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硬任務 政改少出路 (劉銳紹)

  北京「兩會」結束,雖然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寫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從種種迹象顯示,這跟以前的內涵已大不相同,更不等於香港的政改爭拗可以偃旗息鼓。

  首先可以看到,雖然官方大事宣傳:「中央非常有誠意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人享用普選的權利。」但在「兩會」期間,梁振英傳達了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的「三不」指示,即對全國人大的「八三一」決定不會作任何修改,也不會撤回;如果這次不能通過,那麼以後就不會重啟討論。這也是外界所理解的「硬任務」。

  在這「三不」的硬任務之下,港府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只能按中央精神演繹,不斷游說香港人「袋住先」,接受官方的政改方案,以後慢慢優化。但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說得非常直接,中央已打定輸數。他說得對,但他的話恰恰反映和證實了北京本來就沒有誠意通過政改方案;如果有,就不會如此強硬了。大凡有意解決政治爭議,必須各行一步,但現在的形勢是:泛民和溫和派(包括溫和建制)讓了一步或多步,但北京沒有同時互動,而是步步進逼。這又怎樣顯示北京的誠意呢?

  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已把這次政改爭議視為「政權保衛戰」或「中央話語權保衛戰」。所以,體制內很早就傳達習近平的指示——即使這次政改方案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通過,我們也要用一百分的努力讓它通過。從字面上看,這句話相當積極和正面,但怎樣理解?其實際內涵是什麼?

「硬任務」的多重涵義

  如果習近平的意思是:假如能跟泛民互動協商,你行一步,我行一步,那就皆大歡喜了。可是,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通過中央主導的政改方案,我們也要盡一百分的努力讓它通過。那就意味着北京會強勢出擊,霸王硬上弓,這就大大不利了。悲哀的是,眼前的形勢正是如此。

  其次值得探討的是,張德江所說的「硬任務」,是否只包括「努力通過政改方案」?內地種種消息渠道和迹象顯示,原來還有兩點。其中一個是:無論政改方案能否通過,都要在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大勝,認為這才可以長遠地解決港府施政失效的問題。內地人士表示,經過「雨傘運動」之後,民主派已元氣大傷,如果趁此機會取得立法會的絕對控制權,那麼日後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就大有可能減少拉布的機會。

  「硬任務」的第三點更絕,就是如果政改方案通不過,必須把責任推到「反對派」身上。這一點跟上面兩點是相連的,因為把責任推到「反對派」身上,自然會增加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勝算。所以,港府和建制派在結束第二輪諮詢後進一步表態,如果通不過政改方案,泛民要負上歷史責任。

泛民是否應該抵制諮詢?

  了解情況的人士還說,其實有關方面一早已做好準備,屆時公布第二輪諮詢結果時,「民意」一定會有利於官方。港府稱,一共收到大約十萬份意見書。但是,這些意見書甚有可能是來自同一批人,只需用不同的名義就行了。到時就可以借此「民意」向泛民施壓,逼他們「袋住先」;否則不但選舉失利,還要「負起歷史責任」了。

  泛民在這方面的回應技巧也值得商榷。他們雖然堅持原則,但如果連諮詢工作也堅決抵制,那就有失政治智慧。政治的一種常態就是:假戲不妨當真做,促使戲假變情真。即使假戲日後不會成真,但至少可以避免自己陷於被動,讓官方抓住把柄。

  在這裏不妨提一件舊事。一九九一年,江澤民有一個講話關於如何做好接收香港的準備,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中心任務在參與」,意指即使當時是港英政府控制大局,所有政治遊戲規則都由港英拍板,但建制派也要參與其中;一來熟悉運作,做好準備,二來要搶奪和鞏固陣地。他的講話傳達後,民建聯於一九九二年成立。這是巧合?還是有關方面的刻意安排呢?各位自行判斷。這種「陣地戰」的觀念,處處體現在建制派不斷擴大力量的過程中。今天的民主派雖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條件限制,但如果連這個意念也沒有,應該參與的諮詢輿論戰也不參與,那就無話可說了。

互借東風,進退有度

  在此也值得討論:如果不「袋住先」,是否等於官方所說那樣,以後就「不會重啟」呢?我說,不一定。

  執政者考慮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只考慮三個元素:一是有沒有需要做?二是有什麼利害關係?三是有沒能力和實力做得到?按照這三個元素,北京真的沒有需要給香港真普選,給了真普選更不利於北京的統治,而且北京絕對有能力壓住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所以,眼前現實就是,無論香港人怎樣爭取,也不會令北京後退半步。不過,這是否等於永遠無機會爭取到較大的民主呢?是否等於香港人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無需要做呢?我的答案:不是。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當時大陸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民主抗爭行動,但鄧小平卻主動開放改革,並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行動。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知道不能再沿用毛澤東的路線,而且他要利用「開放改革」來壓倒華國鋒,需要利用「四大」來狠批「四人幫」,實際上就是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所以,他利用了一九七六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借助民眾的抗爭和訴求,作出有限度的政治開放。我想說明的是,如果當年民眾不抗爭,不提出訴求,當中共出現內部利益分化時,就不會想到借助民間力量,而民間力量也不能趁機會擴大。這就是我經常說的「互借東風,進退有度」了。

  當年的形勢輻射到今天香港的政改,可以看到,如果什麼也不爭取,那麼以後就什麼也沒有;今天努力爭取,也不會有成果,更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成果。然而,儘管沒有即時的成果,但肯定會有積累性效果。既然官方也說「不能通過政改方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也贊成這句話;因為同樣道理,「不袋住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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