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兩個「五四運動」(張 鳴)

兩個五四的說法,其實不是我「發明」的,在運動過去不久,就有人提及。所謂的兩個五四運動,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個,則是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遊行,以及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激烈行動為標誌的政治事件。

新文化運動不該標上五四標記
其實,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應該標上五四標記的,它就是一場以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學為契機,若干知識界人士發起的一場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兩年,就已經存在了。而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事件,跟新文化運動並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是學生認為國家出了大問題,就會站出來。不僅近代,古代也是如此。事實上,五四遊行的時候,學生們的榜樣,就是北宋靖康年間的太學生領袖陳東。
新文化運動,是以輸入新學理、新思潮,改造舊文化、舊倫理為宗旨的。在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看來,中國之所以在辛亥以後,依舊死氣沉沉,就是因為沒有這樣一場深層次的革命。所以,胡適說,他的白話文主張,到了陳獨秀這個老革命家手裏,就變成了一場文化領域的革命。
輸入學理和思潮的努力,對於中國的思想界和教育界,是革命性的,經過這場運動,中國的高等教育,才改變了過去低層次的學堂範兒,確立了人文社會的學科規範。但是,對於當年的青年學生而言,他們最熱心的,其實是這場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的風尚。由此相伴而生的對舊文化和舊倫理的衝擊。他們最熱衷的,就是如何擺脫舊的大家庭的約束,追求個人自由、戀愛自由。當年風靡的兩個引進並且被中國人改造了的話劇,一個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個是洪深改編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都撞在了那時時髦青年追求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的癢處。胡適唯一的一次話劇創作《終身大事》,也是戀愛自由的主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裏面的狂人,實際上就是一個力圖擺脫舊文化漩渦的掙扎者。而他們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引進學理和思潮,而打造一種更合適的工具。不是說當年中國就沒有白話寫作,但這種古已有之的白話寫作,對引介西方著述,不太合適。他們所提倡,其實是一種符合西語語法的新白話。
而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發的那場政治運動,政治背景是所謂中國要亡了。因為青島和膠濟線沒要回來。但是,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之際,日本從德國人手裏搶奪青島和膠濟線的時候,學生們並沒有這樣的感覺,為何此時會如此痛心疾首?實質上,這是因為一次大戰,中國成為了戰勝國的一員,自我感覺從此公理戰勝強權,我們可以翻身了。同樣在天安門,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那陣兒,北大的學生也在遊行,而且狂歡三日,人人,包括蔡元培、陳獨秀在內,都興奮異常,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然而,轉過年來,開「巴黎和會」,商討戰後的問題,中國的要求卻被大會拒絕。
這個落差,實在是太大了,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過於強烈,所以才引起如此大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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