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如何大逆轉?  (丁果)

  百年以來,中日關係歷經各種磨難,其中有戰爭屠殺的殘酷相向,也有以德報怨的政治實踐,更有世代友好的甜蜜歲月。但是,一笑難泯恩仇,歷史恩怨總是縈繞兩國,到了二○一五年,中日關係終於走到一個關鍵的分岔口,前面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壓下日趨緊張的磨擦,在經貿為重的大環境裏勉強合作,但是未來還是要間歇性面對歷史認知和釣魚台主權問題;二是中日矛盾總爆發,以釣魚台爭端為導火線,走向局部戰爭,用武力分勝負,其中的危機是美國可能介入,最後演變成地區戰爭;三是天賜「良機」,危機變成轉機,在日本最終反省戰爭的前提下,中日關係大逆轉,以中日落實自由貿易為基礎,實現百年來中日有識之士夢寐以求的兩國平等合作,共建東亞和平繁榮的理想。

  三條道路,究竟能夠走通哪一條?

習近平與安倍晉三的歷史選擇

  二○一五年東亞最大的挑戰就是中日關係。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中日雙方在內政上都出現了十五年來最強勢的領袖。在中國,習近平在王岐山的輔佐下,通過非常規的打虎反腐,迅速集中權力,至少從表面看,形成了鄧小平時代以來最強勢的領袖地位,以至於西方媒體驚呼:「習皇帝」的朝代是否來臨?同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完全不同於第一次上台的姿態,在高民意下進入首相府,在經濟上推動安倍經濟學,以日元貶值為軸心,三箭齊發,企圖拉抬低迷了二十年的日本經濟;在外交上又推動所謂「地球儀外交」,以日美外交為基礎,滲透東南亞為核心。上任不到兩年,更大膽解散國會,把政治生命交付選民,結果贏得眾議院大選,也贏得長期執政的基礎,其強勢地位已經超越其政治導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並有望趕上上世紀田中角榮時代。

  第二,中日難以化解的歷史恩怨將在二○一五年總攤牌。雖然甲午一百二十年中日關係有驚有險,圍繞着釣魚台主權爭議差點擦槍走火,但最終還是在北京主辦的亞太峰會上實現並不令人滿意的習安峰會,雖然雙方拉着臉,但還是握了手。今年,則是二戰七十周年紀念年,日本作為戰敗國能否真正反省歷史,仿效二戰後的德國?抑或步一戰後德國的後塵,把戰敗帶來的所有委屈和屈辱化為復仇的毒焰,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這是號稱具有岸信介「基因」的安倍晉三要作的選擇。

  對中國而言,能否在全球紀念反法西斯戰爭七十周年的大環境推動下,迫使安倍內閣走向真正的戰爭反省,然後放下中國對日本的百年仇恨,完成上世紀七十年代田中角榮和周恩來握手時所提出的「一笑泯恩仇」,並建立中日攜手合作的歷史性框架?抑或以保衛釣魚台主權領土的合法合理原因,與日本攤牌一戰?這是揭櫫中國夢和亞洲夢的習近平所要做的歷史選擇。

天皇「逼迫」安倍改變立場?

  從去年一整年的中日輿論和習近平安倍外交姿態,以及釣魚台周邊一波又一波的緊張局面來看,中日局部衝突的發生好像無法避免,只是等待「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二○一五年新局一開,形勢出現了逆轉的徵兆,而且是從日本而來的。在日本具有崇高威望的平成天皇發表了講話,罕見地將對戰爭的反省歷史界線,拉長到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日本在對華戰爭的認識上,一直存在着所謂的「十五年戰爭」和「八年戰爭」的區分,從「滿洲事變」到戰敗屬於前者,從「蘆溝橋事變」到戰敗屬於後者,而這個劃分又關聯到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長度。天皇的話可以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針對中國,即日本要全面反省對中國帶來的長達十五年的戰爭痛苦,顯示對中國的友好;二是針對安倍和日本右翼鷹派。當年「滿洲事變」的發生並非當時內閣的決策,而是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的「擅自」行動,平成天皇藉歷史巧妙提醒安倍,不要在目前敏感的東亞局勢中,讓一些鷹派「尋機鬧事」。

  由於天皇在日本有很大威信,而安倍及其家族,包括其外祖父安信介和舅公佐藤榮作(兩者都是戰後首相,前者是甲級戰犯)都對天皇抱有畏懼之心,因此,平成天皇的講話,自然對安倍晉三也有很大警示作用。今年一月五日,安倍晉三參拜伊勢神宮並召開新年記者招待會,明確宣布日本反省過去,並思考今後該如何貢獻亞太和世界,因此,紀念戰後七十周年的談話,將充分考慮亞洲鄰國的感受,延續過去幾任首相包括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深刻反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給鄰國帶來嚴重傷害的「村山談話」的主旨。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做出反應,肯定「村山談話」對日本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重要性,並鼓勵日本通過友好對話的方式緩解鄰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對安倍政府的憂慮,美國甚至要求日本對中國、韓國等國家進行「謝罪」外交。

