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主義與香港「本土」 (崔偉恆)

本土一詞是近來的熱門議題,不論在北京、中環、西環、金鐘以至虛擬的網上空間,本土派、本土主義必定是關鍵詞。坊間的討論不外乎二元分析:「融合」對「區隔」、「一國」對「邦聯」、「國族身份認同」對「非國族認同」(如︰階級認同),「大中華膠」對「右膠」。本文旨在跳出二元框架,從歷史制度和國際形勢分析,讓大家重新思考本土主義。
首先,從大環境出發,中國在現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中,處於什麼位置?這可以分成幾個問題:第一,中國未來會是超級大國、地區大國,還是回到三四十年前的中國?第二,中國的崛起是否和平崛起?會否出現如歐洲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時,現代民主國家出現後所引發的重新洗牌以至接下來持續不斷的革命和戰爭?第三,中國與世界各國競爭期間,會否出現爭奪霸權的世界或地區大戰?就算沒有熱戰,中國的崛起會否引起新冷戰?會否出現當年美國蘇聯兩大超級大國一般的劍拔弩張?
中國強大是常態?
本文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解答以上問題,是現實的考量,跟價值觀無關。從歷史制度學出發,中國的發展受制於其歷史客觀條件,同時又受到周邊的主觀發展規律互相影響,但總括而言,在歷史的規律中,中國積弱是異常的狀況。試看歷朝中國在全球生產總值所佔的百分比:一八七○年滿清同治年間,佔全球百分之十七;一九一三年民國年間,佔百分之八點八;最差的是在五十年代,都還有百分之四點六,而在六十年代即文革時期,在全球仍然排名第六、七位。
可能會有統計學、數學背景的讀者會對上述數字有所質疑,挑戰數字背後的假設。數字當然可以被操控,這些留待量化模型專家判斷。但我們暫且留下這個結論:從歷史角度去看,中國強大是一種常態,中國勢弱是一個異常。然而,這結論與近來炒得沸沸揚揚的「中國崩潰論」有衝突,但只要理解中國政經地位在世界秩序中的常態位置,「中國崩潰論」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出現。試想想,中美之間,幾萬億規模的經濟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Chimerica」已經形成,隨着全球市場愈加融合,各國都透過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互相調節,保障金融制度穩定。當然,中國制度離完美制度甚遠,而且在未來極可能遇上更大的挑戰,但自二○○八年後,東西方實力此消彼長,中國綜合政經地位的提升是不容置疑的。現在中國經濟影響全球,中國的資產債務同時由全球市場分擔。同一時間,投資與風險亦分散全球市場。全球暫時只有美國、日本和中國有此能力。對於 「港燦」如筆者,這是一個無論你喜歡與否,生活在香港都必須要接受的現實。

香港人身份認同與未來
在以上大環境下,讓我們探討有關香港的一個質性問題:價值取向。這不是「中央送禮」 、國民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問題,而是香港人住在這個地方,是否覺得開心、滿意的問題。硬塞二元對立的話,有「融合」對「區隔」、「大中華沙文主義」、「中華民族主義」、「黨國主義」對「香港民族主義」、「邦聯論」,而核心問題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香港人身份出現在什麼時候?就是在中國相對比較弱勢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如上所述,中國的弱勢是極為不正常,香港人身份能夠在這時候出現,可算是一個例外。
美國有其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所謂例外主義,是指一種理論與意識形態。美國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是個獨特的國家,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他主張自由、平等、個人主義、自由放任經濟與及民粹主義;近年來,中國也在鼓吹他們的例外主義,其中包含大一統思想、中央集權、家長式管治、怕亂等,跟美國的例外主義大相逕庭。那麼,香港有沒有自己的「例外主義」?
誠然香港經過一百五十六年港英管治,始終傾向西方價值觀。二○一五年,政治學家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做了一個「全球價值觀調查」,透過訪問全球各地人士對傳統價值包括對國家宗教、家庭的態度,自我價值例如:環保、對外國人、對同性戀、性別議題等進行分類分析。結果顯示,跟香港人的價值觀最接近的是斯洛文尼亞,第二是捷克,比較接近但仍有點距離的是日本和德國;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距離則較遠(反而中國大陸和韓國、台灣地區相當接近。有一種說法是,在台灣推行一國兩制,可能比香港更為容易,但這是題外話了)。這調查反映了一個客觀現實:由於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分歧,香港在現行中國政治體制下,走的路是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說是荊棘滿途的。

定義香港問題
要解決問題,必先定義問題。香港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既有類似亨廷頓式的文化衝突,也有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加上國際政治格局轉變如素人政治的冒起,後冷戰超穩定局面帶來的勞動力過剩,以及隨之而來的青年問題,領導管治風格問題等等。
不過對一個學習政治、憲法學的筆者,始終認為香港問題的根源,是《基本法》的憲制設計問題。基本法憲制設計嘗試設立行政主導,建立全民多數政府,實為美式總統變奏。但缺乏兩黨政治,香港很難發展出穩定的總統制。共識型的西敏寺體制(即英國的國會體制)又因北京中央政府反對政黨政治而作罷。在這樣的結構下,社會撕裂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憲政設計和安排,亦令到中央與地方關係緊張。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某程度在欠缺聯邦制的想像下,是難以推行的,也難以令本地香港人信服。有專欄作家說過,如果中國是民主國家,香港應該可以成為蘇格蘭或魁北克,甚至會像斯洛伐克可以從捷克分裂獨立出來;可是,中國暫時未民主化,問題自然又落入二元分析:「融合」對「區隔」,「獨立」對「統一」。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只有在特首人選上着眼,能調和而不違和的人物,應該是一位傾向民主的建制派特首,或者有大國意識的民主派特首。

中國例外主義及昭昭天命
最後,點出一個問題。美國有一種傳教士式的精神,將美式價值觀向外宣揚;同樣,中國古代甚至到毛澤東時期,未嘗不是透過擴張、文化認同、同化去擴大影響力?美國立國初期到二十世紀初一樣經歷同樣的心態,甚至可以說美國將中國立國幾千年以來的歷史發展濃縮至二百年內上演。美國的例外主義除了傳教式宣揚更彰顯於領土擴張,美其名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另一邊廂,中國古有大一統,今日稱為「中國固有領土」論,現代中國的例外主義正沿着美國戰後的道路,特別是在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有「馬歇爾計劃」,中國現時有「一帶一路」;美國戰後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現時搞亞洲投資開發銀行;美國推廣美式民主,中國推廣「孔子學院」。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學習時,曾一口氣列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古代中國十個方面的治國名言。在中國的傳教式宣揚下,香港地理上處於中國大陸南部邊陲的戰略位置。不管在政治上、文化上,你就算如何不認同北面的「強秦」,如何自處,怎樣本土,都必須兼顧維多利亞港以外的發展。香港之於中國是一個例外,但中國之於香港,真的也是一個例外。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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