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五四:中國近百年來的精神動力(余英時)

關於「五四運動」,我個人在幾十年間已寫過無數篇長長短短的文字,有些保存了下來,有的早已淹沒無聞。今年我又回到這個題目,是因為這是「五四」一百周歲的紀念之年;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這是絕對不容放過的。
決定了再寫一次五四的意願之後,困難便立刻隨之而至:寫什麼呢?在我的直感中,五四這個題目早已被大家寫得再也找不到賸義了。就我個人而言,好像我該說和想說的話也早已說盡了。
但因為這是百年紀念,我終不甘偃旗息鼓,默不一言。於是我一方面翻檢史料,一方面進行再思,最後確定把下面這個簡要的想法表達出來:「五四:中國近百年來的精神動力!」
必須說明:這個想法雖是我從歷史反思中得到的認識,但在這篇短論中,我不可能,也不必要,展開大規模的歷史論證。我相信只要在關鍵處略作指點,讀者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根據何在,至於是否認同,那當然完全是另一問題。

胡適晚年遺稿的啟發
讓我先解釋一下,我的想法是怎樣形成的。過去我評論五四新文化或新思潮運動,整體而言,是相當正面和積極的。我始終認為廣義的五四始於文學革命、學術和思想更新,終於「民主」和「科學」兩大現代價值為號召。這顯然是為了要參照西方現代文化史的演進歷程,以重建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現代模式。一九一九年胡適在《新青年》上出版了那篇影響很大的〈新思潮的意義〉,其中提出四大綱領:一、研究問題;二、輸入學理;三、整理國故;四、再造文明。一九六○年,即在死前的一年多,他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召開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則發表了一篇轟傳一時的英文講辭,題目是〈中國傳統與未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令人驚歎的是:這兩篇作品相隔四十一年,而後篇竟是對前篇所提出的四大綱領的畢生實踐報告。我相信,如果我們把這兩篇文字當作五四的主要歷史內容來看待,它應該是最接近客觀真相的。所以我一向把五四看作一場穩健而合理的現代文化運動,不願貿然接受「反傳統」、「全盤西化」之類的偏頗論點。在長期歷史過程中,五四推動者之中自不免發生一些過激的議論,但是我們不能以偏概全。
但是另一方面,我對五四總隱隱感到有種遺憾,即並未實現「科學」(「賽先生」)和「民主」(「德先生」)兩大理想,尤其是後者(「民主」)。這一內心遺憾多少含蘊着一個潛意識,即以五四終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由此一念之差,我對於五四百年來的實際歷史功能便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理解上的偏向。直到經過最近一番新的反思之後,我現在才敢斷言,五四作為一個文化運動(當然包括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學生愛國運動在內),它一直在成長之中,成為推展中國現代化的一股重大的精神動力,但我之所以有此新的反思,主要是受到胡適晚年一篇遺稿的啟發。一九五五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又題作〈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收在《胡適手稿》第九集)。這是為了答覆《自由中國》社的一封公開信,請他討論為什麼中共要在全國範圍內清算胡適思想,並公開宣告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周揚語)。胡適在深思之後,提出了下面的答案:

這個大謎的解答,費了我好幾個月的研究和回想,現在我漸漸明白了。我雖然從沒有寫過一篇批駁馬克思主義的文字,我在這三十多年中繼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做的工作,漸漸的把那個運動的範圍擴大了,把它的歷史意義變得更深厚了,把它的工作方法變得更科學化了,更堅定站得住了,更得着無數中年和青年人的信任和參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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