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的繼承──鍾華楠先生和《大國不崇洋》(薛求理)

香港建築宿將鍾華楠先生積多年時間,寫成《大國崇洋》一書,又經歷十年和內地不同出版社的遭遇、刪改,書名改為《大國不崇洋》,終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於二○一八年出版。我在過去十年,一直為鍾老整理該書、從旁為他鼓勁,此書印出,終於舒出一口氣。鍾老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約我去灣仔午餐,將書贈我,他甚開心,剛剛從北京指導北大建築中心返港。他說經歷身體消沉數年,目前精神和身體都處於良好狀態,正籌劃着一系列的寫作和旅行,飯後滂沱大雨,我在駱克道上送他上出租車。豈知,不到兩個月,就傳來鍾老去世的信息。他與我交談,關鍵概念都寫在紙上,墨跡未乾,卻已陰陽相隔,令我感到十分愕然、詫異和難過。鍾先生是建築人,曾是生意人,但他一生,都是個讀書人。回想鍾老的言行,給我的都是豪氣和正能量。

建築師鍾華楠
鍾先生的父親鍾華燥,十二歲時因家貧從廣東新會到香港跟隨建築判頭做學徒,後來自己開設建築施工公司,並總承包了廣州十七層高愛群大廈的施工,時為一九三四年,他於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曾任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鍾華楠先生一九三一年生於香港灣仔,抗戰時期,鍾氏全家逃往新會鄉下躲避日本人統治,這使他初步認識了家園和祖國的意義。一九五二年,鍾先生去英國留學,他本科畢業後,入倫敦大學讀研究生,於一九五九年獲得碩士學位,並在倫敦工作三年多。一九六二年回港後在英國人事務所工作,第一項工作,就是派駐尖沙嘴半島酒店做翻新設計。半島酒店門廳下午茶,一派英倫氣息,鍾先生說,大堂主要是他的設計,以後一直沒有什麼改動。
一九六四年,鍾先生自己開業。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接到嘉道理集團的委託,設計山頂纜車站「爐峰」,他採用「下堅上浮」的原則,穿過「爐峰」的支腳,可以仰望太平山上的天空。「爐峰」屹立山頂,見證了香港八十年代的崛起。一九七一年,他和費雅倫(Alan Fitch,一九二一—一九八六)合開費鍾事務所(Fitch and Chung),費先生曾設計了香港大會堂,後加入司徒惠公司設計了中文大學等建築,是現代主義的忠實踐行者。費鍾合作時期,是鍾先生建築生涯的高潮。他設計了駱克道的市政服務大樓,將多種功能迭起;在地利根德大樓裏,他設計鋸齒形平面,不僅結構合理,而且得到較多的望海房間。而在樂富商場裏,住宅在商場上升起並斜退,商場平面圍合成院落,居民感到方便。在為市政局設計的許多亭子中,鍾先生開始拆文解字,將中國傳統元素抽象化。
一九七五年,費鍾參加香港理工學院校園設計競賽,這次競賽,巴馬丹拿拔了頭籌。一九八五年,費鍾連同英國的Percy Thomas參與城市理工校園設計競賽,擊敗另外五家公司,獲得首獎並建造。城市理工的第一期建築於一九九○年落成,鍾先生繼而設計了第二期連同花園,及斜坡花園中的水泥亭。在此項工程後,鍾先生逐步退出設計業務的第一線。一九九六年,他當選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在他任內,建築師學會開始出版季刊。從六十年代開始,鍾先生就一直在香港大學業餘教課並擔任校外考試官、名譽教授,也是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專業的校外考試官。一九八七年,他擔任上海同濟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九九年,他連同香港友人,贊助北京大學成立建築學研究中心,並一直擔任名譽主任。最近幾年,他每年去北京,為北大的教學發展,出謀劃策。

文化人鍾華楠
