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療治和心靈飛揚──《我的心靈史》第六、七章(劉再復)

第六章
心靈創傷的國家療治

我的心靈分裂症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得到一次療治,那是國家藥方的療治。
一九七六年十月,共和國清除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清除四人幫鬥爭的勝利,不僅挽救了國家,也挽救了我個人。
「四人幫」的窮凶極惡,是他們以最激進的面目,把國家推向天天從事「階級鬥爭」的深淵。其名義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這個荒謬的總綱之下,不僅社會上充滿烽火硝煙,而且整個思想文化體系也都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而旋轉。於是,中國真的變成一部「絞肉機」,每一生命個體,都不過是提供給這部可怕機器吞食的肉塊。一個國家荒謬到這個地步,改革的思潮就不能不到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趕上改革的大潮。改革的結果,是使中國社會去除了無謂的「爭鬥」、緊張和恐懼;於是,八十年代呈現出寬容、寬厚、寬鬆的氛圍(「三寬」是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的語言)。這種氛圍,這種澄明的空氣,正是療治心靈分裂的最好藥方。
在這種氛圍中,我不再需要任何裝潢門面的東西了。「不需要面具」,這是多麼巨大的社會進步,多麼巨大的生存快樂。八十年代裏,我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那時候,我心中一直記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委書記關山復講述他在「文革」時最大的內心苦悶是:「由衷之言不能說,非由衷之言則必須說。」(關山復和劉導生等領導人在「文革」後期,被放在《新建設》的「小單位」上,我親自聽到他如此說)。關先生的大苦悶正是心靈分裂的苦悶,這是時代性的共同苦悶,也可以說是時代性的心痛。到了八十年代,寬鬆的空氣讓我可以說由衷之言,不說非由衷之言,所以心痛就自然地消解了。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大約六年的時間裏,全國各階層的人們悄悄地展開一場心靈療傷的過程,這六年,可以說是我的療傷歲月。療治我心靈分裂症的是兩種藥方,一是國家藥方;二是個人藥方,即文學藥方。

與共和國的「蜜月期」
那段歲月,我覺得自己的心靈與國家完全一致,高度一致。那是我與共和國的關係「蜜月期」,那時,國家所講的話,都是我想講的話。鄧小平、胡耀邦的話,句句像雨點落在我乾旱的心裏。那些時日,國家的一切措施,國家所發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在療治我的傷痕。
那段歲月裏,首先是發生「打倒四人幫」的重大事件,完全出於我的意料,然而一旦成為事實而且公布之後,我卻進入人生的一場狂喜。那一瞬間,我重讀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漫卷詩書喜欲狂」,立即領悟它的詩意了。喜可以抵達「狂」的程度,我也有幸體驗到了。杜甫當時為國家發生的一件大事而「喜欲狂」,而我也為國家清除四個毒瘤而「喜欲狂」。真的,我從未因為國家發生的變動高興得這麼熱烈,這麼真誠,這麼久。那個時期,我傾聽國家領導人、《人民日報》社論、中央廣播電台的每一句話,覺得句句都是療治我心靈傷痕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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