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再看知青下鄉 (曹景行)

春暖花開,一百七十位年逾花甲的上海朋友包乘了四部旅遊大巴,一早五點就離開上海,前往五六百公里外的安徽黃山。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並非黃山景區,而是五十年前曾經的家,今天被稱為東黃山風景區的黃山茶林場。他們和我一樣,都是當年下鄉的上海知識青年,先後來到這個農場的「五七連隊」種水稻。很遺憾,我無法參加「下鄉五十周年紀念之旅」,只能跟隨着他們不斷用手機發送的圖片和視頻再次重回故地。
「五七連隊」原址的大片土地上,如今只剩下兩棟孤零零的破舊房子;靠公路那面牆上的毛澤東像宣傳畫還斑駁可見,作畫的「老五七」朱政惠(後為上海的大學教授)卻已經去世四年多了。就連舊房和殘牆也都到了時間的盡頭,農地中間新埋入的一塊大石上刻着「東黃山國際小鎮」工程奠基的字樣,時間為去年底。早先我們豎起「農業學大寨」標語的地坎上,現在換成了「北京城建集團」一排大字。事過情遷,誰不感慨萬千!我在微信上說:「五十年前流汗流血流淚的地方,再看一眼作為告別;明天這兒就要換上新顏,卻不會再讓我們留戀。」
黃山茶林場也變得認不出了,今天的歐洲城堡式度假區最靠外那棟別墅,原先正是我成家後住了三年的小平房。看着「老五七」照片中一張張帶着歲月滄桑的笑臉,我在手機上對他們說:「那時我們二十,今天我們七十;那時我們帶去了灼熱的青春,今天仍能觸摸到餘溫。不知還能再去幾次,也不知舊日的痕跡還能殘留多久,也許就把今年一批批黃山人的返鄉之旅,當作一次鄭重的告別,從此往日只留在心中。」今年我和妻子應該回去一次,補上「五十周年紀念之旅」。
其實我們這些老知青年歲也不一樣,最多相差十歲上下,有「老三屆」和「七字頭」的區別;至於這種區別,今天除了我們自己,大概已經沒多少人搞得明白,就像年輕記者很少能弄清楚我們農場知青同「插隊落戶」知青的區別。甚至連「知識青年」(知青)這個名詞如何產生的,為何特指那些年間自願或更多是不自願去農村的城市中學畢業生,現在都成了專門的學問。但不管怎麼樣稱呼,我們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城市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物。

下鄉十年有何得失?
我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時恰遇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學停止招生,拖了兩年當局才安排工作,一半同學必須去農場務農。五十年前的八月二十日清晨,幾十輛長途汽車把我與其他幾百名同齡學生從上海送去安徽南部深山的黃山茶林場,到達時已經天黑。行李都很簡單,好多種生活必需品都是配給的;不久前我翻找出保存完好的農場「錄取通知書」,背後寫着「牙膏兩支已購」的字樣。印象很深的,是第二天廣播新聞中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坦克開進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格之春」從爆發到被鎮壓,到今年也五十周年了。
更大規模的知青下鄉運動還在後面。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新一條「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麼一來,後幾年當局更以「一片紅」方式每年把數以百萬計城市學生直接發配到農村「插隊落戶」,造成了人數大約在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之眾的龐大知青群體。一九七六年後隨着文革結束,各地知青開始陸續返城,只剩下少數一些繼續留在農村。
知青在農村經歷的種種苦酸甜辣,早已不用對外人多說,更不是今天年輕一代能夠體會和理解的。所謂「青春無悔」,只不過是心理上自我安慰的豪言壯語,畢竟人生只有一次青春。曾有人問:「你們下鄉十年到底有何得失?」我的回答是:「十年青春歲月的消逝,不是用簡單的加加減減就能夠做個了結。但可以肯定地說,農場十年給了我們超過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有了這麼一段經歷『墊底』,後來不管遇到什麼意外變化、什麼困苦境況,都不難去面對、去承受。」我說的「後來」,當然也包括後來的香港歲月。

知青退休之後
四十年前,我與妻子離開農場舉家回上海同讀復旦大學,命運從此改變。記得鄧小平去世後我去跑馬地新華社靈堂致哀,一位香港媒體記者問我為什麼要來,我說:「要是沒有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我今天就不可能在這兒跟你們說話。」
但像我們那樣有幸考上大學的,在知青中百中無幾。文革結束後幾年回城知青一千多萬,能安安穩穩當個普通職工、結婚成家已算不錯;豈料九十年代市場經濟改革到來,正是他們孩子長大最需要花錢的時候,大批國有企業破產、工人下崗,許多老知青四十來歲中年失業,不得不另覓謀生之道,再次嘗到人生的艱辛。其中一些有膽有識的佼佼者抓住了市場經濟新潮的大好機會,辛苦打拚,做出一番不錯的事業,但畢竟還是少數。
時至今日,當年的知青絕大多數已經退休。上海的朋友大多生活還不錯,不少在家中忙於為孩子帶「第三代」,也有許多國內外到處旅遊,多半時間不在家,還有一些已經找到養老之地準備安度晚年。一般來說,有了三五千元退休工資和醫療保險,又有自己的房產,子女也都成家立業,這樣的老年生活就沒多大憂慮。但也有一部分老知青處境不佳。最近一次上海老知青活動中,一位老人對養老問題特別關注,以他不多的退休工資進不了像樣一點的養老院,以後怎麼辦?另一位老人對當前的醫療狀況特別不滿,好醫院人滿為患,費用又高,弄得他醫療保險入不敷出。在老知青中他們的想法應該有相當的代表性,當然還有更加困難要靠「低保」過日子的。

困境出能人
回想五十年前,千百萬風華正茂的年輕學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確定無疑是歷史的悲劇。但這場空前也應該絕後的「上山下鄉」運動,也給後來的中國歷史留下了重要而獨特的痕跡。月前我在北京採訪人大、政協「兩會」,近看人民大會堂主席台前排就坐的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物,發現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前三的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和排名第六的趙樂際都曾是下鄉知青。再查一下,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委員二十五人中,共有十二人當過知青,包括新近出任要職的劉鶴與楊曉渡。另外,主席台前排還有一位曾經的知青,那就是新任國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也就是說,在今天中國黨政最高層裏面,昔日知青居然佔到一半,遠高於當年知青在全國同齡人口中的比例。原因何在?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知青歷史的金光耀教授(也是黃山茶林場老知青)認為,知青多來自大城市,文化教育水準較高,有利於後來的發展。而且困境出能人,當過知青的往往肯吃苦,懂世情,講實際,敢開拓,願承擔。他們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直接參與者和得益者,具有承前繼後的獨特政治優勢。雖然今天的知青群體已經老去,未來十年的中國卻很可能仍然「知青當家」;這個家當得好或不好,所有的功過是非,都會成為後人對我們知青一代作出歷史評估時的依據。希望最後的結論能是:「國家曾經辜負了他們,他們卻沒有辜負國家。」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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