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改革開始的世紀 (許家屯)

  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政體,為克服各自的經濟、社會存亡危機,它們都進行了和平性改革,從而探索到一條各自糾偏趨中、容異求同、大同小異、回歸一體的新生之道。它們的改革實驗,對人類實現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社會和諧博愛,都開始探索出一條人類回歸以人為本,殊途同歸和平演進之道,開啟了人類進入和平革命的時代。

  探索這一命題,須從人之初開始:

  以人為本,人是人類社會組成之本。人之初,「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章句》。食與色,是人的本性,即自然性;食,指的是人的生存;色,指的是人的繁衍。人為了生存(食)繁衍(色),須擁有必需的食品、生活資料及居住空間,這是人的原始權利——即天賦人權,是第一位權利。

  這些,經每人自己的勞動取得。待人口增繁,形成初始社會,產生了由誰主持勞動分工和生活資料分配問題。開始時,可能是一戶之內或一族之內的長者或能者自然產生,繼而可能經族人推選產生;從而產生分配主持者和待分配者關係,社會分化從而開始,可能是人類社會不平等分配的開始。

  原始人社會出現勞動及其果實分配上的主持者和待分配者,分配者擁有分配權,出於私欲,可能是從多吃多占開始,發展到給助手以至親近者的多吃多占,從而使原始的平等分配,發展成不平等佔有,是人類社會貧富差距產生的開始;也是擁有分配權者腐化的開始。隨著社會貧富階層差距的不斷拉大,分配者與待分配者的關係演變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演變為「弱肉強食」式的社會關係。人類社會階層化、不平等化等日趨惡化,人類相處便爭鬥不斷。

  人類初始憑自身勞動採摘植物取得生活資料是和平性質的勞動捕捉動物,借助樹幹、石塊的擲擊,補手捕之不足,是暴力的開始。隨著勞動分工、社會分化,統治者階層和被統治者階層的出現,人類獲取生活資料及其空間的活動,便演化為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和此部份統治者與彼部份統治者的掠奪活動,以至戰爭活動。隨著國家的出現,這種關係便演變成社會的道德規範,演變成國家的法制。於是,社會貧富、尊卑差距有了合法性,社會階層矛盾惡化,被視為社會常態,延續至今。

  初人取得生活資料,需通過自身勞動。勞動是人的自然性,是天──自然──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人經過勞動獲取的生存果實,是人的價值的體現,人的道德與尊嚴的體現。當然,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是例外,他(她)們是人類博愛相助的對象,是有勞動能力人的義務服務物件。個人為社會眾人服務,是人類社會平等互助的自然性義務,和社會和諧博愛的基礎。人為自身勞動,為社會眾人勞動,是每個人的天賦的權利與義務,二者不可偏廢。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不能稱為人性完整的人,不能獲得人的尊嚴;「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崇高社會法則,另一類勞動價值差距的開始,可能是源於出現了手工藝產業,手工藝產品是當時的「新高科技」,高智慧勞動性產品,手工藝勞動價值就高於原始農獵勞動價值。可能是人類社會開始出現了另一類因勞動分工而勞動價值的差距的開始,從而也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人類社會分化、階層化,使勞動價值不平等,貧富差距階層差距日益擴大,引致相互對立,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慣性、不得安寧的主要因素,距「以人為本」愈來愈遠。

  人類較自覺地重新回歸以人為本,肇始於中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的逐步形成。這八個字俱備了,就能完整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內涵。這是人類經過漫長社會實踐,付出慘重代價,從嚴酷教訓中形成的思想,是人類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需體現人類共用自由民主權利,社會地位財富平等共用,沒有貧富尊卑差距,方能和諧、博愛相處。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核心。

  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固然是天賦與個人的權利,也是社會眾人同樣應享的天賦權利;這就有了個人自由民主權利與眾人自由民主權利的區分與矛盾。中世紀後,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歷史從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但歷史發展的不幸,由於個人追求自由民主權利的過度,忽視甚至侵犯了別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演變成社會少數人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因之,便在追求消滅歷史不平等社會的努力下,卻出現了新的社會貧富階層,資產階級和勞動工農階層新的不平等,並使這種現象成為國家法制和社會行為規範,資本主義社會和國家於焉成型。資本主義本是人類追求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富有正當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因之既具優越性又產生負面性,並成數百年來人類歷史演進的現實。

