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五四的失敗和我的兩次掙扎(劉再復)

五四精神失敗的一百年
議論五四,首先必須分清三組概念。第一組是「文化五四」與「政治五四」。一個是發生在一九一五年末,以《新青年》雜誌(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時名為《青年雜誌》,一九一六年出版第二期後更名為《新青年》)為符號的「文化五四」;一個是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以「火燒趙家樓」為標誌的「政治五四」。前者是廣義的文化運動,以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為主將。後者是狹義的政治愛國學生運動,以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學生為代表。相對於七十年後,北京發生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此次「政治五四」實在幸運得多。二○一五年,有些朋友採訪我,紀念五四一百周年,那是着眼於文化五四,沒錯;如今又慶祝五四一百周年,這是着眼於政治五四,也對。
第二組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二者皆是「文化五四」範疇內的概念。新文學運動是一場文學形式的大變動,借用日本明治維新的語言「版籍奉還」,可以稱它為「文學奉還」,即把本是分裂的「文」與「言」合二為一,把文學從文言文文學變成白話文文學,把文學奉還給廣大的底層民眾。由於新文學運動的成功,所以中國人開始用白話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至今仍然是白話文覆蓋一切,由於白話文已取得主導地位與統治地位,所以可說「新文學運動」基本上取得成功。在這個層面上,五四是勝利了。然而,「文字奉還」之後,文學的門檻也隨之變低,人人都可以寫詩寫小說(一九五八年甚至人人可以成為詩人),作家們逐步失去語言的美感意識,文學變得粗俗與粗糙,林琴南所擔心的「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真的入侵了。所以新文學一百周年,其成就並不理想,特別是第五十至七十年的中國文學,更是發生嚴重的政治化與概念化現象。那三十年的文學,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多數作品沒有審美價值,只是政治的注腳。
第三組必須分清的概念,是分清剛性五四與柔性五四。所謂剛性五四,即陳獨秀、魯迅的五四,所謂柔性五四,即胡適、周作人、蔡元培的五四。前者激烈,後者溫和。前者為五四革命派,後者為五四改良派。前者的代表作為〈文學革命論〉與〈狂人日記〉,關鍵詞是「推倒」,後者為改良派,代表作是〈文學改良芻議〉,關鍵詞為「改良」。二者的差異延伸到一九一九年胡適和李大釗的著名論辯(「問題與主義」的論辯)。李大釗認為中國應走「根本解決」的革命之路,這是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思維;胡適則提出「一點一滴改良」,繼續溫和思維。第三組的區別最後又演化成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激進主義思潮與自由主義的思潮的衝突。我與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乃是康梁與胡適大思路的繼續。
與新文學運動同時進行的是新文化運動。這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革命,也可以稱作思想啟蒙運動,其具體內涵乃是以德先生和賽先生取代孔先生的巨大變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很了不起,旗幟鮮明而思想正確,它本身無疑是偉大與永恆的。可惜,五四之後啟蒙運動完全失敗了。不是某個時期的失敗,而是五四之後一百年,乃是五四精神失敗的一百年。其失敗,先不說德先生與賽先生在大陸至今仍站不住腳,也不說孔先生早已「衣錦還鄉」,幾乎成為新的教主,就說以下六個方面失敗的徵兆。

一、郭沫若等人集體精神自殺
五四失敗最早的象徵事件,乃是郭沫若和以他為旗幟的創造社的集體精神自殺。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和一九二○年乃是郭沫若發表《女神》的寫作爆炸期。這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八月,郭沫若和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開始醞釀結社,形成創造社「胚胎」。創造社提出兩個著名口號,一個是「為自我而藝術」,一個是「為藝術而藝術」,並竭力主張文學藝術應當「尊重個性」和「景仰自由」。這個時候,創造社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團體。但到了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就在《文藝論集》的序言中(發表於《洪水》半月刊一九二五年第一卷)宣布放棄「過去」,即放棄「尊重個性」和「景仰自由」的主張。他把《文藝論集》視為埋葬「殘骸」的「墳」,公開聲稱五四後的「這一兩年」,他「完全變了」。過去所倡導的尊重文學的「個性」和「自由」,「未免出於僭妄」,即太奢侈了,太狂妄了,太不守本份了。正式和五四決裂,也就是公開改旗易幟,讓「革命性」取代「個性」,並開啟了「革命文學」的新時代。

二、中國人至今仍「不像人」
五四失敗的表現之二:五四的啟蒙重心,與西方的啟蒙重心不同。西方的啟蒙乃是「理性」的啟蒙。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說,所謂啟蒙,乃是啟迪人們勇敢地運用理性。中國五四的啟蒙,雖然也有科學文化、邏輯文化、審美文化的啟蒙內涵,但重心是「人」的啟蒙與「人性」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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