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風高浪急 (劉銳紹)

  二〇一三年,香港沒有什麼選舉,政局理應相對穩定,但是,種種迹象顯示,二〇一三年的香港政局將是風高浪急的一年,並正在積聚更大的衝擊波。北京、港府、政界人士和整體香港人,如果不想香港進一步下滑,必須冷靜思考和行動。否則,等到香港真的衰落成為「臭港」,大家才反省自己(尤其是掌有權力和多種資源的官方)在香港衰敗的過程中,有沒有扮演破壞者(無論有心還是無意)的角色、自己對香港的衰敗有沒有責任,那時則已經太晚了!

政界和社會激進力量將更激烈

  筆者感到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將是風高浪急,理由有三:

  一、政界和社會上的激進聲音,以及更強烈或激烈的要求和行動將更明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包括:

  (一)這不單因為官方所說的「激進派」盲目衝動,還因為溫和的人士也感到「溫和路線無效,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被逼走上相對激進的道路。不過,他們始終與「激進行動派」不同,只是形勢所限,他們既無法影響官方的保守意志,更無法影響官方的行動,在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才變得激烈,北京應該懂得分辨。

  (二)立法會選舉後,建制派取得佳績,隨後乘勝追擊,壟斷了立法會內不少委員會的主席位置。建制派人士認為,過去民主派在港英政府年代也是這樣壟斷政治資源,同樣追殺親北京人士,建制派今天照辦煮碗,有何不可?民主派人士則認為,香港回歸之後的立法會運作,已逐步形成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共識,在各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位置上「有商有量」,但如今建制派「打破默契」,是不應該的。無論道理在那一邊,已無法阻擋雙方關係繼續惡化。在香港政治還未懂得「妥協藝術」之前,風浪自然免不了。

  (三)梁振英政府「開局」奇差,與習近平在「十八大」後「開了一個好局」相去甚遠;加上梁振英的僭建風波和一連串掩飾,更令他聲望大跌。筆者曾當面向梁振英建議,他要「一不做,二不休」(即敏感的政治議題不要做,不要碰;民生經濟問題拼命做,不要休止),等待他透過搞好民生建立聲望後,才好碰政治問題。但他還未上台即搞「五司十四局」,上台後又不顧現實,力推官方版的國民教育,推行其他民生問題也欠缺彈性,把局面弄僵。例如,東北發展計劃和長者特別生活津貼等,推行時都沒有後備計劃,又不接受立法會議員(包括建制派)的任何修改建議;其中一些建議是政府有條件做的,但梁振英死不願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私下也對議員們表示「自己很難做」。在長者生活貼津問題上,政府更採取突擊手法,在建制派支持下通過。這樣的處理手法令人感到,政府不是想解決問題,不是想搞好民生,更不是想處理好行政與立法關係,而是想運用權謀,藉一些有民意支持的經濟和民生事項,突顯「反對派的非理性」,「無事生非,製造內耗」,「有破壞,無建設」,作為打擊反對派形象和威信的子彈。北京初時也認為「反對派太過份了」,不知如何對付,但後來慢慢察覺港府招數的奧妙,不干預和默許了港府的做法。在這勢頭之下,梁振英和他的一些下屬(不是所有下屬,因為有些下屬也不贊成梁振英的做法)放膽前行。中央政策組更是「身先士卒」,搶奪資源和行政機關的權力。這將是另一個風高浪急的亂源。

  (四)北京對溫和民主派沒有長遠的合作策略,更沒有融和政策,相反,他們只採取「即食麵政策」,「一鋪一鋪計數」。據了解,二〇〇五年立法會議員(包括所有民主派議員)訪問廣東,二〇〇八年立法會議員(包括數名民主派議員)前往四川大地震災區視察,二〇一〇年民主黨提出政改方案並獲得通過,已有人多次提醒北京,必須抓緊這些機會,逐步拉近與溫和民主派的距離,但北京仍心存疑慮,不單私下的接觸減少了,後來還變成「為了摸底才接觸」。這種短視行為難與當年周恩來的統戰手法相比,溫和民主派也被逼「走向激進」了。

五十萬人大遊行重演?