  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既具一致性,又具衝突性。人的自由權利是相對的,不能任意放大,一切都任意自由化。當每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無度放大時,就不可避免地與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發生衝突。個人欲望自覺或不自覺地任意過度擴大,就成為貪婪、性欲望,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出現社會不平等矛盾和鬥爭。這種個人只顧自身利益,任意無度對自由民主權利的追求,放大到族群和國家,更演變成不同族群之間、不同國與國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鬥爭和戰爭;演變至到近代。成霸權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便成為貶義名稱,是人類社會演變中的負面現象。

  因社會出現階層不平等,產生反不平等、追求社會平等,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於焉出現,它是在尊重和維護個人自由民主權利基礎上,同時尊重和維護社會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平等享有的思想和行為。因之,便具有既追求個人又追求社會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共用的使命和任務。這種追求,也可以通過和平途徑達成;可是,因為侵犯他人自由民主權利,帝國資本主義暴力掠奪、爭鬥不斷加劇,以暴易暴,馬克思主義以暴力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于焉成為社會思想和社會實驗的主軸。20世紀在一些國家獲得成功,並演成國家法制、社會道德規範,出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於焉人類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類意識形態、兩類社會和國家的分野和對立鬥爭。

  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體制,本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思想為共生體的體制,是人類崇高的理想和社會體制。但它在20世紀的探索實驗中,由於過早過度地追求眾人權利平等共用,加之又剝奪了個人的自由民主基本權利,否定個人生活資料私有制,推行公有制,結果只能是低水準的貧困平等共用。實驗證明,貧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主張建立在物質和精神高度發達基礎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名實相符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追求人類的平等自由民主權利共用,只憑暴力,否定和平途徑,更屬片面性追求。應該承認,人類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和和政制的探索實驗,尚處於初級階段。

  人類自由民主權利平等,社會博愛,是以人為本思想、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由於崇尚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崇尚追求眾人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的社會主義的過度,一個侵犯了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一個侵犯了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產生偏差,產生矛盾,甚至走向生死敵對的階段,走向「以人為本」人道主義的反面,相互成?生死不能相容的敵對面,惡鬥不已。如東漢末期的曹植在其兄淩逼之下所吟的《七步詩》所雲:「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人類社會演進歷史的大悲劇。

  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諸國內,都因各自在內外路線政策實踐中的失誤而產生經濟社會存在危機。都在他們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創新的實驗中,在其各自具智慧和勇氣的領導者採用和平改革的實驗,找到一條糾偏趨正道路。突出的範例,一是兩次大戰間歇中的美國羅斯福的「新政」改革,二是冷戰中胡耀邦、鄧小平等改革開放的實驗,人類社會演進終於找到了一條可能完整地實現自由民主權利平等共用,社會博愛和平發展演進的道路。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羅斯福的「新政」改革,是資本主義國家自覺進行的一次經濟、社會體制性的改革。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全球資本主義多國,首先是美國,經濟、社會產生深度危機,面臨崩潰邊緣;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建國只10餘年,經濟發展上就緊跟美國、英國之後,躍居世界第三位。蘇聯的興旺氣象,與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空前的經濟大蕭條成鮮明對比。當時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W•弗蘭克這樣評道:「世界陷入危機之中,不能浪費時間,要在今天為革命的明天做好準備,否則它可能來得太遲了,無法把人類從資本主義戰爭的死亡中拯救出來。更可怕的,無法把人類從資本主義的精神梅毒中拯救出來。」還有數十名著名的,主要是一些非社會主義的作家、教授聯名發表「文化與危機」宣言:「資本主義是文化的破壞者,而共產主義力求拯救文明和文化遺產,世界經濟危機正在把它們拋進深淵。」號召「推翻造成這一切危機的制度。」可見他(她)們當時對蘇聯共產主義初步繁榮,和對資本主義世界深刻危機的看法。

