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禁怎樣開?  逐省放開 杜絕持許制(焦國標)

  日前有美國之音記者打越洋電話詢問內地報禁何時開。台灣開放報禁的前例給中國人以希望,眼巴巴盼望着那一天的到來。我答道,我掐算不出開禁的具體時間,但肯定是要開的,而且我對開禁方式的具體方式有所思考。

開禁的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某年月日,全國一起徹底開禁。

  第二種是頭一年先幾個省一起徹底開禁,比如東北三省﹔次年再幾個省,比如西北數省﹔三五年內全國各地報禁全部放開。經濟開放始於東南,我主張這次開放報禁的甘露,別再人為地較後降落在西部地區的人們頭上。這所謂的徹底開禁,是指像開辦普通的公司一樣,只要符合某一基本標準,無論是張三還是李四,誰都可以註冊辦報(電視台、出版社等),不要留下任何特許制的痕跡。

第二種開禁方式最優

  第三種開禁方式是像國家訂立五年計劃一樣,制訂出一個開放報禁的五年計劃。比如在這五年裡,每年可以允許每省創辦五份純私營報紙、五家純私營電視台、五個純私營廣播電台、五個純私營的新聞綜合類網站和五間純私營的出版社。如此到第五年,誰愛辦誰辦,就像巨賈小販登記註冊公司一樣輕而易舉,完全達到歐美、港台新聞自由的水準。

  就筆者個人的傾向,第二種開禁方式最優。既可以把開放報禁的震盪減至最低,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遮罩權力尋租。第一種方式即全國一起徹底開禁,固然可以避免權力尋租現象,可是全國新聞出版界可能一時會亂成一窩蜂。至於第三種方式,必然造成權力尋租。假定今年允許河南省開辦五份私營報紙,有一定標準,而達到這個標準的卻決不可能就五家競投者,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哪家可以進入﹖哪家不得進入﹖大家必有一拚。怎麼拚﹖拚什麼﹖很難逃出拚關係、拚錢的窠臼。鑑於目前有錢就有關係的現實,最後是肯定是誰敢下血本送錢誰便可以進入。

  順便說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就曾企圖向蔣介石政府推舉第二種方式的思路。當時共產主義的理念正如地火運行,胡適認為,撥出東北三省,讓共產黨搞共產主義去。搞成了,便全國推廣﹔搞砸了,不待「黨國」興兵圍剿,共產黨就自動偃旗息鼓。可惜胡適膽子太小,文章雖寫成,卻不敢發表,也不敢上書,壓在箱底幾十年,這麼好的主意便白白浪費掉了。不過話說過來,即便他敢發表、敢上書,蔣介石也未必甚至決不可能採納。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德行,滅亡的頭天晚上還認為自己的天下如金字塔般堅固,莫予撼也。

認識存誤區妨害開禁

  內地有關方面多年來一直在喊、在搞所謂的新聞改革,實際上不是葉公好龍,便是大言欺世。之所以如此,除了不願放棄個人既得權力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認識上存在誤區。這誤區是什麼﹖就是「黨抓新聞不能丟」,而這又混同於「宣傳部抓新聞不能丟」。總之無論怎麼改,萬變不離其宗的一條是﹕新聞出版必須聽宣傳部的。這個認識誤區對於開放內地報禁,在實際上具有致命性,在理念上是個天大的誤區,且嘗試論之。

  第一,宣傳部抓新聞出版都抓五十多年了,它抓出了幾家成功的新聞媒體和出版社來﹖它為中國內容的新聞出版事業建立了多少豐功偉績﹖儘管它總在磨拳擦掌、賭咒發誓,要培養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和名出版家,可是半個多世紀裡,它究竟培養出多少這樣的人物﹖

