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已成民眾災難  喝茶傳喚與截訪監禁 (冉雲飛)

  兩會代表十多天糜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終於落幕,這只不過是六十年來諸多愚民演出的延續,了無新意,於社會進步根本沒有助益。兩會代表基本上是以官員為主體、以商人為輔助、以部分精英為點綴的組成模式,其代表強勢利益集團的走向完全在意料之中。

  一般說來,代表可分成三大類型:其一為雷人型代表,比如申紀蘭和倪萍,前者當代表五十五年未投過反對票,後者說愛黨愛國就不投反對票;其二為木偶型代表,從不發言不提議案,只是點頭哈腰並贊同;其三為侵害民眾權利的代表,嚴琦之主張政府辦網吧、沈長富之要求互聯網和手機安裝監視軟件、高萬能之要求網吧零點斷網、劉慶寧之要求修改《刑法》,增設「擾亂信訪罪」,無不是以侵害民眾權益為主旨。

  至於說偶爾能講幾句真話的代表可謂稀如星鳳,至於能提出像樣的保護民眾權益的議案,少到近乎沒有。

申報財產慢 限制利益快

  兩會代表均不是納稅人公開推選的,就注定了這些代表並沒有真正的代表性,沒有代表性卻硬要代表民眾進行一系列「表演」,那就只有在官方的統一組織下,遮罩真相、搞輿論一律、愚弄民眾,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民眾要求代表提議並盡快制訂法規,敦請官員申報財產的時候,從普通人大代表到監察部長都出來表態說,公布官員財產還不是時候。但當他們要出台限制民眾利益條款的時候,卻是相當迅捷而準確,可謂雷厲風行,效率奇高無比。兩相對照起來,可謂雷人且令人瞠目,但在當下中國卻已成為一種常態。在民眾沒有選票實現真正民主選舉之前,如此兩會開得越多,只能糜費納稅人更多錢財,並使民眾損失更多的權利。

政府機關刁難民眾

  兩會代表帶給民眾的困擾遠不止於此,民眾不只不能選舉真正的兩會代表,利益受到嚴重剝削,而且在兩會期間有許多民眾受到政府權力機關的多方刁難。從三月初開始,我在網路上收集兩會期間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共得不完全名單二百七十一人。為什麼說名單「不完全」呢?除了我個人視野有限,更主要的是我採用實名制,有名有姓有事實,才納入名單。所以對於那些群體性人數中的「等」(如王潔等農民工學校師生)、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之類不具名的,我都沒有收納。因為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在目前沒法證實的情況下,只好從略。其次,如溫育群夫婦(爺爺、奶奶、大哥)共同上訪,雖然可以確定上訪的人數,但我也只羅列了溫育群一人。這樣的情形並不只有溫家一例,雖然這樣做可能減少了對受迫害者人數的統計,但這樣的名單經得起各方的挑剔和檢驗。

  換言之,實名制是為了有案可稽,數據可靠,使得這樣的資料無論從反映當下現實還是作為將來的歷史紀錄,都有相當高的真實性。與此同時,我盡量在名單之後,羅列出主要的資料來源及網址,以便有心者查證。兩會結束後,我會再一次總結和羅列此一名單,以便全程觀察兩會到底有多少人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以便將來有機會搜集另外一些敏感日的名單,做對照觀察,以分析政府管制的力度。

個體訪民 沒有組織

  從二百七十一名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名單來看,大約百分之九十是一些為爭取自己權益的個體訪民,這說明上訪者既沒有組織亦沒有抽象的政治目的。其中更有兩位是小朋友,分別只有四歲和七歲,他們是跟着父母一起上訪受到了驚嚇和脅迫的。

  從職業結構上講,他們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少數為農民,其中有數名退伍軍人因不滿其安置工作而上訪,也有數名被辭退的湖北警察。

  除了百分之九十的直接維權者外,還有一部分是道義行動維權者,如陽光公益的劉安軍、鄭琳、史大磊、王冰等人都是因為救濟貧困人士和流民,而被強行監禁或者強迫「旅遊」。

  此外,還有道義言論維權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異見人士。他們大多關注言論自由,關注弱勢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努力,幫助那些實際維權者,將他們的聲音和努力擴展開來,讓世界上更多人和新聞傳媒知曉,利用實際行動的力量和言論傳播的力度,形成一股對侵害權利者的壓力,使更多人的正當權益得到保護,亦為社會的良性發展在客觀上做出貢獻。

  至於我,也可說說自己的經歷。二月二十八日元宵夜,我們一家人早早吃過湯圓和晚飯,一起步行去游泳。晚九時已過,游完泳,在四處鞭炮聲和漫天孔明燈中,與家人很享受地步行回家。還在到家的路途上,我就接到屬地派出所片警的電話,說她和一位副所長想來看我。我當然也知道想來「看我」是什麼意思。雖然心裏不高興,但想他們也在節日中,於是讓他們來,在我家院子門口站着說了二十分鐘。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不說你也應該知道。」我說:「我知道什麼呢?你們的敏感點太多了,我根本猜不出來。」於是他們說,兩會快到了,請不要亂說亂動。不要亂說嘛,就是不要動不動就批評兩會;亂動嘛就是去外地要告知,北京當然是不能去。我當然覺得這樣的要求很可笑,但我想他們是基層警察,也懶得多說,於是匆忙結束這場沒有喝茶實質的「喝茶」。

  雖然我沒有統計過去幾年兩會時期,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但憑我的記憶,以及對網路舊帖的搜索,我認為今年兩會期間的管制——保守估計「被維穩」的人數可能近千人——遠甚於前幾年。只要制度不朝着良性的方向發展,沒有民主自由之改革,權利受損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其波及面將難以估量。

「灰色收入」被去掉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資料來印證此點:從這幾年《政府工作報告》接受兩會代表的修改意見來看,二〇〇七年共修改三十三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二〇〇八年共修改三十二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而二〇〇九年只修改了十七處,重要改修只有七處。這證明了向左轉的強硬姿態,與他們對維權人士的強硬打壓一脈相承。

  值得一提,報告中最為「搞笑」的是,把第一稿的「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修改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說明「灰色收入」四個字,讓官方覺得敏感,從中不難看出他們害怕民意之一斑,因為灰色收入已成為許多公務員特別是官員收入的主要來源。

  如果不在制度上加以切實的改革,使兩會代表逐步由民眾選舉,以便能真正代表民意,那麼每年的兩會不僅是一場浪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也是民眾利益受到侵害的因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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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兩會後的中外記者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