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嗎?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各種紀念和解讀都會出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對五四的反傳統、反封建精神,海內外都出現了一些新質疑,大體可歸納為三類:

  一類意見是學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認為:「創造新文化並不需要徹底地摧毀舊有的事物。剷除傳統中不合時宜及有害的成份,並不一定非完全否定傳統不可。傳統若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的符號及價值系統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會成為有利變遷的『種子』,在激烈變遷的同時仍可維持文化的認同。」應該說,從上個世紀「戰國策派」對五四運動的批判,到「新儒學」在中華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討的價值。在認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視野的同時,仍須對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化作深層內窺。

  另一類意見是「中國特色」的,例如倡導「國學」的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認為:「我們國家的整個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經學就相當於國學。遺憾的是, 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其實蔡元培也不都是對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說得那麼神聖」。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廢止讀經反對尊孔,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倡「兼容並包」並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制度,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我國六十年來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蘇化」,如果為了反對五四前後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讀經」,難免有繼續為國愚民之嫌。

  第三類意見出於信仰危機甚至逆反心態,具體表現在對魯迅的批評上。蓋因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出於宣傳需要,屏蔽陳獨秀、胡適的歷史貢獻,將魯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確代表;而多年的說教與社會現實形成悖論,理論上無法自圓,也導致對五四歷史及其思想遺產的鄙棄。從「反傳統」的意義而言,這類意見反倒像繼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不是封建傳統而是「革命傳統」。

概念誤讀:
「新文化」和「五四」

  或是出於習慣,或是出於宣傳需要,「新文化運動」經常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後者代替前者,或合稱 「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前者是後者的發生背景和思想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及其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發展並豐富了新文化運動。

  對這兩個相互關聯的運動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種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中西文化對撞下思想啟蒙潮流的繼續,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反封建的思想脈絡越來越清晰具體。從政治解讀而言,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五四以後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陳獨秀為代表)積極投身政治,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也是主流意識形態所着力宣傳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換成了魯迅和毛澤東。

  首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是孫中山,他在一九二○年提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並對此作了政治解讀。胡適也認為:「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他在一九六○年回顧這段歷史時又說,「五四本身決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它一方面幫助我們的文藝復興思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算是害了我們、這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啦,可以說變了質啦。」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君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權力消滅其他各方。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權力所消滅。屏蔽歷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關係,以及對兩者的過份政治化解讀,令這段歷史的研究走入了誤區,至今難以擺脫。近年有學者重倡文藝復興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權力怪獸關進籠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難。

中共「不斷革命」 ﹕「殺子文化」在反右文革中借屍還魂

  「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一直是文化論爭的焦點。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港版)中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且直指「六四」事件是「殺子的文化」。雖是極而言之,卻道破了中國封建文化扼殺民族創造力的特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長期教化與壓抑,培育了中國人平時順民、亂時暴民的「國民性」,並隨着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而引發社會危機。

  自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傳統精神,既是對五千年封建「殺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誕生了一個造反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後,封建主義陰魂不散,從思想改造運動到反右,文革、五四運動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紛紛被推上祭壇,「殺子文化」在「不斷革命」的旗號之下借屍還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異端存在。「造神運動」造就了絕對的威權,也加劇了執政黨的內爭。以文化大革命名義發動的內亂,把中國變成了既殺父、又殺子,既互殺、又自殺的恐怖地獄,完全是文化的悖論。這場反文明的「社會實驗」,把八億中國人變成了實驗品。

  文革失敗和毛澤東的死亡,令中國走出歷史噩夢,痛定思痛之際,「父權」與「子權」都無力相互對抗,達成了臨時妥協的默契,於是出現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權力的慣性不斷打破平衡,對「自由化」的討伐時斷時續,最終在一九八九年爆發了新一輪的對抗,「父權」的慘勝,中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也令「殺子文化」重新佔據了舞台。

  中國何時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來的九十年間,仍是一道待解之題。

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 俄國山寨版中國特色

  中國的「文化醬缸」,足以令眾多的外來龍種變成蛆蟲。自從小學教師洪秀全附會西方的基督教教義,將一種外來宗教改造成毀滅文明倫理的邪教以來,將外來學說變成「中國特色」「山寨版教義」的改造從未停止過。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後,另一位小學教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發揚光大。