  到了一月中旬,伊斯蘭國組織以日本援助美國反恐為理由將兩位日本人質斬首,引發世界震動。這是中東極端組織首次對非基督教的日本採取如此暴行。有人說,安倍正可藉此軍事擴張;但從另外一角度看,事件反而讓日本強化自己是「西方的一員」之定位,並迫使反省在侵華戰爭中出現的類似伊斯蘭國組織的非人道戰爭暴行。

  總而言之,安倍的新年重任是要提升日本的經濟,要給日本人漲工資,要完善拖延到二○一七年實行的再次增加銷售稅的外部環境,他還是梳理好日本的對華和對韓關係,而二○一五年的敗戰紀念,是躲不過去的一個時間點。因此,不排除安倍晉三拋開之前處處以中國為敵的既定立場,突然轉向與中韓和好,而美國雖然希望中日互相牽制,但決不會樂見中日軍事摩擦,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因為有《美日安保條約》,肯定就會被拖下水。

中國的兩手準備

  日本的戰敗年,就是中國的勝利年。習近平在二○一四年接連出席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日儀式和南京大屠殺公祭,對日本的右翼化傾向發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不僅如此,習近平向國際社會宣布,將會在今年大事慶祝「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並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盛事。換句話說,北京要在今年展現戰勝國的歷史氣概,爭取喚回美國當年與中國並肩作戰,以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取太平洋戰爭的歷史記憶,並以肯定戰中戰後美英中蘇四大國制定的國際新秩序,來突顯日本今天的右翼化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否定。但是,可以預料的是,如果安倍在華盛頓發表講話,而習近平是在北京紀念抗戰勝利,那麼,安倍身邊的將是奧巴馬,而習近平身邊的則是普京,這種狀況,可以說是紀念二戰的背後,有戰後東西方陣營冷戰重現的氛圍。

  但是,天皇的新年談話,給中日關係的大逆轉帶來了契機。回顧習近平的對日交往,可以看出他對安倍右翼政府和修憲政策,是相當反感的,這從他在北京亞太峰會上板着臉與安倍的握手鏡頭就可窺一二。但是,習近平對平成天皇,毋寧說是抱有相當好感的。幾年前,習近平在「皇儲」的位子上訪日時,突破既定外交行程的安排,主動提出要見天皇。在當時日本政治強人小澤一郎的竭力斡旋下,平成天皇不顧宮內廳的不滿,很高興地與習近平見面聊天,彼此產生了較好的印象。或許正因為這一面之交,促成平成天皇在新年談話中罕見提出反省十五年對華侵略戰爭,企圖為日中的全面和解創造契機。

  面對日本國內微妙的政治變化,中國應該要全方位開放思想,對日推動「新思維」外交。

  北京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針對安倍萬一「右翼暴走」,要做好敢於在釣魚台與日本進行局部戰爭的準備。而要贏得這個戰爭,北京要努力說服美國「袖手旁觀」,或者「消極聲援日本」,同時也要決戰快速,速戰速決,不讓美國有時間插手。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手準備,即在安倍對戰爭表達深刻反省之後,即刻對東京加以回報,即與日本舉行高峰會,商談如何放下歷史恩怨,建構全面合作的關係。其原則就是放棄與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之爭,而是與日本平等合作,鋪設亞洲人自己管理亞洲事務的基礎,從而減少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涉。

  東亞要真正崛起,中日必須改變百年敵對的關係以及「瑜亮情意結」,找回歷史上一衣帶水的文化連接。這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卻也是保證東亞長治久安的基礎。

陳天華的啟示

  中日全面攜手合作,並非是當代的歷史呼喚。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浪人包括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宮崎滔天等人,就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觀念,那就是期待中國通過改革或者革命,能夠告別滿清王朝的腐敗和封閉保守,與強大起來的日本合作,共抗西方,建設東亞。當然,這種理想因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也變質成對滿蒙的經營和對華侵略。在這同時,一直借助日本浪人力量推動反滿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曾經發表「神戶宣言」,呼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思潮,力主中日應該聯手合作,共創現代東亞。

  這種與日本克服磨擦,合作進步的觀點,在跳海自殺的革命志士陳天華的五千言《絕命書》中,有最明確的體現。作為留日學生,同時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陳天華,本來是因為不滿日本政府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引發自殺契機,但他在絕命書中卻對中日關係應有的狀態作了客觀的描述:

  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本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

  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指日俄戰爭),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

  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並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屆今日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

  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更何況,寫出《警世鐘》等反清宏文的陳天華,絕對是一個有百年政治眼光之人。他提出中日平等合作,成為盟國,才是東亞幸事,可謂一針見血。

  孫文之後,從蔣介石到周恩來,他們的與日合作,都有打擊對手的意圖存在。如今,在抗戰七十周年來臨之際,北京如果能夠跳出固定對日觀,在要求安倍真正反省侵略歷史之後,能夠從中日全面合作的角度對日本伸出橄欖枝,甚至在安倍要去美國發表戰爭紀念講話的時候,將平成天皇請到中國,參加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如歐洲紀念二戰,都會邀請德國總統和首相出席),在歷史公義實現時,與日本全方位合作,奠定未來一百年的東亞和平基礎,這樣才是中日和解的最大成果。

  中日關係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二○一五年是機會也是挑戰。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