  在這種形勢下,羅斯福總統的「百日新政」對美國進行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改革的思想和措施,可能受到英國經濟學家「國家干預」學說和蘇聯國家計畫管理經驗的影響,採用了國家制訂規劃並立法,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某些重要方面,進行干預:如創立《農業調整法》、《國家工業復興法》、《銀行法》等。在全國金融業幾乎全面崩潰情況下,進行重組,由聯邦儲備銀行向獲准重行開業的銀行貸款;制止提取黃金,建立儲備金,創立為5千元以內的存戶提供保險等金融制度,恢復了對企業,特別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業務,復蘇了金融企業的信用及作用。國家投資33億美元進行各項工程建設,如綜合治理田納西流域工程,組織全國失業青年和退伍軍人大規模地修路造橋、造林綠化、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工程,最高時達300余萬人。同時,實施對社會貧困族群的救濟,建立社會福利保險制度等等;挽救、恢復了經濟,大規模地解決了工人和社會其他居民的就業問題,緩和了社會階層矛盾,從而為資本主義體制注入了新的、持續生存發展的健康因素。有人指責新政是放棄了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可是實際上新政改革對資本主義主要因素並未觸動;有人稱羅斯福是資本主義的「安定器」「救世主」,「比耶蘇的貢獻還大」,可作證明。

  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改革,不僅限於美國。二戰後,歐洲英國保守黨為選民拋棄下臺,工黨在選舉中獲勝,上臺執政。法、意、瑞典等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黨也在選舉中勝出,上臺執政。它們大多用各自主張的社會主義政策,對各自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將國家計畫引入對自由市場進行某些程度的干預,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建立和加強工會作用,限制每週工時,規定最低工資,對社會貧困族群實行勞動保險,創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險制度得等等。這種改革,也在諸多反殖民鬥爭中獲勝的獨立國家有不同程度的推行。它們的成敗得失雖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因之獲得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而且還不同程度地緩和和縮小了國內貧富階層矛盾。證明這類改革不僅是經濟性改革,同是社會性改革,也證明這種改革的高度有效性。

  「新政」改革,實際上參考和某種程度地採用了社會主義國家計畫和勞動價值平等分配的方法,從而改革了自由主義市場過度放任自由經營和因之造成的社會貧困階層差距過大的基本矛盾,將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不平等差距某種程度地縮小了。這就改善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體制,開創了某種程度的容異求同,糾偏趨中、趨正的新局面。

  20世紀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驗探索經歷,則需從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衰探索始。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誕生,到1991年,僅74年而潰亡。在歷史上雖很短暫,對人類社會演進啟示卻極為深刻。它起初一段時期,依靠列寧的戰時經濟政策,剛獲解放的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調動起來的生產積極性,快速地恢復發展了經濟。短期內跨居全球第三位經濟大國。在戰敗德、意、日法西斯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它過激的共產主義戰略路線,從無產階級民主專政走向專制獨裁,特別是,竟走向社會主義霸權帝國主義,喪失國內外人民信任,終致潰亡。

  蘇聯潰亡的前車之鑒,還在於它堅持唯我獨革的錯誤路線,認為只有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纔能完成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使命,否定其他社會主義模式和道路,並斥之為和平主義、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等等,不僅自我孤立,還束縛了實驗社會主義多樣模式的手腳,道路愈走愈窄;把眾多同路者和國家拒於門外,甚至推向對方陣營,削弱了自己,壯大了對方。尤其是,還背棄國際主義原則,趨向帝國霸權主義,把「兄弟黨」、「兄弟國家」視同衛星國、被保護國;自己成了「老子黨」,對它党它國指手劃腳,干涉其內政,甚至武力侵犯其獨立自主地位;將一個號稱推行全民民主和國際主義的蘇聯,出乎全球信仰共產主義者意外地,演變成一個新形態的共產主義霸權帝國。

