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者言 (邵家臻)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由去年一月十六日至今,逆勢而行,有人來了,有人走了,有閘落了,有行動了。事到如今,你問我佔中是成是敗?作為佔中者,在回答之前,我想起哈維爾(Vaclav Havel)。那位劇作家、主領過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擔任過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最後仍以「持不同政見者」自居的哈維爾或許會這樣認為:「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注定是個失敗者,就像薜西弗斯那樣。知識分子成為勝利者的可能性總是令人懷疑。然而,在另外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上,儘管遭到不斷失敗,他仍然是個沒有失敗的人──這又像薜西弗斯。他實際上透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因此,他的地位是雙重的。不承認這種雙重性的存在,最終將意味着接受在勝利者所寫的歷史中的地位。」

  有意見認為,由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傍晚開始,香港已經不是「Hong Kong is dying」,而是「Hong Kong is dead」。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的同時,與其說是「落閘封窗」,不如說是宣布一國兩制、民主回歸正式破滅。難怪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都說:「北京在香港耍齷齪手段(Beijing gets ugly in Hong Kong)」。

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文明箍爛

  什麼是「齷齪手段」?蔡東豪在「主場新聞告別書」中,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作分段標題。標題的次序可能已經說明真箇。其中最令我揪心的就是「我恐懼」──「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感到恐懼的,是他也是你和我。徐少驊一夜之間急轉彎,由私下淡出到公開表示完全退出,並接受訪問,以投名狀的方法,反對佔中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箇中原委,他不便說明。

  至於我,則索性直視恐懼。我可以坦白承認我恐懼什麼:恐懼自身安全以外,就恐懼香港的未來。恐懼這種惡質政治已經來臨,它已經不再視你為對手,它視你為敵人。它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洼地,然後一起嘲笑「祟高」。它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所有文明箍爛:用最爛的方法搞全民簽名運動,結果就箍爛了全民投票;用最爛的方法搞和平普選日,結果就箍爛了和平普選日;用最爛的方法搞「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結果就箍爛了「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用最爛的方法搞「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結果就箍爛了「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最新最爛的方法,就是以「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之名搞舉報熱線,結果就箍爛了「保護未成年學生」和「陽光政策」。這已經不是「東施效顰」、「指鹿為馬」、「掩耳盜鈴」等批評就夠,因為拙劣的手法是無視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流,而鬥爛的手法則毀壞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此惡質政治,前無古人,後有來者。可以想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妖魔鬼怪蛇蟲鼠蟻都會肆無忌憚地橫行。

  由「借來的地方和時間」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由過客到主場,由《主場》來了到《主場》沒了,由「十個救火的中年」到「八個救火的中年」,我的心情一時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一時又如蝴蝶一般自由。囉囉唆唆,忐忐忑忑,彳彳亍亍,還是讀書好。

  得意的人讀孔子,失意的人讀莊子,而我,則尋找存在主義的慰藉。電影《逆權大狀》說:「為了讓我的孩子們,不會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故事講八十年代初的一宗關於韓國的「國家安全法」官司,也關於窮小子變smart-ass再變成守護孩子的律師故事。其中一幕,警察拘捕大學生,搞到喊打喊殺,罪狀正是「他們在宣揚存在主義」這罪名。

  我偏愛這罪名。存在主義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從法國傳流,感染了全世界,當時那些受過長期哲學訓練的年輕人,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和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像是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最「存在」的問題:我為何仍要活着?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無依、顫抖、焦慮?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嗎?如何保存這個我?如何活好每一天?……那些主流哲學明顯無能解決。這套反對哲學的哲學所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人家要誠實、勇敢地生活。在天要塌下來的當下,也應如此。

