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西方文化焦慮  亨廷頓及其文明衝突論 (陳 彥)

  二○○八年聖誕前夜,以提出文明衝突論而聞名全球的亨廷頓與世長辭。亨廷頓在長達五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著作等身,在軍事、國防、政治、民主建構等領域都有眾多著述,但只有他關於文明衝突的論述引起了輿論的注意。

學界不認同文明衝突論

  文明衝突古已有之,文明衝突論也不是什麼新發明。不過一九九○年代開始亨廷頓發表的文明衝突論不脛而走,與其說是由於文明衝突論切中時弊,不如說是冷戰結束之後意義失落的世界正在尋找新的詮釋,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填補了這一空缺。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文明衝突論在學界難以獲得認同,但卻廣泛為政界和傳媒接受和傳播的原因。

  反對文明衝突論的理由很多,也很充分。例如,如何定義文明?如何劃分文明區域?亨廷頓為何將東正教同西方文明劃分開來?為何在中華文明之外又分化出一個日本文明來?何以非洲不能成為一個文明?當今世界的重大衝突不能或者至少多數不能以文明劃界,如伊拉克戰爭。即使是「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反恐戰爭也絕不能被看成是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因為埃及、沙特阿拉伯等重要伊斯蘭國家均是美國的重要反恐盟國。然而,無論文明衝突論在學理上如何脆弱,論者也不得不承認亨廷頓看到了冷戰結束後世界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世界實力版圖上的變化:一方面是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的興起,日漸成為與傳統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對壘的一極;另一方面是伊斯蘭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長。這兩大因素均對現存國際秩序構成新的挑戰。第二個變化是較為微妙的社會心態上的變化:科學、理性、進步、階級鬥爭、殖民與反殖民、民族獨立與解放等大的意識形態潮起潮落,已然成為過去。新世紀將成為宗教、文化、傳統、鄉土等因素主導的世紀。

  如何解讀這樣一個世界?福山的自由主義取得最後勝利的歷史終結論顯然過於樂觀,民主世界與非民主世界的對立似乎也過於簡單,主張全球衝突不斷加劇的所謂「大渾濁」論更無法滿足人類認識世界的邏輯思維,而以傳統民族國家框架梳理世界,並認為民族國家將繼續主導世界地緣政治秩序的主張,也已明顯被全球化運動所超越。換句話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出台因應了時代的要求,為急需理清思路的當代人提供了一把闡釋新世界的鑰匙。

忽略文明的變異和流轉

  然而,問題是這把鑰匙所開啓的世界是一個不完整的世界,是一個裝上文化過濾鏡的世界,是一個遮掩了政治、經濟、權力、利益的世界。即使亨廷頓本人也難以否認當今世界的多數衝突均不屬於文化與文化、文明與文明間的衝突。而相反政府權力、權勢集團、寡頭勢力、宗教教派慣常打着文化、文明、宗教、民族、傳統等招牌,將自己的私利偽裝成文化、文明的利益,裹脅大眾,掀起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狂潮。亨廷頓如此解讀世界不僅僅是將多層面的世界單一化,更將文化、文明這種從來即是變動不居、交流互滲的活的生命體看成亘古不變、永恆隔絕的殭屍。世界學術史上,主張文化亘古不變者有之,主張文化如草木枯榮、生死循環者有之。亨廷頓將文化主義帶入地緣政治領域,可謂一大創新。忽略文化或文明的變異和流轉,可以說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死角或盲點,但細追起來,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關鍵似乎並不在於以文明闡釋世界新秩序。

對西方沒落的擔憂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一種西方中心論。他是從西方文明的立場看世界的。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不僅僅是東西方兩大地緣政治板塊分庭抗禮結束的世界,也是源於西方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意識形態對壘格局終結的世界。在亨廷頓眼中,無論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與中國文明的衝突,均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衝突。由於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乃是一種特殊的而非普世的文明,因而受到世界其他文明的排拒。亨廷頓從西方意識形態走向式微中看到的是西方對世界影響的弱化,是對西方沒落的擔憂。從這一意義上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點像是為西方不再能夠主導世界所奏響的一曲輓歌。

  也正因如此,亨廷頓於二○○四年出版的新書《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以美國民族認同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將美國多元文化的發展看成是對美國歐洲歷史傳統認同的威脅。從對西方在全球式微的擔憂到對美國民族西方傳統認同的擔憂,其間是一脈相承的。

  應該說,亨廷頓意識到西方淡出世界中心是一種清醒的歷史警覺。東西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的加速所帶來的明顯趨勢之一,是西方的去中心化,甚至邊緣化。不過,西方淡出世界中心是從地緣政治角度立論而非從普世價值出發立論的。環顧現今世界,新興大國如被稱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以及南非嶄露頭角,中小型新興工業國遍及東亞、南美、非洲。這些國家匯入傳統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正在深刻改變世界體系的權力布局。從這一意義上講,二戰之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將不可能再為歐美國家獨攬。但是,地緣政治版圖上實力的變遷並不意味着源於西方或者在西方獲得制度保障的價值體系也隨之邊緣化。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新興力量,均不得不強調認同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實際上,當今世界的大趨勢乃是西方國家淡出世界中心的同時,世界則普遍接納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

(作者是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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