  

  二、香港今年的經濟將會面臨新的挑戰,這可能導致二〇〇三年的情況再度出現。

  二〇〇三年,《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五十萬人上街的導火線,但背後是因為香港經濟下滑,加上「沙士」疫情令香港再受重創,才引致各種問題總爆發。這是北京在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得出的五大結論之一,比較切合當時的實情。今年,歐美經濟不景,美國的量化寬鬆計劃將進一步落實,勢必令香港的游資加快活動,香港的通貨膨脹也將進一步加劇,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不敢怠慢,一眾高官先後發出預警,但卻沒有什麼具體的應戰措施。在經濟前景未卜的形勢下,大財團又不願意與政府合作,民怨沸騰是可以預期的,加上香港已形成一些不必要的內耗氛圍,很多經濟和民生議題也可以一下子變成政治議題,令政局更加紛亂。

  三、官方陣營內(包括北京和梁振英政府)「左」的勢頭逐漸形成,而且愈來愈「左」,這種迹象已處處可見。例如,北京透過特區政府引導學生思想的國民教育不斷加速,如果不是擔心影響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北京和港府還會繼續推動下去,猶如在懸崖旁邊玩過山車。又如,一些建制派人士抓住零星的「港英旗事件」,不問情由地上升為「港獨」趨勢,誤導北京。據悉,北京上月中旬重新檢視形勢,暫時對這問題仍有所克制,但有關人士仍俟機而動,誇大「港獨」危機來爭取本錢。這又是一個風起雲湧的亂源。還有,在這種自製敵人的氛圍下,「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任務將會加強。一些民主派人士、「反國教」青年前往美國和台灣參觀,又引起官方高度關注。慣性的鬥爭思維,令官方感到這些現象印證他們的判斷——外部勢力正凝聚起來,同化香港新一代,所以更要大力遏制。殊不知,這中了外國的計,北京的矛頭很清楚針對外國,但拳頭卻一下一下打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身上。

  如果上述「左」的思維和行動沒有收斂,以中央政策組為典型的進攻風格不收斂,香港的內耗將不斷加劇,由民生矛盾、利益矛盾擴大至政治以及資源分配的矛盾。北京長期認為,誰控制了資源,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他們稱之為「陣地戰」,也屬「超限戰」的範疇。所謂「超限戰」,就是超越任何界限的戰爭,包括經濟戰、輿論戰、信息戰、宣傳戰等。

李源潮更適合處理港澳事務

  

  本來,在「一國兩制」之下,「兩制」之間的摩擦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是北京預期的事,關鍵在於如何磨合和解決。香港回歸之初,北京的確嘗試容忍一些看不慣的現象,但至今這種耐性已愈來愈小,北京和港府官員可能兵行險着,說得好聽是「好心做壞事」,說得不好聽就是利用民間的擔心來達成政治目的。

  典型例子是:二〇一二年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提請全國人大釋法。北京真正擔心的是,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如果擁有居港權,不單帶來連串社會民生問題,還可能改變香港的政治版圖。這些外傭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後,將可享受其他政治權利,包括投票和參選等,屆時曾協助他們爭取居港權的政黨可能因而得益。

  如此類推,假如歐美公司同樣聘請其本國員工來港工作,並在七年後取得居港權,這個口子一開,則可能後患無窮了。胡錦濤和習近平已多次強調,必須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肯定要堵塞一切缺口。所以,他們抓準機會,針對香港人的確擔心外傭有居港權後會分薄香港的社會資源,日後還可能申請他們的家人來港,於是建議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釋法。表面上這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但同時可以達到由全國人大主導香港司法的目的。這就極有可能傷害終審法院的獨立性了。

  說到底,這是因為北京長期信奉行政主導,法律必須與行政機關配合,加上那種還沒有清醒過來的大家長意識,成了二〇一三年香港政局的另一個亂源。

  唯今之計,就是努力提醒以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據稱,張德江和李源潮將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正副組長。張德江在二〇〇三年「沙士」期間曾隱瞞疫情,導致疫情擴散,誤了數以百計的人命。他過去對港澳事務也沒有什麼令人稱讚之舉,如果他只當個掛名組長(因為他是政治局常委,令港澳事務仍歸最高層管理),而讓李源潮具體處理港澳事務,或許效果更好。

  香港人對李源潮不大熟悉,但有一些事情反映李源潮在處事方面比較靈活和彈性。一九九二年,「六四」之後三年,一些被視為「非友好的團體」趁氣氛漸鬆,到內地交流探風,但沒有官員出來會見這些團體,李源潮後來主動接了這個球。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也頗多新猷。既然習近平在內地開了一個寬鬆的好頭,那就請他們同樣以寬鬆的政策對待香港,避免「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把香港變得愈來愈左。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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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提請全國人大釋法。(李澤彤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