拿不走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

  存在主義者卡繆總是喜歡說他的「薜西弗斯的神話」。他用一貫獨有的模糊的曖昧,重新書寫薜西弗斯的永劫輪迴。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最有名的是他所受的懲罰。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天神宙斯決定要給他一種生不如死的處罰: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將一夥巨石推上車頂,但總在抵達山頂的一剎,巨石就滾落下去。薛西弗斯只好下山再一次將巨石推上去,再一次遭到巨石滾落的結果,如是者永無窮盡地、徒勞無功地、一事無成地重覆着。

  卡繆花了很大氣力具象地描述受罰中的薜西弗斯。他身上每塊肌肉都繃緊着。他五官扭曲,面頰都貼在石上,肩膊頂住石頭上的青苔,全靠深陷的雙腳和沾滿泥土的雙手,經過不可測度的時間和不見天日的勞苦,大石終於推到上山。然而,他眼睜睜看着石頭轟隆轟隆又從山下滾去,直墮深淵。他必須下山,再把石頭推上來。他的臉看起來跟石頭沒有兩樣。他走下山,跨着寬廣的步伐朝向不知何年何日才可結束的折磨。就在這一刻,在卡繆眼中,卻看到薜西弗斯的誠實和勇敢,就連悲劇、命運和神的責罰,都拿不走他感悟又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正因如此,卡繆才會如是斷言:「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

政治文化墜落成語言及動作遊戲

  有意見認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個鬧劇。以喜劇始,以鬧劇終,也是不過了了。查實鬧劇是個大問題:「鬧劇」典出羅馬帝國時代,它的原意是一種雜拌食物,將各種肉糜、豆類、蔬菜混合,塞在家禽及魚類的肚腔內蒸烤。以這樣形態的食物為名,插科打諢的通俗小型音樂笑鬧短劇。鬧劇不同於悲劇和喜劇,後兩者無論為悲為喜,也不論諷謔或譏嘲,都仍然有一些執着,因此多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昇華及啟蒙功效,而鬧劇則否。鬧劇不是啟蒙,而是無所執着。它失去了座標,而是種不追求座標的笑謔。它只有語言的機巧和放肆,它是一種精神的虛空,它沒有意義。對於那種失去座標的無聊和扯談,而又熱滾滾的現象,都可歸類為鬧劇。

  我們本可將政制改革視為一場鬧劇。政制改革大張旗鼓,一本正經,但箇中的政治文化墜落成無休止的語言及動作遊戲,soundbite充斥,動作不斷,所隱藏的都是權力爭逐的欲望,但卻就是少了政治的實體。而人們的生活文化,在有樣學樣的誘導下,自然也同步墜落。君不見政府不再是一種折衷均衡的力量,部門不再是這種專業紀律,市民不再是公民,市民變成了觀眾。香港看起來妝紅靨麗,滾動着力量,但所有的卻都是慌懼、混亂、消耗,意思在此停止。

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

  網上瘋傳中國詩人季業的一段話,它之所以廣傳,正是因為它擊中要害,拒絕鬧劇,拒絕關乎香港民主的政制改革的意義就此停止。他說:「如果天總也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別去照亮別人。但是──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我們不是蛆蟲。落閘之後,反抗依舊。「佔中者」就是說「不」的人。當一個人對着命令說「不」時,他就成了一位「佔中者」。不管是已經習慣接受命令、接受斥責、接受鞭打、接受恩惠、接受賞賜的奴隸,平日都只能背對主人,有一天,他突然轉身過來,對他的主人說:「不」。這個「不」,表示不可以、不接受、到此為止。這一刻,奴隸就成了一個「佔中者」。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說不的時候,奴隸其實是在重新界定與主人的關係:那裏有一定的行為限度,有一條到此為止的界線。在觸犯這條界線之前,我可以忍耐,我一直在忍耐,但那卻不意味着我必須承受一切。不管反抗的對象是誰,觸動反抗的原因是什麼,一定要有這麼的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意味着有些東西我不願交出去,有些東西你不能奪走,有些東西不能被取消,否則雙方的關係再沒有意義了。

  佔中諸君,相濡以沫,不如共聚於「馬路」。囉唆一句:「去到我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

  (作者是佔中十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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