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 (金耀基)

  新年伊始,但新春沒有大吉。二○○九年之來臨,不是一片春意,而是二○○八年冬寒持續不去。是的,寒冬雖長,春天終究會來。二○○九年是大危險與大機會同在的一年。

後美國世界

  二○○八年,發生了許多標誌性、歷史性的大事,但二○○八年必須定義為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年。兩岸仍是兩岸,三地仍是三地,但香港、台灣、中國大陸都處於「美國製造」的金融海嘯的烈風惡浪中,這次金融海嘯被視為百年一遇的經濟大災難,也很自然地會把它比之於一九二九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但二者畢竟有同有不同,最不同的則是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不單是美國的,而是全球的。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不斷擴大的經濟全球化在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中顯露無遺。無疑地,經濟全球化今天面臨到最大質疑與挑戰。根本上,全球化不會逆轉與倒退,但全球經濟的秩序將需重建。歲末世界經濟高峯會議,由G7、G8擴大到G20正反映了全球經濟版圖位序之重新排列,這是走上Fareed Zakaria所說「後美國世界」的新秩序的訊號。二十一世紀,美國不會衰敗,但極可能是First among equals,不復是獨霸之局矣。

  爆發金融海嘯的美國,為阻止金融體系之崩潰,早成跛足鴨的小布殊政府大力出手,將數以千億計的資金注入私人銀行,歐洲的英、德、法諸國亦聯合重手打救搖搖欲墜的金融機構,這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政府措施,被指為「金融的社會主義」,雖未必恰當,但市場萬能的基本教義,已鮮有人發聲了。有趣的是,今天歐美政府之所為都以香港行之有年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為信條了。市場規律應尊重,但當市場機制被扭曲失效時,政府的干預就不可迴避了。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政府)比市場畢竟是更有話事力量。

  產生於西方的金融海嘯;不旋踵間影響到了全世界,當然也包括了東方的兩岸三地,真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今天金融危機雖已漸見紓解,但實體的經濟危機已洶湧而來,奧巴馬未走馬上任,已提出萬億元的振興經濟方案,這是他的「新新政」的第一擊。美國有幸,奧巴馬應時而起,有機會成為羅斯福「新政」之後,拯救美國經濟之一人,中國則在奧巴馬之前已提出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的大計劃。中國此舉,固然為自救,但間接亦必然有助於避免世界經濟之大衰退。

另一個三十年的第一年

  二○○九年,對中國言,有一特殊意義。二○○八年是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二○○九年則是中國現代化長路上另一個三十年的第一年。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現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已上升為世界第四,甚或第三大經濟體,中國已經和平崛起。無可諱言,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是三十年來所遭遇最嚴峻的挑戰。究其實,這個挑戰不止是經濟性的,也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中國第一個三十年是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軸,第二個三十年則應以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現代化並舉,振興經濟的資源如能優先投放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綠色科技、農村建設上,則經濟通過內需之擴大振興可期,而整個國家之國力亦得以更上一台階。

  就香港之經濟而言,中國開放改革之前,香港之經濟因中國之不發展而得以發展,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之經濟則必因中國之發展而得以發展。香港二○○九年將在困難重重後開始走出困局,再見春光。

  二○○九這一年,我如是看,如是期待。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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