一九七八年,經過二十多年的閉關鎖國,我國重新開放國門,門外湧進來的 是強勁的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西風東漸」,大部分是從南方小島香港吹入來的。南從深圳廣州,北至上海南京的地標建築,不少是由香港建築師設計。香港的經濟、建設、制度、香港人包括廣東話,都被內地視為「海外來的」新鮮(高尚)事物。鍾華楠先生便是隨着這陣風,回到了祖國內地。從一九七九年起,鍾先生自付旅費,在北京、廣州和各地義務講學,在內地大學擔任教授,他的文章發表在香港雜誌,傳到內地。別人都在念洋文,誦洋經。鍾先生講的,卻是「亭的繼承」。
一九八九年,我初到香港學習,拜訪鍾先生,他的事務所開在跑馬地上的東山台。鍾先生美鬚飄飄,叼隻煙斗,一副藝術家氣派。那時鍾先生的設計業務如日中天。他對我說,別人二十四小時在賺錢,我只用八小時賺錢,其餘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在繁忙設計業務和社會活動之餘,喜歡揮毫書法,訪古探幽,筆耕不輟。
一九八二年,鍾先生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國園林藝術》(香港大學出版社),此書全黑白,照片是他自己去江南拍的,文字簡練,每頁用一個中文書法字點題;一九八九年,在三聯書店出版英文版的《香港當代建築》,這本書是比較早期的對香港最近建築的英文記錄和總結。同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論文集《亭的繼承》,這是他十年來在內地和香港雜誌文章的結集,由我的老師戴復東院士寫序。《亭的繼承》是鍾先生建築、歷史、文化觀的總結,也是他文化生涯全面展開的里程碑。之後,他又寫了《「抄」與「超」》、《城市化危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跨文化建築》等好幾本書,廣為流傳。他和北京的出版家楊永生先生、建築界領導張欽楠先生同年兄弟,在北京朋友的催促下,鍾先生文章源源不斷。

《大國不崇洋》
鍾先生積多年心血,於二○○八年寫成《大國不崇洋》,二十三萬字初稿。經過十年修改、編輯刪減,於二○一八年出版。該書主線講的是建築現象和文化,卻上及美國總統、英國首相、金融海嘯、地理國民、春秋秦漢、唐詩宋詞,下到廣東鄉下、西九龍項目、新華社、馬連良、農民工,又從歐洲的顏色革命、美國的工業衰敗、中情局克格勃、核武器到香港的建築師制度和建築教育,古今中外,縱橫捭闔,宏觀微觀,信手拈來。穿插先生自己七十多年來在香港、中國內地和歐洲的生活經歷、奇妙見聞,滄海桑田、激情洋溢,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面對祖國內地無謂的崇洋媚外,鍾先生痛心疾首。對西方文化,鍾先生主張「利用它,享受它,同化它」、「幾乎每章都有結論,那就是中國無須崇洋」。全書貫穿着「愛國,愛民族,愛古建築」的主軸。與其說這是本談建築文化的書,不如說是鍾先生的大聲心靈呼喚和八十年心路歷程的誠摯告白。這本書,講的是大道理,發的是來自內心的親切語言,如鍾先生以自己少年青年的經歷,講世界觀的形成,全是嶺南的芬芳泥土味和濃濃鄉間情。
該書的序言,寫了近幾十年內地崇洋媚外的現象。鍾先生說到:「很多國內和香港建築師看到這個現象,當然是酸溜溜的,多是心抱不平,口罵一兩句就算了事,偶有執筆伐之,但很少花時間去研究,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崇洋媚外的現象?據我了解,有些較年青和有抱負的建築師不是不關心這個光怪離奇的現象,而是無可奈何,即使關心又如何?反正,他們要糊口,要聽命於雇主(建築設計事務所老闆),雇主要聽命於業主(甲方)。目前,崇洋風氣是強勢文化,發展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建築是弱勢文化,香港、甚至大陸建築文化情況就是這樣。我認為建築師應該要花些時間去了解為什麼有這種風氣?這種風氣始自何時?誰人助長了這風氣?長期助長這種風氣對國家民族有什麼影響?更希望能夠由研究導致及早提出解脫和解救方法,走出這個崇洋媚外的困境與迷惑,這是我寫這本小書的目的。」