  書寫中共的建黨歷史,必定追溯五四,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後正是各種思潮與主義風行的時代,其中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勝利,不僅仰仗老大哥的「輸出革命」,亦與儒家「大同學說」及中國人的「國民性」有很大關係,而白話文的推廣,也使革命學說變得更易於傳播。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儼然以正統自居。其實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寧主義,繼承更多的則是斯大林主義。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社會理想,自有其普世價值的成份,至今仍被歐洲的社會黨所繼承;而馬氏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則形成了「俄國山寨版」。這套「山寨版教義」及其體制已經在二十年前轟然倒塌,如今只殘存於個別集權國家。

  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的,是「俄國山寨版」的「中國特色」變種,其間既有俄羅斯的黑暗專制,也有中國式秘密社會的「會黨政治」與改朝換代的「均貧富」口號。以「公有制」的名義,將全國財富變成權力團體的「血酬」,再將貧困平均分配給國人,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接下來的時代,是瘋狂攫取公共財富及其增值部分。從「均貧」到「貧富懸殊」,正是「山寨版教義」無法自圓其說之處。近年發動對「普世價值」的圍剿,更是與馬克思的初衷南轅北轍。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愛國主義,其後也不乏「山寨版」贋品:一面將數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揚「大國崛起」,選擇一些國際事端煽動排外情緒,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都是「山寨版愛國主義」的傑作。

沉渣泛起: 「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讀經」

  三十年間經濟發展有成,貧富差距懸殊,教義依舊定於一尊,文化失去創造力。面對普遍的信仰危機,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當陪祭。新的「尊孔讀經」明為文化時尚,骨子裏仍是維持穩定手段,以弘揚國學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實,「老調子」至今唱個沒完。

  蔡元培民國元年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初,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不久再度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他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故各級學校不應祭孔。針對守舊派尊孔及「以孔教為國教」等主張,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倡議。在民智未開、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皆是保護少年兒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舉,但未見其有禁止大學講授經學的政令。他後來執掌北大,也是兼容新舊之學,提倡學術自由。「經學」與「讀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紀寶成校長指責「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據?

  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並存,不可一概而論。洋人講「中國學」或「漢學」皆有科學定義,國人籠統以「國學」自詡,甚至將「經學」與「國學」混為一談,皆有偷換概念之嫌。文化學是一個大概念,其實無分中西。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巨子,都是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就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學風而論,胡適整理國故,得益於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蔡元培辦北大力倡「兼容並包」,才有了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代學術大師。

  六十年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傳統文化在大陸一度瀕臨滅絕,淹留一脈孤懸台港海外。「新儒學」的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幾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陸「土法治學」,方能有所成就,學術環境視野使然也。當今日益浮躁的大陸學界,坐堂叫賣「國學」猶如藝場說書,但求名利雙收,何須真才實學?有望成為碩學鴻儒者,鳳毛麟角而已。

  顧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孔子作為中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對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教定於一尊、實行文化專制的反動,縱有矯枉過正之處,其進步意義同樣不容抹殺。五四後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真反思與批判繼承。

自宮儀式:高舉「五四旗幟」與閹割「五四精神」

  中國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幾乎成了一種儀式化的活動,今年難免又要大辦。選擇這個日子清場,在紀念牌前大辦「成人禮」,堪與祭孔大典一比。高舉「五四旗幟」而閹割「五四精神」,實為當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託空言。中國在五四後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今日之中國,大師不出諾獎無緣,原因仍在體制對文化學術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賽先生」特蒙恩寵,躋身「發展觀」;「德先生」打入冷宮多年,方獲「好東西」名號。科學(science)一詞從被未嚴格定義過,有人將科學概括為「一種最逼近真理的盡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識體系,且是一項社會事業」。「山寨版教義」的自相矛盾之處,恰恰在於教義與社會實踐的悖離,提倡科學而無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會發展觀。

  科學家可以從工程師中產生,但工程師未必能成為科學家,蓋因其缺乏創造性思維。在「工程師治國」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從造反革命黨到「維穩」執政黨的轉型也已完成,不變的是對權力的強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維護舊機器的運轉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術代科學的「技治主義」;在理論的科學創新上鮮有建樹,注重的是統治技術及機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產線式的應試教育禁錮青少年的思想,製造體制機器的標準配件;罔顧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用技術手段監控國人的思想言行;以強調「中國特色」為藉口,將「普世價值」作為異端來圍剿……;種種切切,皆是對「五四精神」的閹割,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九十年後環顧神州:孔店重開,「國民性」積習未除;五四已遠,新啟蒙仍須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賢們,尚饗!

  二○○九年四月三日北京風雨讀書樓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文章回應

回應


圖為五四運動時,學生遊行隊伍匯集於天安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