳組成的立憲派內外互動,取代流亡海外的原維新派,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堅力量。

  滿清政權和蒙元政權一樣。係由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團體共治」是其區別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的特色,被錢穆先生定義為最自私的「部族政權」,余英時先生更給出一個引發聯想的定義,叫做「族天下」。所謂「自私」,即享用建政紅利(血酬)的利益集團,是一個靠種族血緣維繫的封閉族群。這種體制,令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更加困難。

  如果把清王朝看作一家公司,漢族權臣與皇室親貴的關係,很像是職業經理人與創始大股東的關係,這批職業經理人很受董事長慈禧太后的重用,但各大股東家族對他們的崛起高度警惕。義和團事變後,為了挽救大清,大股東家族和職業經理人達成一致,主推君主立憲:從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一九○八年出台《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憲政開出了正式的時間表。同年十一月慈禧、光緒逝世,大股東家族載灃、隆裕兩位弱主出任掌門人,形勢開始逆轉。

  弱主的軟肋是沒有自信,愈是擔心失去權力,就愈把握不住機會。在各省立憲派的壓力下,朝廷先是把「預備立憲」的時間表由九年縮短到五年,接着在一九一一年五月裁撤軍機處,改為責任內閣制。就在這個改革的關鍵時刻,「部族政權」的自私暴露無遺:閣員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九人,漢族官僚四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佔七人,被人們稱為「皇族內閣」。

  大凡一個王朝到了末世,總是認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以慶親王奕劻為首,加上良弼、鐵良、善耆等少壯派貴冑組成的「皇族內閣」,其實多是皇親國戚中的改革派,也的確代表了大股東家族的利益。他們認同君主立憲,卻又緊緊防範權力旁落到漢臣手中。這不僅令漢族權臣和各省的立憲派憤慨,也使革命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格外煽情。「皇族內閣」在錯誤的時間出台「鐵路國有」政策,激發了一場地方性的經濟維權群體事件(四川保路運動),並迅速演變為革命。

  為何革命最終跑到了改革的前頭?實因「部族政權」的大股東患得患失,缺乏壯士斷腕的決心,令憲政改革功敗垂成,最終被職業經理人袁世凱賣了個好價錢。

構建公民社會才走得出死循環

  二○一二年,執政黨將召開第十八次黨代會,各種爭論的聲音此起彼伏:「擊鼓傳花」傳的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應否回歸新民主主義憲政?如何通過「頂層設計」推動改革等話題,在執政黨內和理論界激發了熱議。日前舉行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上,一批關心黨國前途的「紅二代」,痛心疾首向決策層喊話,他們以開國元勳後代的血緣情感,質疑腐敗和專制違背了建黨建政的初衷。

  維穩過度令政改的念頭再度擱置。歷史需要攪動死水的人,即便大家懷疑個別人以「做秀」博上位,但一個燦爛的笑容,或許比僵硬的官僚面孔容易親民,學會打「民意牌」畢竟算是一種進步。權力交棒能否啓動沉寂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我的觀察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若新核心的第一個任期內不啓動政改,也就無須啓動了,不妨繼續維穩到石化拉倒。

  政治體制改革,說白了是個「分蛋糕」體制:有人主張先做大,然後分;有人主張先分好,再做大。問題在於:誰做誰分?民做官分則民怨,民做民分則官憤。須立規則:人民共和,主權在民;官為民僕,主先僕後。還分糕之權於民,唯有行憲政。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目標都是憲政,其主要區別在於後者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若政改在未來五年內啓動,這也將是執政黨死守的底線。

  對「新民主主義」的召喚,也喚醒了沉睡的歷史記憶。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毛澤東曾莊嚴承諾:「『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

  毋庸置疑,共產黨與國民黨競爭,靠的是普世價值宣傳和民主憲政的承諾,爭取了民心爭得了天下。江山坐定之後,毛澤東將「民主新路」拋諸腦後,人治取代法治,導致封建主義和個人專斷盛行,最終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民族大劫難。八十年代啓動的改革開放,雖然使中國走出計劃經濟,但未能徹底清算封建主義。二十二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崛起,令社會出現了倒退,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批普世價值,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的陷阱」。對比贏得政權之前的承諾,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毫不過份。最大的「敵對勢力」在政權內部:如果執政黨不對自己的承諾負責,黨員不對自己的政黨負責,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對政權負責。

  面對一個官民「互不負責」的社會,未來改革的「頂層設計」如不以建構公民社會為目標,則仍是一個死循環。問題在於:中國六十年來的教育,仍是斯大林主義模式,如同一條標準化生產線,產品都是標準件。這種扼殺個性和獨立思考的工具教育,從來就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標準化產品無論作為領導者或被領導者,都不具備創造性和建設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從教育制度上就拒絕培養公民社會的踐行者,再好的「頂層設計」也只是空中樓閣。

  二○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二○一二年一月一日才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共和百年。「鐵血鑄成真大錯,頭顱拚卻反無光」,「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辛亥革命志士蔡濟民書寫的悲憤。中國人奮鬥了整整一個世紀,仍未實現民主憲政理想,還在走向共和。歷史彷彿在一個封閉的怪圈中循環,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二○一二年迎頭撞來的,仍是一百年前的老問題。

  歷史的動車,真要循環追尾了嗎?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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