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作為過程--從歷史角度探討香港提供的空間和機遇 (鄧希恒)

香港大規模公民運動的動員能力,往往在社會面臨政治動亂,或自由、公義等核心價值受到威脅時發揮出來。從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聲援集會,到二○○三年的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大遊行;從二○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的示威,到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都正正顯示香港人一邊參與政治集會,一邊通過政治集會尋找公民身份的特色。從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國民身份是一個定義清晰、國民有責任去教育下一代的觀念。但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層面,公民身份可以是流動和沒有清晰定義的,尤其對香港的情況,我們要有一個關乎國家主權以外的現實評估和緊貼民情的理解。筆者近年提出「公民身份作為過程」(citizenship as process)的概念,旨在更深了解香港社會,以及其世代變遷的的歷史脈絡。
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之際,香港青年對中國身份認同之低,實為一個嚴肅的議題。當教育不能發揮所計劃的成效時,社會也要關注其他更能影響年輕人公民身份建立的因素。根據筆者在二○一五至一六年進行的九○後青年調查(共一千零四個受訪者),五成七表示國家的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建立一個有意義的公民身份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六成三認為世界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比中國人的身份(a Chinese identity)更重要或重要得多。這兩組數據,在國家主權的視野來說,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然而,當我們以公民身份作為過程的概念框架來理解,就能明白當中的文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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