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李銳──中共民主派的謝幕(章立凡)

二○一九年的初春二月,中共黨史學界痛失兩座重鎮,一位是哈佛大學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共黨內著名的異議者、《廬山會議實錄》作者李銳先生。隨着李銳的逝世,以《炎黃春秋》雜誌為代表的中共民主派,已日漸凋零,進入謝幕時段(我認為此文中還是用「民主派」比較切題,下同)。

老成凋謝:民主派後繼乏人
李銳先生逝世的次日,有關部門來電話,指責我接受外媒的訪問,要求我不出席李銳的追悼會。我說:「我是李銳的朋友,他逝世了,為什麼不能去悼念?請說出不能去的理由。」對方無言以對。
我回想了一下對外媒的發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幹部,敢於公開地表明自己對中共現任領導人的批評,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來要看的就是,領導人會不會給李銳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觀察氣量和態度的時候到了。我還提及,李銳說過死後不蓋黨旗。
李銳雖然在病榻上批評過領導人,但領導人也說過「要容得下尖銳批評」,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時也—我這提示亦不為過。既然有關部門給不出缺席的理由,那麼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預定時間去了八寶山殯儀館。想去看看有沒有關鍵的花圈,遺體是否覆蓋黨旗—我要見證歷史時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盤查。離八寶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攔。
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官民通用的東禮堂舉行。中共黨內等級森嚴,李銳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卻未安排在高官專用的大禮堂(原第一告別室),也沒按慣例懸掛悼念逝者的黑布橫幅。
迎面遇上蔣彥永大夫。他是趕在第一撥進去告別的,未被允許拍照。禮堂那時暫停入內,門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長隊。門口立着「謝絕拍照」的牌子,沒有發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記者,被便衣精確地清出隊伍。排了半小時隊進入禮堂,頗感氣氛詭異。門內有工作人員收繳弔客自帶的鮮花,禮堂內沒有奏哀樂。鞠躬後凝視逝者,李銳先生安臥在鮮花中,遺體還是被覆蓋了中共黨旗。仔細掃視眾多花圈,僅看到劉雲山、賀國強、田紀雲等人的名字。
李銳先生表達過「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蓋黨旗」的遺願,但「黨是領導一切的」,既然無法佔有其靈魂,也只好掌控其軀殼了。所謂「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與李銳先生同輩的朱厚澤、于光遠、何方等人,雖在不同程度上被認為是黨內異議者,只要逝者還有黨籍,遺體都毫無例外地被覆蓋黨旗。逝者意願得不到尊重現象,體制內也頗為常見,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親自在火葬倡議書上簽字,表明身後火葬的意願。如今簽字人中唯一還躺在水晶棺裏的,就是毛自己。
慰問家屬後走出禮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談,得知習近平、李克強、朱鎔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員遮擋起來了,搞不清是「低級紅」還是「高級黑」。送別者中包括《炎黃春秋》雜誌的作者、編輯和讀者群,郭道暉、杜光、姚監復等老先生均有出席,還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受難者,皆垂垂老矣,更多的是體制內退休者及紅二代,與我年齡相仿,鮮見有年輕面孔。據港媒估算,約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別。我的總體感覺是—這個群體年齡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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