「我不是愚蠢到冀望能成為什麼中國脊梁,亦自知絕對無能承先啟後,只覺得我這一代有自己說自己話的任務和責任感而已。我每次把這種責任感和同業、朋友認真地或茶餘飯後式輕鬆地說說,也收到多次『夏蟲不足以語冰』效應。我今生已屬初冬之年(春夏秋已過),隨時隨地生命可以不由我控制延長留戀在人世的時日;況且人生之終結,不擇年齡,所以才有盡快把心中的所謂責任感寫出來的迫切。」序言至此,讀之感覺沉甸甸的分量。
鍾先生在開篇首先辨意理清,什麼是文明和文化?「文明是人類生存及生活的硬件,而這些硬件是不斷地在改善,這些歷代改善過程便是人類的文明史。」「文化的含意是代表精神、祈望和信念,尋找怎樣才能使環境美化一些,心理健康好一些,生命怎樣才能夠比較有目的一些,有理想一些,有意義一些,有使命一些。可以說,文化是人類生命的軟件,而這些軟件是累積的,歷代的累積便是人類的文化史。」講文化和文明的書浩如煙海,多數籠統混談,鍾先生卻清晰把它們區別定義。鍾先生從美國人講到中國人的特點,然後是建築文化。「如果能夠在傳統建築文化裏,找到特徵,便可以在現代建築設計上,自然或設法繼承和持續發展發揚這些特徵;不但可以把這些傳統建築文化,加以現代化;或在現代建築設計裏融入一些傳統文化精神。同時會知道,在使傳統文化現代化過程中,有哪些不足,設法補缺及改善。繼承、發展、和發揚傳統文化,就好像植物和動物為了生存,必須適應環境一樣,自然變形,是非常自然的自我要求;求改革、求進步、求生存,這是自然生態的進化,這也是一個民族生存的文化責任。」他製作的「中國園林與綜合藝術文化關係表」尤有新意。

解救崇洋媚外的藥方
接着,鍾先生在第二章裏分析了崇洋媚外的遠因和近因。「建築找不到名文理論」,而寫詩詞歌賦的文人則成了「建築理論代言人」。因此,鍾先生從典籍中挖掘大量文字,說明中國人的建築環境使用和美學觀。「鄭和之後再無鄭和」,古跡被外國人搶掠,古建築在中國無法生存,「經濟蓬勃成了古建築物的封殺者」、「文人食客文化衰落」,以及多樣近代、當代社會現象,凡此種種,字字辛酸,讓人一掬熱淚。
鍾先生在第三章中開出一批藥方,是從宏觀和微觀上來解決我國民眾和建築師的思想誤區。如教育的素質、保護維修古建築、傳媒學者的責任、邀請洋人學者專家講學和共同設計、古文化的現代化商品化和實業化、調查城鄉民眾的生活方式、建築師的教育和個人風格、鼓勵有中國建築文化內涵的設計和理論等等。每張藥方都以一節論述。讀者舉一反三,當可開出更多藥方和建議。
在談到土地開發者的責任時,鍾先生說:「我認為土地的存在是以億萬年計、國土也以數千年計、房地產商只是在短暫時期內的擁有者,使用者只是幾十年或更短期的過客。而這塊地、這個區域、街坊、社會可能是幾百年、一百幾十年來老祖宗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所形成。任何建築活動涉及消耗地球上的資源,社會的人力、物力;如果改變前人的生活空間和動用地球、社會資源,而沒有改善社會效益、家庭和使用者效益,是不是需要承擔一些道德責任?大部分房地產商的活動,根本沒有考慮這個與法律無關的問題。」
而建築師的專業責任、社會責任到個人抱負,鍾先生也以一段話表述得十分清楚:「以我個人的經歷和抱負來說,每次接到了一個項目,我第一個顧慮是能不能夠在不虧本的原則下支持我公司員工的飯碗,保住公司的生存,這是我的職業責任;第二個顧慮是我可不可以成功地完成業主對我的委託,這是我的專業責任;第三是,在可能範圍內,我的設計能不能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如付租金給業主的客戶),我的設計對周邊會不會做成負面影響,這是我的社會責任;最後,在可能範圍內,我希望能夠以中國古建築文化(無論是形似、神似、層次感、神秘感、方位規律等可見與不可見的形及象)為啟發、啟示、引導,追求有突破的設計,這是我對民族國家的文化責任。第五個希望是,如果我的文化責任達到後,能夠影響他人,甚至他國,令富有中國特色的設計或理論,蛻升為國際性,受到普遍性接納,由中國化變為全球化,那是我的抱負。」很多建築師能夠做到前三點已經不容易,要再上升到四、五兩個層次,是高追求。鍾先生的這五點,姑且可以類比於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著名的人類五點需求。