  蘇聯潰亡不是偶然的。它在國民經濟不發達基礎上,廢除人民的生活資料私有制,實行國有制,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對全民實行低工資、低平均水準的勞動價值的分配。將國家建設所需資金建立在剝奪工人農民的勞動價值上,嚴重挫傷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人民生活不能持續改善,長期處於低水準狀態,國力也不能持續提升,成為脫離人民國家潰亡的核心因素。在國家經濟管理上,由國家計畫統管。國家計畫根本無法獲得精確統計,也不可能統管各方,極大地剝奪了人民的自由發展權利,挫傷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建設上又始終以重工業為主、實際以軍事工業為主,與資本主義霸權美國全力爭霸,將有限的資金、科技資源投放在很少可能擴大再生產方面,擴大為社會服務的工農等業方面,嚴重影響了國力的提升。國民經濟遠遠落于競爭對手之後。軍備競爭的結果,雙方國力懸殊日益擴大,據統計:蘇聯在它潰亡前的1990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為$132,755,000,000,人均收入$3923;而當年美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為$,803,100,000,000,人均收入為$19500,美國的國民經濟總值是蘇聯的40餘倍,人均收入幾乎是蘇聯的5倍。

  蘇聯共產黨推行的全民民主政制,是一種有別于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新探索。但因黨內民主不彰,出現個人專制獨裁,導致黨內派系林立,渙散分裂,鬥爭日趨激烈,引致慘酷鎮壓,自相殘殺。黨的渙散,延伸到民族渙散,人民群眾在貧困中對黨和政權嚴重不滿,民心潰散。戈巴契夫的改革又極不謹慎,引發一次動亂事件,成為瓦解引爆點,導致一個赫赫共產主義霸權帝國在短短幾天中潰散滅亡。杜牧《阿房宮賦》中名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以認為:亡蘇聯者,蘇聯也。蘇聯共產黨如能愛其人民,誰得而族滅之也?! 蘇聯共產黨的治國戰略路線嚴重脫離了蘇聯的實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蘇聯人民所棄所「族」。作為人類社會第一個激進共產主義政體的實驗,終以失敗告終。它對人類社會演進的教訓,極其深刻。

  20世紀另一個大國,亞洲的中國,19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嚴重的民族存亡危機中,在列強侵略下淪為半殖民地,統治者無能,嚴重脫離人民,爭權奪利內亂不止,民生凋敝,痛苦不堪,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苦境。中國的革命,是追求反對帝國霸權主義、民族獨立解放,反對獨裁專制、追求自由民主權利,追求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與蘇聯革命有同有異。既師法蘇聯,又有自己的特色。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的共產主義思想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周恩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國思想溶合的革命,是共同鑄成鄧小平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的思想、政治基礎。與蘇聯模式不同點:

  其一,革命主要力量不僅是馬克思、列寧所主張的依靠城市工人階級,而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工人和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與其他反帝反封建主義族群結成的統一戰線: 「農村包圍城市」;

  其二,對反革命的獨裁專制統治者的暴力壓迫、外國侵略者的武力侵佔,實行以暴易暴,反階級壓迫,反專制獨裁,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鬥爭「槍桿子裏出政權」;

  其三,建國後沒有推行生活資料公有制,認為「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從而恢復發展生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戰略政策,多種所有制共存、共用發展成果;

  其四,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各民族人士共同組成聯合政府,聯合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初,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制訂國家憲法,選舉共產黨人擔任國家主席,6名國家副主席中有3名民主黨派人士,4名國務院副總理中有2名民主黨派人士,21位國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名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

  其五,經濟建設以發展重工業為主,但同時注意輕工業、手工業、農牧業的恢復和發展。因為西方的封鎖,在蘇聯外力的有限支助下,自力更生為主,大力恢復和發展民族工商業; 在農村進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恢復發展農業生產; 建國後的很短時期,經濟迅即恢復並有所發展,社會穩定,呈現出一派空前的興旺景象。

  繼而發生的國力衰退,社會不寧,是在放棄新民主主義,探索向社會主義過渡實驗的開始。首先放棄勞資兩利政策,廢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上採用了蘇聯公有制的模式,發展到頂點時,搞低水準的共產主義實驗–人民公社。將共產主義的浪漫美夢,企圖建立在社會還很落後貧困的基礎上,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違背了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天性。在對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用群眾運動方法,違背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削弱、挫喪了全民的生產積極性,加劇社會對立,動盪不安,脫離和平建國軌道。

