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改造時期心靈的「中分裂」──《我的心靈史》第四章(劉再復)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新建設》編輯部報到。這個雜誌社原先是民盟所辦的《中國建設》,解放後保留下來,改名《新建設》,變成高級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雜誌。其編委都是文、史、哲、經各界的學術權威。其主編是張友漁,著名的法學家。他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我的頭上二層樓裏有他的辦公室,但未見過他來上班)。我報到後就到編輯部的文學組上班(雜誌社分哲學組、史學組、經濟組、文學組)。接受一百天(三個月)的編輯訓練後於該年十一月便和「學部」各研究所新來的八十九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到山東黃縣的白馬公社「勞動實習」一年(這是國務院的規定)。
我是南方人,到山東不太習慣。那裏吃的是窩窩頭(沒有大米)、大洋蔥、大蒜等,我常嚥得眼淚直流。去勞動鍛煉,當然是為了改造思想,把自己養育成「社會主義接班人」,但我完全不明白自己應當「改造」些什麼?到了山東以後,更要命的是根本聽不懂老鄉們說的話,他們是我的老師,我的教育者,聽不懂他們的話怎麼接受教育?從那個時候起,我為了表現出自己的進步和接受改造的熱情,就裝得很乖巧,裝出一副聽懂貧下中農教育的樣子,而且給黨支部寫「鍛煉心得」。那時,我和林青松(原廈門大學學生會主席,和我一起被選拔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的三個人之一,他被分配到經濟研究所。)住在一家名為「馬遲氏」的貧農老大娘家裏。我們起早摸黑地幹活,兩個人當作一頭牛,拉了不少地(北方的高粱地比較鬆,拉得動,要是南方的水田,那就拉不動了)。大約過了兩個月,我們要接受一場「階級鬥爭」教育課,也就是憶苦思甜的課。沒想到,憶苦的正是我的房東馬遲氏大娘。我和林青松在她家一兩個月,根本聽不懂她的話,這回要專門聽她的教育,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就拿出「裝」的本領,又虔誠,又世故,在她憶苦思甜的時候,裝着哭泣。出國後,我對這段時間的心靈分裂,有過反省,因此寫了一篇散文嘲諷自己。此文未曾在任何報刊上發表過,但收入《漂流手記》第一卷。題為〈搞錯了時代的憶苦思甜〉:

搞錯了時代的憶苦思甜

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八十多位剛大學畢業的同伴到山東省黃縣白馬公社去「勞動實習」一年。
我們選擇的村落是個老解放區,雖然貧窮,但老百姓的覺悟高,這對我們這些未上過階級鬥爭教育課的青年學生,實在是極好的課堂。村子裏的黨支部書記「陸書記」,是一個很好的老人,也可以說是很老的好人。他早就得到上級的指示,要好好幫助這些未來的革命接班人改造世界觀,防修反修。所以我們一到達村子不久,他就安排我們上一次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課。
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激動。我們這些在「蜜糖裏泡大」的青年,總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上好這一課太重要了。不知舊社會的苦和新社會的甜,就容易立場不穩,被資產階級拉過去。可是,我們剛到山東,實在聽不清楚山東老鄉們的話。但我們對貧下中農太敬重了,誰也不敢說聽不懂。而且我們想,即使聽不懂,看着苦大仇深的老貧下中農臉上的眼淚和情感變化,也會受到巨大的教育。於是我們都帶着虔誠的心情去聽大學畢業後的第一課。
憶苦思甜的老大娘正是我的老房東。她沒有名字,人們都叫她為馬遲氏。這是因為她的丈夫姓馬,而她姓遲。陸書記介紹說,她是苦大仇深的老貧農,解放前要過飯,當過地主的童養媳,後來她嫁給一個窮小子,窮小子參加了八路軍,革命成功後在北京當了官,又另娶了親,把馬遲氏遺忘在家裏了。老支書的介紹有點不對頭,但我們也不宜追問。我們只是對馬遲氏老大娘非常尊敬,急着聽她的故事,不過,一下子還聽不懂她那很濃的山東口音,真遺憾。
那天,她面對這麼多的從首都北京來的大學生,真是激動極了,滿腹的苦水往外倒。她愈講愈不平靜,最後竟失聲痛哭。直到她哭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沒聽懂她的話,但是,看她哭得那麼傷心,自然是受壓迫很深,這使我回憶起在電影裏看過的地主殘酷壓迫農民的情景,因此,一下子同情心和階級仇恨全上來了。我和我的同學們開始喊革命口號,喊得震動全村莊。喊完後,馬大娘又大哭,大家也跟着陷入極度的悲痛之中。我發現勞動實習的同學都掉眼淚了,尤其是女同學,她們拿起手帕擦了又擦。我因為聽不懂,非常着急,便想起自己大學剛畢業,就遠離慈愛的母親,到了這個白雪飄飄的大北方,人地生疏,不僅嚥不下窩窩頭,還聽不懂這種莊嚴的社會主義教育課。想了想,頓覺孤獨,竟也流了淚。
馬大娘憶苦思甜之後因為太傷感,由兩位小姑娘扶着她回家去,而我們留下來談心得體會。我怕自己說不出體會,便先發言,說明我是南方人,許多話都聽不太清楚。沒想到,這麼一說,好幾位實習同學也表示同感,但他們為什麼也流淚,我就不清楚了。正在這個時候,很老的好人陸書記走過來對我們說:「今天馬大娘的憶苦思甜不對勁,不必討論了。」聽了這話大家都愕然。他繼續說:「馬大娘老糊塗了,她憶的不是舊社會的苦,而是一九五九年的苦,那時是自然災害,還有蘇修坑了我們,當然苦了,我們村裏好多人又帶着大隊的證明書去要飯了,她確實也苦得怪可憐的,而她的丈夫革命成功後就不要她了,孤苦零丁,自然就更苦。可是,我們的憶苦思甜不能這樣憶法。沒憶舊社會的苦而憶新社會的苦,怎能教育革命接班人。她真是老糊塗了。以後請她再補憶一次吧。」黨支書這些話真使我們都愣住了。他老人家說完就走,留下我們這些實習生,都怪自己聽不懂山東話。至於為什麼每個人都流了淚,各有各的原因,不必細查。不過,最後我們都感到貧下中農確實值得學習,馬遲氏老大娘就是一個老實人。舊社會固然苦,但是一九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也夠苦的,大家都講了一番那時忍饑挨餓的故事。可是,我們都不如貧下中農那麼老實,都沒有勇氣說出自己挨過餓,而馬大娘就實實在在地說了,這就是高貴的品質。因此,大家覺得,大學畢業後在社會大學裏所上的第一課,也沒有白上,淚也沒有白流。
二十年之後,在北京聽到馬遲氏老大娘去世的消息時,我感到一陣悲痛,覺得世界上又少了一個老實人。在充滿不老實的世界裏,老實人是多麼寶貴,做一個老實人是多麼不容易呵。(選自《漂流手記》)

