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者在香港 (葦一螺)

年初一場火災,令北京城開始趕絕城內來自五湖四海的基層市民,他們從事各種「低端產業」,如回收業、美容業等,故被官府稱作「低端人口」。除驅趕市民外,是次北京「安全隱患排查整改活動」也開始強拆位於四環五環內的建築,也意味着假使問題本就不是存在於人民身上,那麼「安全隱患」的成因便與城市發展的規劃失衡相關。
假如場景換到香港,談起「低端人口」或地道的說法「低下階層」,你又會率先想起誰?從事基層工作的工人、單親家庭或是工傷者、撿紙皮度日的長者、傷殘人士或是長期病患者?但低下階層中尚有更低下的,邊緣之外再有邊緣,像是寄居劏房的新移民家庭、無家可歸的露宿者、每周例休一日的外籍家庭傭工,還有那些酷刑聲請的難民與部分暫住香港的「雙非」家庭,他們不一定有居留權,卻幾乎都沒有選舉權,社會權貴從不需向他們賣帳,在城市規劃者眼中,他們更像隱形般,幾乎從不被納入規劃的一部分。

人口增長的壓力
翻閱歷史,城市越發展就越會吸引人們從農村地區移居尋找上流機會,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在日佔後只剩五十萬人,卻因國共內戰影響,在短短幾年間,大批富商與社會精英自中國大陸移居到政局穩定的香港,同時偷渡潮亦開展,他們既希望在這個英國殖民城市一避風頭,同時亦希望繼續發展事業,或在城市闖出頭來。港英政府一方面收留這批帶着資金與技術的難民,另一方面又曾遣返偷渡者,取態儘管曖昧,但市區人口仍然大幅增長,在戰後短短五年間香港人口翻了四倍,增至二百二十萬。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衝破四百萬人,截至一九八○年抵壘政策結束,香港人口已達五百萬人,三十五年間增長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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