  毛澤東共產主義浪漫夢想的探索實驗,違背他主張的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正確思想路線。在黨內外遇到不同意見和抵制,起初還視為人民內部矛盾,是思想問題,企圖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解決,但屢反無效、抵制力量更趨強大,加之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進行和平改革的影響,逐步將原視為內部的思想分歧,演變為官僚集團份子的阻撓,演變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攻倒算,認為「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最後演變成黨內分裂、有了「兩個司令部」。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繼續推行他的浪漫共產主義夢想實驗,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企圖用大民主的群眾運動路線,「紅衛兵」「造反派」為主的力量,來解決黨內外,主要是黨內、國家政權內阻撓建設共產主義實驗的障礙。導致黨內外嚴重分裂,國家和党的眾多精英慘遭摧殘,社會動亂不已。一方面,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全國大民主運動中,政治上的投機者為取得信任,大搞個人崇拜;個人專制原已成型,因而發揮到極致,黨內外民主蕩然無存;另一方面,這些野心人物在大搞個人崇拜的煙幕下,不斷「指鹿為馬」製造謊言,「挾天子」「清君側」「制諸侯」,挑起內亂、武鬥,密謀奪「君」位,真的另搞了「司令部」;搞得党無甯日,國無寧日,國家法制、社會道德蕩然,倖存無幾;國家經濟、社會瀕臨崩潰邊緣。低水準、貧窮的共產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實驗終告失敗。同時也啟迪了後人改革開放的勇氣和決心。

  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實踐,一般認為,是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從農村的生產承包制即「分田到戶」開始的。實際是,鄧小平複出之前,胡耀邦的政治改革已先行一步:他首先推出平反黨內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幹部,接著又平反地、富、反、壞、右,即歷次社會運動中被劃定的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分子、右派份子,采「一風吹」政策,短時間內盡為 「平反」,恢復他(她) 們正常的公民身份,從而基本上解決了多年來誰也不敢接觸的難題;基本上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和後果。繼而發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則從思想理論上對前者改革的肯定。胡耀邦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先行者,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驗提供了思想、理論和組織基礎。這些改革,都是在華國鋒任党和國家主席期間,通過黨內民主程序進行的。

  鄧小平放棄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國家施政活動中不搞運動,國際間和平共處等戰略方針,是經濟政治改革並行的戰略方針。他提出在改革中不搞爭議,不問姓資姓社,「不管白貓黑貓,能逮到耗子就是好貓」,以及「摸?石頭過河」等論說,為黨內以至黨外解放思想,少些阻絆,集中力量,放手改革開闢了道路。他為了使改革實驗少走曲折道路,先從占人口最多的八億農民及農村的經濟社會改革入手,爾後在城市各個經濟社會改革領域中逐步展開; 並不斷克服阻力,使近二十多年來國家的經濟社會改革獲得令世人醒目的空前快速持續發展。當然,問題不少,有的還很嚴重。

  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驗,國力得到快速發展,是鄧小平、胡耀邦等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取得的初步成就。新世紀以來,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和平革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將繼續改革開放,不斷地改革開放的和平發展的戰略,提升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為綱、和平發展、平等發展、文明發展,不搞霸權擴張發展,和平革命的戰略高度,開始了新的實驗,將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驗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人類社會一個新的自覺地和平革命、和平演進的實驗時代開始了。如果說,羅斯福的 「新政」改革為資本主義注入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因素,挽救了美國以至影響了整個資本主義免遭潰亡,探索出重生道路;鄧小平等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實驗,同樣也可以說注入了某種程度資本主義因素,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存亡的危機,獲得新生,也回答了那些因蘇聯及其集團的潰亡而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死亡的傳言,恢復了人類繼續探索社會主義的信心和勇氣。他們的改革實驗告訴人們: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具有健康成長因素,即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社會的組成因素。只因他們相互在演進過程中產生的嚴重偏差錯誤,演變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這是人類社會演進實踐中的不幸。20世紀兩大政體的改革實驗,使人類獲得突破性啟發,開始認識並找到了人類重歸一體的可能途徑.

