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一國兩制」(劉銳紹)

今年是《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官方最近談香港問題時,特別提及「一國兩制」已實踐了二十三年,快到「五十年不變」的一半。這種提法有點特別,因為「五十年不變」已經不提多時,如果說「快到一半」,是否意味着二○四七年將會收回「一國兩制」?如果這是未來的方向,那麼在餘下的二十七年裏,「一國兩制」將如何進展?是前路仍然廣闊?還是逐步走入末路?
二十七年後的事,無人能知。倒不如回顧過去二十三年《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實踐,也許可以捕捉未來的輪廓。

在不少領域是有成績的
談到觀察「一國兩制」的變化,我算是個幸運兒。當北京最初提出「一國兩制」時,我已參與採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我奉派駐英;《基本法》起草之際,我由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被調到北京長駐,跟進了大部分起草過程,並經歷了「六四」,了解為什麼《基本法》在一九九○年頒布時加入了今天的「二十三條」。這一段親歷《基本法》誕生的「前世」,對我觀察《基本法》的「今生」,確實甚有參考價值。
今天,官方回顧過去二十三年的實踐,成績是顯著的。我不否定這種說法,尤其是當人們把今天的狀況跟回歸前外界的一般想像對比,至少沒有出現當年「香港已死」的預測。況且,在不少領域是有成績的。以經濟為例,回歸以來保持平穩的增長優勢,二○一八年的經濟增長百分之三,位於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前列。以國際競爭力計算,二○一九年香港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新加坡(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再看失業率,二○一八年是百分之二點八,乃二十年來新低。犯罪率則是每十萬人中僅有七百五十八宗,是一九七一年以來最低。至於全球關注的法治(外界視為「香港的最後一個堡壘」),雖然出現隱憂,但狀況大致良好,法律界正努力支撐。綜合上述數字,可見香港是一個有實力和安全的城市。
不過,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卻是另一個景象。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調查結果: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五,認同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一,認同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的比例則是百分之十。換言之,大約百分之七十八認同自己是「廣義香港人」,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對比以前的同類調查,反映香港人與大陸愈來愈疏離。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不妨簡略回顧一些事情,就可抓到脈絡了。

七一大遊行後的轉變
由一九九七年至二○○三年,可說是真正落實「一國兩制」的時段。那時候,北京有兩個清晰的目標:一是利用香港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二是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尋求中國利益最大化,同時向國際顯示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當時的治港政策真的很寬鬆,近乎「無為而治」。典型的例子是,當時的建制派被要求不能多談香港的內部事務,以免影響港府運作。此外,左派工會不要太多介入(尤其是涉及華資財團的)勞資糾紛,以免嚇怕工商界。內地學者稱這段時期為「高度克制的管治期」。
可是,二○○三年出現首次「七一大遊行」,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稱五十萬人參與(香港中聯辦事前估計只有五萬人),北京大感意外。同年底,中央成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首任組長曾慶紅,開始修定治港政策,逐漸形成「經濟鬆,政治緊」。
二○○四年,全國人大喬曉陽來港解說。此後,北京的界線逐漸清晰了:「一國」高於「兩制」;「高度自治」不等如絕對和完全自治;「港人治港」是指愛國者治港;不是「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政制改革必須循序漸進而不是一步登天;中央話語權必須得到充分尊重;「反對外國勢力」的勢頭,也在這時露出來了。
不過,這些界線跟北京過去給香港人的印象不同,令人感到「龍門開始搬動了」。例如,過去北京讓港人感到「一國」和「兩制」是平衡的,後來卻是「一國」高於「兩制」。又如政制改革「循序漸進」,實際是遙遙無期。跟着,由二○○四年至二○一四年裏發生的事情,更令香港人感到「一國兩制」的質變;最低限度,政治尺度已不斷收緊。

為什麼香港人不領情?
以「反對外國勢力」為例,最早期是指反對外國政府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但後來北京認為,台灣和海外民運人士,以及外國的非政府組織,不能算是外國政府,但他們也反對北京,於是把「反對外國勢力」改為「反對外來勢力」。可是,在香港也有很多人(例如「泛民」)反對北京,但這些又不能算是「外來勢力」。於是,又有人想出一個新名詞──「外部勢力」,並一直沿用至今。北京認為,愛國陣營是內部力量,不是圍繞在這個陣營周邊的,都是「外部勢力」;何況「泛民」經常跑到海外「唱衰香港」,乾脆一起歸納為「外部勢力」,那麼打擊對象就清楚了。
可悲的是,這種擴大化的弊病令北京的「敵人」愈來愈多,連可以求大同存小異的普羅大眾,也被北京推到反面去;加上港府和建制派只懂逢迎,根本無法發揮協調和緩衝作用。
結果,二○○七年的政改方案通不過,抗爭者愈來愈多。二○一二年發生「反國教運動」,年輕人的角色開始凸顯。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官方稱非法「佔中」),持續了七十九天。二○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官方稱「反修例風波」)更持續接近一年,至今仍餘波未了。
在北京眼中,中央已經對香港人十分關顧和容忍了。內地官員經常說,香港人不用交軍費,有什麼困難中央一定幫忙,香港回歸之初中央甚至遏制內地一些省市不要跟香港競爭,等等。凡此種種,為什麼香港人不領情,還出現「港獨」苗頭?一碰到這個敏感話題,鬥爭的弦線就更繃緊了。
其實,香港人的主流意見也反對「港獨」。二○一九年底,路透社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四十一受訪者強烈反對「港獨」,「有點反對港獨」的也有百分之二十六。相反,「強烈支持」的只有百分之八,「有點支持」的只有百分之九。更重要的是,絕大部分港人感到根本沒有「港獨」,官方不用擔心。
但官民之間的兩種判斷愈來愈南轅北轍。北京認為「外部勢力早已在背後推動反對派在香港進行顏色革命」,「港獨」又進一步與「台獨」合流。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後,認為形勢愈來愈糟,於是提出「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人大釋法、DQ立法會泛民議員、撐警打壓等不斷出現,兩地的矛盾更難解決了。

治港政策和方法是否對頭
反思這個惡化的過程,實難一概而論。官方和建制派認為,責任在於「反對派和外部勢力互相勾結」。不過,即使有這些動向,但他們也難以動搖香港,關鍵還是在於治港政策和方法是否對頭。由於篇幅所限,這裏只作簡單的探討。
其實,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深層次矛盾,成因有二:一是思維碰撞,一是利益碰撞。北京的傳統思維以為搞好經濟就行了,只着重利用香港的經濟作用,而不重視香港人的政治訴求。需知道,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並要求更多政治權利;即使是循序漸進,但也要有所前進。可是,北京卻擔心失控,於是慣性地遏制。所以,我形容這種矛盾是──封建管治的意識和模式與現代文明(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香港的碰撞;加上現代太監和宦官(利益集團及有關人士)復活,於是成為香港的一個劫。
至於利益的碰撞,更是顯而易見。因為治權在手,可以強化為「錢、權、勢」的籌碼。所以,香港的貧富懸殊狀況愈來愈嚴重,內地利益集團與本地群體以及普羅大眾的矛盾碰撞也不斷積累。總之,香港和「一國兩制」正處於十字路口;如果北京對「一國兩制」失去耐性,急於進取,也許會自亂陣腳。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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