《大國不崇洋》的特點,一是痛快淋漓。許多人對崇洋媚外看見了現象,心生怨憤。而鍾先生到歷史和現世裏刨根究底,將其表現和心態兜底翻出來,令人擊節。二是涉獵廣博,除了古代的經典外,現代當代事件的來龍去脈和重要著作都有介紹引證,對青年學生起到教科書和擴大眼界的作用。此書是一本文化和建築的散論,也是鍾先生跳躍式的個人回憶錄。
中國步入近代文明,國人的態度從懼外、排外到崇洋媚外、無外不歡。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裏,崇洋愈發登峰造極。厭惡批評崇洋媚外,曾經出自《人民日報》評論員,出自老北京、老革命、老幹部、老學者,多數聲音,只是陳陳相襲,無甚新意。但《大國不崇洋》的聲音,卻來自於一位一輩子浸泡在「洋缸」裏的專業精英人士之口,獨闢視角,實在難能可貴。鍾先生自小在殖民地的英文書院長大,之後,放洋英倫,讀書工作,是典型的「番書仔」。他娶了洋媳婦,兒孫都是金髮碧眼;他在英國工作,返港後,和英國人合夥開設計公司。在香港,和業主、政府、各種公司打交道,多有洋人,而工作語言全部是英文。「對我個人來說,洋文學和洋音樂,尤以俄羅斯、挪威、愛沙尼亞、法國等,對我的成長很有啟發作用,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文化裏找不到的。」像鍾先生這樣的背景,有一千個理由,夾一本番書,吸一口雪茄,嚥一口咖啡,吐幾句洋文,繼續他優雅的「高等華人」生活。

逆流而上 堅持「中華價值」
當國人唯恐自己不「洋」,拼命要往外擠鍍層金時,鍾先生卻逆着方向,奮力往回衝,往老祖宗看,往自己的傳統看。他在各地尋訪古跡,和內地建築師學者稱兄道弟。他對中國傳統的理解,落在他的設計構思裏。他謙稱自己「中文不好」,其實他的文筆和引證,都文儒有加,並擅長狂草書法。中文和國學勝過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讓筆者無地自容。而他的英文水平,看看鍾先生的英文作品可知。他學貫中西的廣博知識,為渴望了解天下的中國建築業界,送去了及時雨。「時至今日,我覺得從一九七九年起,至九十年代初,我以上的穿梭工作,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光。」過去五十年來,鍾先生的正職是建築設計公司的老闆。香港的老闆,信奉的是「中環價值」,而鍾先生耿耿於懷的,是「中華價值」。那些個同行老闆,在鍾先生面前,實在是「夏蟲不足以語冰」。而鍾先生,實是香港老闆裏的異數。
我和鍾先生交談,談到陳從周、戴復東、閻子祥、楊永生、張欽楠以及一九八三年和鍾先生一起在北京作報告的英國著名建築師拉斯頓爵士(Sir Denys Lasdun,一九一四—二○○一)。他們是鍾先生的老朋友、我的父輩老師。拉斯頓爵士是英國現代建築史上的人物。我的老師們則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建築和文化界的風雲人物。才過了二十幾年,如今的八九十後,又有幾個知道前輩的名字和事業軌跡呢?鍾先生寫的《大國不崇洋》,是二十一世紀的「亭的繼承」和承先啟後,皆出自時間的緊迫感。
二○○九年十月,鍾先生看完國慶閱兵後:「我馬上聯想到,如果中國有關部門或人士立心立志、認真對待、應付中國現代建築發展之途,以慶祝六十周年國慶發展軍備的決心、心態和抱負,不出十年,最多三十年,我們便可以看到『具有中國特色、富有中國氣派、振奮民族精神、展現時代風彩』的建築!」(第四章)──期許着這一天。衷心希望,我們香港和內地的「父母官」、決策者、建築從業者和學生,可以把讀此書,捧着鍾先生一顆滾燙的心,找到自己的根基,建構中國人民幸福的大廈。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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