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的脊樑」 (卷首語-潘耀明)

  讀了這一期特輯的文章,特別是藍真先生寫他與司徒華先生的來往書信,令人動容,我不禁想起培根的一句話:「老木柴最好燒,老酒最好喝,老朋友最可靠,老作家的著作最值得讀。」

  難得的是藍真與司徒華文化背境迥異,各在不同的崗位上,甚至在政治取向上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卻可以開誠布公地論交,之間一點芥蒂也沒有。

  我想,這主要是他們都是讀書人、文化人,兼具有古人的風範。他們都清楚,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才是歷久常新的話題。

  畢竟時代不同了。血雨腥風的階級鬥爭,不過是政客翻雲覆雨的手段。日往月來、時移世易,經時間風化賸下的最可吟可誦的是文化人的那一份惺惺相惜的情誼和那一副錚錚的風骨。

  季羨林在論及魯迅所稱的「中國的脊樑」時,特別提到:「對於那些肚子裏吃滿了肯德基、麥當勞、比薩餅,到頭來終不過是渾渾噩噩的人來說,有如夏蟲不足以與語冰,這些道理是沒法談的,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對人類發展所應當承擔的責任。」①

  擇善固執,也許才是老一輩文化人之所以可貴、可佩的地方。

  由此,我還想到上世紀內地改革開放的年代,可以允稱當代「中國的脊樑」的老將——任仲夷先生的奪人風範。

  任仲夷被委派到廣東上任時,已是六十六歲,據稱,「他面皺如核桃,髮白如秋草,牙齒大多脫落了,滿嘴盡是贗品;心臟早搏,時時伴有雜音;膽囊也隱隱作痛。但他顯然還沒有服老,一點七一米的個頭,八十公斤的體重,敦敦實實,走起路來風風火火,踩得地『咚咚』直響。」②

  就是這一個乾癟的老人,肩挑改革開放的重擔,力挽狂瀾,使廣東經濟總量,由一九七八年名列全國二十二位到一九八五年任仲夷離任的全國榜首。

  就是這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硬是頂住了內外的夾擊,使廣東換了新顏。廣州改革開放初期,過去那種千人一面的民風改變了,人們穿着時麾了。通過魚骨天線,民眾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節目。鐵幕終於被敲開了,人們心情比前開朗了,但有不少保守派卻說「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放毒!」「廣州已香港化了」,所有負面的傳言和惡貶都向任仲夷劈頭劈腦打來,其時連屬於開明派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也有了微言了,「一九八一年四月,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來廣州督導疏港,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這位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擔心,他勸道:『仲夷,北京議論很大啊,還是管一管吧!』」③任仲夷不為所動,還半開玩笑勸說:「萬里同志啊,我們要管大事,這些生活小事還是隨它吧。留鬍子,我們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是大鬍子。穿喇叭褲有什麼不好?我們老祖先在唐朝就開始穿了。至於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嗎?」④

  與此同時,深圳的成功開發,也是在任仲夷任內的彰彰功績。他親自委任六十三歲、有華僑家庭背境的梁湘去打造深圳特區。梁湘臨危受命,他親手製訂的、甫出台的中外合資開發土地法規,便受到紛紛輿論的攻訐:「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着五星紅旗,一切都已經資本主義了!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是賣國賊。」⑤

  當梁湘感到委曲膽丟時,還是得到任仲夷的打氣、撐腰,才終於頂住來自各方的責難和謾罵,扭轉了局面,使到深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蔚成南國邊陲的一顆明珠。

  梁湘在任上,不光大刀闊斧發展經濟,而且大力扶持文教事業。他曾大聲疾呼:「勒緊褲帶也要把文化科學建設起來」、「賣褲子也要把深圳大學建起來」。

  任仲夷、梁湘等人把文教事業提到唯茲唯大的地位,因為他們都是愛讀書、有文化底蘊的人。

  梁湘因任仲夷離任而失去依持,最後黯然下台。但是,歷史是公證的,在南粵老百姓的心中有一桿公平的秤,他們稱譽任仲夷、梁湘為「孤膽英雄」。

  俱往矣!不管怎樣,以上這些人都是鐵肩擔道義的硬漢、可以允稱「中國脊樑的人」,也是章學誠筆下所說的君子﹕「君子發憤忘食,黯然自珍,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譭譽哉。」⑥

  今天廣東能固守一爿開放的人文空間,與任仲夷先生等老一輩當年的篳路藍縷是分不開的。

  注:

  ①季羨林:《談人生》

  ②③④⑤《廣州文藝》,二〇〇八年第四期

  ⑥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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