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許人自由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一切自由之上,給我知道、說話、並根據良心自由論辯的自由。

  ——彌爾頓(英國)

  近重讀錢穆先生《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其中談中國民族天性中的「和合性」成份,多過非黑即白的「分別性」,令人沉思。

  錢先生在文章中舉例指出:「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他們的自由。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是推崇伯夷、叔齊。可見反對方面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①

  另一個例子,是北宋期間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王安石身為丞相,推行新政,深得神宗帝的嘉許,與王安石的政治理念相悖的另一位大臣司馬光,不僅拍案而起,還串連群臣一起反對。

  當時朝廷也分有保皇派——站在王安石一邊,也有以司馬光為首的激烈反對派,兩派互為攻訐,水火不可相容。反對派勢力不亞於保皇派,其中還包括大名鼎鼎的蘇學士東坡先生。心水清的人都知道,司馬光一夥是指着「禿顱罵和尚」,矛頭對着皇帝,大有腦袋搬家之虞。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沒有以今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放在此時此地,這些逆鱗之見,毫不例外地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不難再掀起一場株連廣泛的「胡風式反革命集團」,受到殘酷迫害,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妻離子散有之,家破人亡有之,難保不再鑄一起歷史大案,如果有幸的,在許多年後,才由後繼者加以平反。

  萬幸的是,宋神宗並沒有把這場「宮廷鬥爭」視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也沒有誅九族式的窮追猛打,其結局是司馬光自我放逐,不肯留在汴京,遷居洛陽,政府不僅放行,還讓他破格聘請三名助理協助編修《資治通鑑》,其間還給予種種方便,讓他安心、專心致意地做編修工作。

  辭了官的司馬光終於窮十九個寒暑,在沒有外力(如運動、鬥爭等)干擾下,得以順利完成這一煌煌史學巨構,為中華民族留下一筆璀璨無比的文化瑰寶,讓子孫後代受用無窮。連自命不凡的毛澤東,也要把《資治通鑑》長置牀頭,反覆閱讀。

  這首先是要感謝宋神宗這個明君,沒有他的寬宏海量,司馬光縱然學問九斗,單憑一腔書生意氣,其下場可想而知。換了一千多年後的時間、地點,相信司馬某人將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死無葬身之地,《資治通鑑》從此流產。

  相反,生於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司馬光都有一個好結局。

  宋神宗死後,朝廷重聘司馬光做丞相,王安石則自動退隱金陵鍾山,過着消遙自在的悠閒生活,以寫詩弄文自遣。

  待到王安石逝世,還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封為荊國公;此後,司馬光老去,同樣受到朝廷恩賜為溫國公。

  讀史至此,錢先生不禁有以下的感喟:「諸位想,在中國秦漢以下,歷代帝王專制的政府下,持有政治異見的人,能獲如此般的容忍和禮遇,豈不還值得我們後代人的敬羨嗎?我無以名之,又只有說這是中國人和合的國民性之一種表現。」②

  錢先生考察秦漢以下的歷史指出,中國人傳統政治,是「一種和合性的政治」③,「至如在政府裏,由臣下來批評君上,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④

  錢先生由此歸結「和合性」的重要性,「惟其和合性勝過了分別性,才能許人自由。惟其人人得有自由,才能和合勝過了分別。」⑤

  反觀中國崛起,國家綜合國力大為提高,在世界之林舉足輕重,這是正面的。相反地,伴隨負面的消息也不少。這牽涉崛起之後何去何從的問題。

  其他不說,單對「異見分子」的打壓愈來愈嚴重,且有擴大化之嫌,難免使有識之士搖頭歎息。

  時下政府為了維穩,不但不採納民意,安撫民情,善待持不同意見之士,從善如流,進而起監督作用,杜絕貪腐,構建清明社會,反而擴大打擊面,逆天而行,這才是令人憂心忡忡的事! 

  注:

  ①②③④⑤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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