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的《時代》風雲人物 (李焯芬)

  美國《時代》周刊二○一一年的風雲人物是「示威者」。

  的確,這一年全球多處相繼出現了大規模的示威場面,先是中東,繼而是歐洲、美國,就連我們香港也不寂寞。

  中東爆發示威浪潮的原因較複雜,既有經濟的因素(例如埃及的失業率長期高企),也有政治的因素(例如數十年的強人統治和貪污腐敗)。族群之間的矛盾亦是原因之一。歐洲的示威浪潮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經濟的因由。希臘、西班牙、英國、意大利等國二○一一年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參加者有不少是失業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畢業生。在歐洲大陸上大學不難,在許多歐陸國家,念大學還是免費的,但畢業後找工作則是另一回事。有不少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多年仍找不到工作,靠政府福利金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如今又遇上歐債危機,政府要削減福利開支,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亦無前途可言,變得激憤起來。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原因亦大同小異,美國有些地方(例如加州),失業率長期高企,經濟停滯不前,許多年輕人長期找不到工作,怨氣亦不少。

  過去一個世紀,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大學畢業生也越來越多,找工作越來越不容易。市場和職場競爭也日趨激烈,向上流動性(或工作前景)明顯地大不如前,這當然也加深了年輕一代的怨氣和不滿。

  過去一個世紀,世界經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運動,目的原來是希望能夠較平均分配社會資源和財富,消滅貧富懸殊的現象。這場實驗的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均富的理想幻滅後,鐘擺又再由左向右擺動,資本主義再一次主導了世界經濟的命脈,繼而發展成為今日的金融資本主義。進入金融界或投資銀行工作,成了許多新一代大學生的夢想。就如哈佛大學校長浮士德(Drew Gilin Faust)二○○九年所說的,商科如今成了最熱門的學科。哈佛如此,其他大學亦如此。大學教育普及的一個負面後果是書中不再有黃金屋,年輕人出路成了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社會上的貧富懸殊現象亦日益嚴重;在歐美國家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亦如此。

  多年前,人們因為關心環保,曾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當時主要是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如今,這個概念已逐漸擴展至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層面。有經濟學者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每家上市公司都求最大利潤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否最有利於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有不少學者倡議:或許我們可以考慮採用一種「可持續盈餘」(sustainable surplus)的發展模式,綜合平衡人類社會的整體及長遠利益,以利社會的永續發展(holistic sustainability)。 這方面的新學報、新研討正方興未艾,很可能會影響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作者是本刊顧問、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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