竟然學會了「裝」
初到北方所受的勞動教育,馬大娘這一幕我始終難忘。我從未責怪馬大娘的「時代掉包」,而是驚歎自己在受教育時心靈變壞了,竟然學會「裝」,明明未受到教育,卻表態說「深受教育」。在大學裏,心靈雖然也發生分裂,但那畢竟只是內心的矛盾與衝突,這回到了山東大地,卻像在演「戲」,演着「好學生」的角色,實際上心裏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山東「勞動實習」一年後,我們回到北京。我又繼續到《新建設》編輯部上班,從一九六四年底到六五年夏天,我又工作了半年多,這段時間,我在老編輯趙幻雲先生的帶領下,訪問了朱光潛先生、馮友蘭先生、周谷城先生等等。每次走訪之後回到宿舍,我總有些淒涼感,而且產生一種錯誤的判斷:他們這些人那麼有學問,但沒有用,處處受歧視。最重要的還是必須「政治正確」。政治上站隊站對了,什麼都好,站得不對,再大的學問也沒用。此時心靈裏萌生出新的邪念,但自己不知道。總之,到了北方,不敢說有什麼上進,但心機生長了,這是很明顯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又接到通知,到江西豐城縣參加「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我被分配到一個村落(小隊)裏獨當一面。此次下鄉前,哲學社會科學部自行集訓,介紹王光美的「桃園四清經驗」。集訓時主要是聽取「當前」農村的階級鬥爭形勢報告,具體的報告人與報告題目我已忘了,但報告的基調和基本內容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報告說,我國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基本上被四類分子瓦解了,百分之八十的幹部已經變質,階級鬥爭形勢十分嚴峻。我們下鄉的第一步是要到最窮最苦的貧下中農家中扎根串聯。聽了之後我的感覺是中國政權已搖搖欲墜,我們的「四清」負有拯救黨和國家的重大使命。但是,我們一到江西,才發現政權像鐵柱子一樣堅固,至少像鐵桶一樣嚴密,根本沒有什麼「階級鬥爭跡象」。這種北京聽報告與下鄉看實際的反差,給我的教育是,愈是誇大敵情,愈是政治正確。我既然被分配到國家意識形態部門,也應當提高警惕寧把敵情看得嚴重一些,寧左勿右,不可掉以輕心。
多年以後,特別是出國之後,我才明白當時我作為四清工作隊隊員,執行的完全是一套極左的路線。我在農村裏狠整「四不清」的幹部。完全充當群眾的尾巴。哪個幹部群眾意見大就「抓」那個幹部。所有群眾的過激行為我都支持。從個人(個體生命)的角度上看,那個時候,我已開始學會整人,而且整人時並無心理障礙。這是我心靈史上有所突破的一頁,也是很醜陋的一頁。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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