  它們的經驗雖然有同有異,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為人類演進,提供哪些極其寶貴的經驗呢?

  第一,20世紀人類從不同的改革實驗中重新認知: 治國治世必須重新回歸 「以人為本」即愛人之道。人是人類社會的組成的細胞。人與人之間,要像父子伯叔兄弟姐妹一樣和諧相處。孔子以 「愛人」解釋,人與人相愛之道,為「仁道」。人類相互尊重,相互珍惜彼此之間,即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權利,和諧博愛相處之道,也就是尊重和維護人權之道。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應該尊重,應該獲得充分發揮的權利,但同時還須尊重和維護社會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的共享,方能實現社會博愛。自由民主權利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自由,也沒有絕對的民主。人類的天性(即自然性)有其正負兩面性,負性弱點:貪欲。個人欲望有合理的一面,可以促使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滿足這種欲望; 但個人欲望過度膨脹,演變成貪欲,超越自身勞動因享的部分,勢必侵犯他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社會的不公和貧富強弱差距因之產生。這是人類社會傳統性的病態。資本主義世界領導的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經濟社會體制,更將這種歷史性病態發展到極致;將達爾文進化論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人性化,視人類強者對弱者的掠奪殘殺暴力戰爭為人類社會 「進化」規律。哪里還是人道行為?這種獸道觀念和社會現象,已找不到人道主義的影子。資本主義的改革,開始在經濟社會上將此種不人道狀況進行改革,是重返人道主義,回歸以人為本。雖然它們可能還沒有完全自覺到這一點,卻是一極?可貴的改革探索。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便宣佈放棄階級鬥爭為綱戰略路線,對所謂地富反壞右份子平反,恢復公民身份;新世紀更宣佈 「以人為本」的和平革命戰略路線,建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戰略方向。如能堅持下去,人類社會將可能不再相互對立、相互侵犯殘殺,可以合作均富,可能平等和諧共處,真正回歸革命性的人道主義大道!

  第二,在國家或地區的宏觀規劃下,對自由市場進行必要的適度地干預、調控,使國家經濟和社會能有序地持續健康發展,是20世紀兩類政體改革實踐中一項重大創新。這種對自由市場的宏觀調控,還可能逐步地縮小貧富差距,求得人與自然社會生態的較平衡文明發展,是一種按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符合科學發展的創新。

  18世紀,英國亞當斯密創始了 「自由市場」理論以來, 為當代的英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國內外經貿市場的擴張,開闢了廣闊發展的道路,使資本主義獲得超越歷史速度的空前發展,推動了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演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主流規範。自由市場,是人類自由民主自然權利在經濟市場上的體現,它極大地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促使人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演進。但是個人在經濟市場領域上的自由民主權利,同樣不能發揮過度,侵犯他人、眾人的自由民主權利。而這種對他人自由權利的侵,一樣多源于個人的自然貪婪性,他們往往借追求最大利益這種中性的理念,不擇手段地自由無度地侵佔他人的自由權利。在市場的自由競爭中,不顧市場發展規律的投入產出、供銷平衡和資本流通的漲縮平衡,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不斷,而且愈演愈烈。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的 「新政」改革,採用了 「國家干預」理論,可能參考了蘇聯國家計畫的經驗,國家創立法規,制訂法規,對自由市場進行經濟的和行政的干預,它不僅保持市場的自由繼續發展,從而恢復並發展了經濟,同時還緩和了社會階層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地改善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體質,增添了新生的因素。

