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犧牲品:文革後草根「三種人」的命運 (野夫)

時下的青年,很少有人聽到過「三種人」這一說法。因為文革一直是影視和出版的禁區,即便偶有文學作品寫過,也很少有人願去寫「三種人」,似乎他們就是文革的兇手和罪人。他們即便怎樣被懲罰和報復,都不應該得到理解和同情。
我的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幾乎是這些年第一次碰觸「三種人」這個題材。小說中那個女主人公的父親,就是因為在文革後被定為「三種人」,因此被發配到公母寨監督改造。也因此他的女兒無法通過高考的政審,只能選擇在山寨陪伴她的父親,放棄內心深處的愛情。遺憾的是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卻依舊不敢觸及「三種人」這個話題,模糊處理了這個被放逐的父親。
小說並非完全虛構,一切都有原型。也就是說,我是真正在生活中認識並接觸過「三種人」的,甚至遠遠不止一兩個。即便我家我父母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即便我本人深深地厭惡和反對文革,但是,我對底層「三種人」的理解乃至悲憫,都超越了正史的定調,也超越了個體的恩仇和好惡。

從沒有真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那麼,什麼是「三種人」呢?
根據官方檔案,「三種人」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具體來說,所謂造反起家的人,指緊跟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造反奪權、升官幹壞事、情節嚴重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指竭力宣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幹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後,明裏暗裏進行幫派活動的人。打砸搶分子,指誣陷迫害幹部、群眾,刑訊逼供,摧殘人身,情節嚴重的人,砸機關、搶檔案、破壞公私財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後策劃者,策劃、組織、指揮武鬥造成嚴重後果的分子。
這是中共過去對文革史完全搗漿糊的一種分類和說法,除開第三類人是真正大量存在並有罪的之外,其餘兩種實際需要重新來界定和分析。簡單地說,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林彪和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他們都是共產黨這個革命集團的一分子,也不構成真正的集團組織,頂多算各自走得近的一夥人。
其次,幾乎所有的造反派,即便是奪權升官了的,也都不是跟隨的這兩個虛構的集團,而是緊跟毛主席造反起家的。沒有毛的號召以及各種最新指示,根本就沒有造反,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和「三結合」,也就更沒有造反還能當官的人。
第二種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更是一種荒誕的定性和定位。文革中在毛的號召下,成立的各種群眾組織,當時都是合法的。各個組織都為了保衛毛主席這一個唯一目的,而彼此血戰對立,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
他們從來宣傳的都是毛思想,而不是什麼林、江的思想。粉碎四人幫之後,其中確有一些底層造反派不服,認為是走資派政變,抓了毛信任的人;因此他們為了保衛毛思想的傳承,而公開表示了一些反對。於是,他們被納入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而要遭到清算。所謂幫派思想嚴重,終歸只是思想。事實上,當年從未聽說這些所謂的幫派,在打倒四人幫之後,有過一次真正的暴動和反抗。
他們曾經給別人思想定罪,這時輪到他們也因為思想而被清洗而已。