  不說別的指標,單說我們的出版業,這五十多年裡內地的學術著作被翻譯成外文的有幾本﹖簡直少得可憐。據筆者手頭的一本《漢籍外譯史》的數字,近半個多世紀裡被翻譯成外文的人文社科類學術著作不出十本﹗其中有幾本還是冷戰時期翻成俄文的,從中可見內地過去五十年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學術程度如何。以新聞學科為例,被翻譯成外文的新聞學著作,在直到目前為止的五十多年裡一本都沒有。我們有十三億人啊,佔了世界人口的四五分之一呀,難道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在漫長的半個多世紀裡對人類作出的「較大貢獻」嗎﹖豈止是臉紅,簡直不配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罪孽﹗

宣傳部給憲法打折扣

  試問這個罪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長期實行和目前仍然死抱不放的「宣傳部抓新聞不能丟」這個一切新聞改革必須遵行的所謂前提造成的。五十多年宣傳部抓新聞出版,真可謂罄南山之竹,寫不盡其罪﹔決東海之波,洗不完其惡。宣傳部早該撤掉,扔到歷史的垃圾堆裡了。

  第二,只要是內地的新聞出版機構,都必然要遵從內地的憲法和法律。試問憲法和法律是按誰的意志制訂的﹖不消說,當然是按共產黨及其政府的意志制訂的。這不就齊了﹖任何新聞出版機構,無論是黨政機關報還是純私營媒體,只要按照現行的憲法和法律運作,就等於黨和政府的意志實現了。就等於「黨抓新聞」了,何必還硬要在新聞出版業與內地現行的諸法律之間加進一個全權的宣傳部﹖簡言之,新聞出版機構只要依法運作,就等於「黨抓新聞」。在新聞出版業、宣傳部和法律三者組成的這個三文治式的結構中,試問宣傳部除了給憲法和法律打折扣,除了在這折扣中間夾帶宣傳部部長及其部員們的個人意志(有別於憲法和法律的意志)以謀取私利之外,它究竟還能起到別的什麼作用﹖宣傳部實際成為新聞出版領域憲法和法律的隔熱層、折扣扭曲層和攙假使壞層。明乎此,「黨抓新聞」就根本不應該再假手宣傳部,而應該直接靠憲法和法律。

輿論監督反腐效果更好

  中世紀的歐洲神學家常常強調這樣一種邏輯﹕世間百書無非兩種,一種是與《聖經》相合的,一種是與《聖經》相悖的。如果與《聖經》相合,一本《聖經》足矣,其他無須存在,純屬多餘﹔如果與《聖經》相悖,那它們根本就是錯的,更無存在之理,更是一本《聖經》足矣。套用此邏輯﹕如果新聞出版機構的產品有問題,憲法和法律追究足矣,何必再聽宣傳部﹖如果宣傳部與現行法律相合,宣傳部就是多餘的﹔如果宣傳部與現行法律相悖,宣傳部就是錯誤的。無論合悖,宣傳部皆無存在之理。說得俚俗一點,新聞出版事業的運作,聽憲法和法律的足夠了,根本無須宣傳部中間再插一杠子。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這句話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改革中,都會放出刺眼的亮光,猶如迎日,不可逼視。既然不可逼視,就糊裡糊塗把「黨是領導一切的」搞成實際上的「書記是領導一切的」。實際上,法是執政黨意志的產物,法領導一切,就等於黨領導一切。如果「書記領導一切」,書記必然夾帶自己的私貨,必然扭曲法的筆直,從而侵害執政黨的意志。執政黨欲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美意良政,只有通過法律,而不是通過書記。通過書記,實現的是書記的意志,不是執政黨的意志。同理,新聞出版之運作,通過宣傳部實現的就只能是宣傳部的意志,而不是法的意志。當然,法與書記、宣傳部未必總是矛盾的,可是一百次裡矛盾一次就夠中國受了,哪用處處都矛盾﹖

  如果報禁放開,讓新聞媒體甩開膀子自由行使其輿論監督之職,一份報紙比一千個法庭更能保證社會公正,一張自由的《人民日報》比一千個中紀委反腐效果還要好,一個自由的中央電視台檢視腐惡的功能,遠遠超過一萬個國家審計署。


焦國標認為,一張自由的《人民日報》比一千個中紀委反腐效果還要好(明報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