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財經翻譯差異實例 (吳富強)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南京條約》的簽訂,就注定了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所擔當的角色,也奠定了香港在中英翻譯活動的基礎。用劉靖之教授的說法:「香港是一巨大的雙語社會試驗場」(劉靖之《二十一世紀的翻譯──香港的角色與作用》,見劉靖之主編《翻譯新焦點》,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二○○三,頁二)。
從黃口小兒的「A、B、C」,到公公婆婆的「溫、吐、飛」,從「的士」到「巴士」,從「治」到「三文治」、「芝士」到「貼士」,這些都是「香港話」的鮮明特色,也活生生的說明香港是一個活力十足的雙語城市。但回歸祖國後,不少「香港話」隨着時代潮流的需要悄悄的改變。
財經翻譯這種涵蓋商業、法律和會計三個範疇的翻譯文體,可能是香港獨有的文體。作為一種商業活動,參與財經翻譯的譯員,一般都按照客戶即委託人(Patron)(André Lefevere, 1945-1996)的要求喜好,執行翻譯工作。
按照Lefevere的理論,委託人對於譯什麼、譯給誰看和用什麼文體/風格來譯有絕對的控制,譯員也只可按照委託人的意願翻譯。可以說譯者的效忠對象只是委託人而非原文作者或譯文的讀者,所以,這也是使「香港話」悄悄改變的原因之一。
近年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不少來自國內,作為委託人,他們往往要求譯文具備中國風格,這對香港的財經翻譯員是一種考驗。自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長時間斷絕與外界在經濟及文化上的交往,直至改革開放以後才漸漸恢復,在這段期間,中國國內和香港的中文各自演變,南北方言加上文化背景差異,雖然面對同樣的中文,但雙方的理解不同,尤其是新詞的翻譯,有些更是南轅北轍。
這種情況,也許就是晚清高鳳謙所說的:「齊人譯為齊音,楚人譯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一人譯之而前後或互異。」(《翻譯泰西有用書籍議》,刊於《時務報》)
不同地區的譯者,會以其本身的方言,對相同的事物進行音譯,例如Benz──平治/奔馳;而不同的方言對同一事物的名稱也可以大相逕庭,例如USB storage──手指/U盤。
此外,對於一些新事物,差別就更大。一些股票市場用語例如trade at narrow ranges──好淡爭持/多空爭奪,long squeeze──挾好倉/多殺多,及short squeeze──挾淡倉/空殺空等,更令人難以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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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APEX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s LTD負責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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