「三種人」的悲劇故事
我的故鄉利川縣(湖北省恩施州),地處偏遠,一樣未能逃脫文革的一切運動和災難。
前幾年回鄉,見到學妹郭君,問起她的家人,她忽然泣告:父親死於獄中多年,她一直努力希望為亡父平反。我仔細詢問,她拿出一些陳舊的文件給我,我才知道在利川,曾經還有這樣一個著名的「三種人」,以及他的悲劇故事。
郭啟彬,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利川縣團堡鄉村,一九五○年十六歲應徵入伍,之後入朝鮮作戰。一九五五年退役還鄉,進入利川一中讀書。一九五七年畢業參加工作,一九六一年調往恩施地區汽車運輸局,是那個時代少有的汽車修理工兼司機。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三十二歲的他是工人中的讀書人,喜歡思考一些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對於共產黨執政十七年以來的各種災難,要比一般人清晰和反感。那個時代的這種小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皇上聖明,一切禍害皆因下面奸臣當道。於是,當毛主席號召起來革命,要打倒一切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時,他們本能地覺得時來運轉,該他們出面來扭轉乾坤了。
郭啟彬和另外一個同事彭成紅組建了「工人赤衛隊」這個群眾組織,並成為該組織的副司令。他們奉旨造反,開始批鬥運輸局的前領導,並接管了運輸局的工作。當年的汽車運輸局是恩施地區最大也最時髦的單位,管轄着八個縣的全部客運和貨運業務。也因此,這個赤衛隊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到整個恩施地區的政局。
他的組織屬於造反派,必然會捲入與當地「保皇派」的鬥爭中去。批鬥圍攻老幹部乃至小規模武鬥,在當年的中國都勢所難免。他是那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懷抱的是打倒官僚主義改造祖國的志向,因此並沒有打砸搶和殺人奪命的血債。
文革十年,並非造反派一直得勢。最初的紅衛兵組織,反而是官二代構成。他們以紅色正統傳人自居,開始迫害「地富反壞右」各種他們眼中的壞分子及其子女家人。等到他們的父輩被毛打倒,真正的草根紅衛兵和造反派才開始起來奪權,並報復打擊他們。
但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已經接近全面崩潰,毛重新啟用鄧小平。這時,鄧開始整頓秩序,恢復各地有經驗的老幹部的權力,並開始打擊處理一大批造反派,史稱「右傾翻案」。在這一運動中,無數文革中的衝浪兒,遭到了嚴酷的整肅。
郭啟彬曾經打倒過的領導,重新掌權,於是他在當年八月被運輸局以「暫不戴帽壞分子」的名義開除公職,遣返故鄉利川團堡趙店子,「交群眾監督勞動改造」。其妻亦隨之調往團堡鄉下供銷社,舉家頓時陷入困境。
壞分子是五類分子之一,但何為戴帽何為不戴帽,並無法律的明確界定。那時,利川縣的另外一批著名造反派如楊聞生等,一樣被清算處理。他們彼此同一戰壕,同病相憐,開始思考和質疑這個時代的詭異。他們始終想不通,毛主席為什麼鼓動他們造反,然後又如此拋棄並懲罰他們。
一九七六年注定是歷史的分水嶺。周恩來離世,四五運動爆發,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駕崩,四人幫被捕,華國鋒掌權。對任何一個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一年中閃現的這一切大事記,都無法不眼花繚亂。
像郭啟彬這樣的草根造反派,即便躬耕壟畝監督改造,一樣暗中關心着國家大事。他們看不懂時事的巨變,卻始終抱着忠於毛主席的孤心。他們對江青並無感情,但對於毛之屍骨未寒,就遺孀被抓這個事變,一時仍無法理解。這些被靠邊站的造反派們開始私下聚會,議論與他們似乎相關的朝政。
他們這時大多四十多歲了,依舊還像一批熱血青年。其中的楊聞生似乎更為激烈,開始走向大街演講,直接指控這是一場資產階級政變。當然,他很快被捕入獄。而與他過從甚密的郭啟彬,自知危在旦夕,選擇了逃亡之路。他有個二哥在成都,他投奔過去指望躲過一劫。但是很快,就被利川派去的幹警抓獲。
負責抓捕押送的任某和羅某,按說和他並無私仇。歷史已經很難釐清究竟出於何種原因,這兩人竟在押送途中的萬州,將他嚴刑毆打以致腰椎骨折。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被利川縣人民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名判處二十年徒刑,並投入著名的沙洋第五農場勞改。具體罪行是「與他人議論時,散布了有損於毛主席周總理的言論,同時對四人幫進行吹捧,污衊粉碎四人幫是右派政變」。
與他同罪的楊聞生,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一年我正讀高中,被組織參加了這次公判大會,並目睹了這一公開槍斃過程。
已經癱瘓的郭啟彬,再也沒有見到妻子和兩個女兒。他究竟在沙洋農場又遭受了什麼折磨,無人知曉,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死亡。妻子只是接到通知,連骨灰都沒有領到。

被歷史拋棄並殘酷的報復
郭啟彬生前一直不服判決,多次提出申訴。其妻在其死後,終身守寡,獨自帶着兩個女兒艱難謀生,並一直要求複查平反。
一九八一年三月,利川縣人民法院「法刑複字第○○二號」判決如下—本院複查認為,郭啟彬的上述言論,以反革命罪判刑不當,現判決如下:一,撤銷本院(七七)法刑字第○七四號刑事判決。二,對郭啟彬不以反革命論處。
但是,一條生命就此結束。沒有補償,更無從追責。像他和楊聞生這樣的草根「三種人」,在那一年被處死和判刑的,更不知幾許。這些自命為忠於毛主席的人,最終就這樣被歷史拋棄並殘酷的報復了。
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所作的《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中說:「最危險的是『三種人』。這些人已經清查和處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已經有所改正。但是確有相當一批立場沒有改變而在黨內隱藏了下來,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繫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但是,當年真正的一批血債纍纍的老紅衛兵,卻從未被徹查和追究……

(作者是中國作家。)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