  新世紀2008年,美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和美國及歐、亞等國初步的國際間「搶救」性的宏觀調控,進一步證明市場的自由,不能讓其過度,必須有及時的適度調控,方可保障市場的健康持續發展。危機的遠因,是冷戰爭霸中,美國為爭取全球霸權,主導世界金融市場,為滿足自己的貪婪,不惜侵犯全球人的利益。在近50年間,向全球發行了50兆億美鈔,投放全球金融市場,全球大多數人都成為美國的納稅人,向美國交納了天文數字的龐大稅金。它在國內,十餘年來不斷減息,放手讓華爾街金融大鱷們搞所謂金融創新的虛擬經濟衍生產品,任意自由覓取最大「紅利」,房地產「次貸」創新,購房可以毋需信用,不繳頭款。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可以憑幾百億資本,從事10兆億甚至幾兆億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國家和企業的金融大鱷們的無度貪婪,這種霸權式的宏觀調控,終於給美國、全球市場和人們帶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美國已無法獨自克服如此嚴重的經濟人道災難,不得不央求全球多國共同挽救。20國在華盛頓集會, 謀求對全球金融自由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性的改革,進一步證明這一規律性的正確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則師法資本主義世界的經驗,有序地開放了市場的自由,將對經濟的國家計畫方法,改革為國家規劃下用國家行政和經濟手段進行適度及時的調控。30年來,憑此減免了危機的發生,國民經濟得到迅速和持續較健康的發展。它還將這一經驗,用之於對地區和社會、以至人與自然界生態平衡發展上,作宏觀性調控。運用國家和社會財力、法令,向社會貧弱族群,特別是農村貧苦農民大幅度傾斜,縮小各種差距,探求持續平衡發展。

  宏觀調控同樣適用于自然生態發展方面。自然物質發展有它自身發展規律,人類為加速發展經濟滿足私欲的過度,特別在工業社會後,對自然資源任意破壞,浪費性利用,又恣意釋放廢氣廢物,污染破壞自然生態,終於震怒自然,使地球暖化,超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不斷。人類方開始覺悟,必須改革,免致人類與地球可能同遭滅頂之災。「京都協議」的訂立,是世界簽字各國對人類利用自然過度自由的宏觀調控;中國還將之納入改革開放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採用宏觀調控方法,按客觀科學規律,探索人類社會與經濟、與自然社會共同健康持續發展之道。

  宏觀調控下的自由市場,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發展下,同樣得到初步的運用,並成為全球化國際市場自由競爭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已開始成為國際間金融、經濟交流、和平合作互助和扶貧濟困的宏觀政策調控手段。一方面,它成為強國之間,特別是霸權帝國維護和爭奪國際市場主導權的重要手段。它們在聯合國鬥爭中,因待發達及不發達國家占多數,加上五大國擁有否決權,多已不能稱心如意行事,於是就有所謂 「富人俱樂部」的七大工業國的首腦會議以及世界貨幣基金之類等組織,對全球自由市場進行宏觀調控,達成目的。但因它們目的出自滿足自身無度的貪婪私欲,結果是在全球市場,只有它們的任意自由,卻少有弱勢國家的自由。而且,還因之不斷發生地區性或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對自由市場的宏觀調控方法,對經濟、社會,可以促進,也可以促退。決定的因素,視這一工具掌握在什麼人手上,為什麼人的利益服務。

  宏觀調控下的經濟社會自由發展,是人類20世紀對社會演進科學方法的創新。宏觀,是指人類對客觀世界較全面的規律性的認知。局部事物發展的自由,則屬於事物發展的微觀範疇,當覺察微觀發展自由過度,可能或已經破壞宏觀發展後,進行糾偏,作宏觀性調控,需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用行政手段時,需多用指令性手段,少用法令性手段,盡可能減少對微觀自由的挫傷,損及其正當性的自由發揮。對調控度的掌握必須謹慎,寧可不足,防止過度。

  宏觀調控下經濟和社會和自然的自由發展,是一項創新,和其他創新一樣,初始時未免有不周之處,需不斷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探索改革前進。它與其他事物一樣,同樣具有兩面性,不僅可以促進,也可能有促退。美蘇爭霸冷戰中,美國爭奪全球金融市場,任意在全球發行天文數字的紙幣,終釀成新世紀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也屬於國家金融宏觀調控不慎的教訓。它害人害已到了應加改革的時候了。

  第三, 依靠全國人民的勞動積累和本國資源,特別是國土和國內市場,進行自力更生精神的改革,是兩類政體改革基本相同的重要途徑。這樣的改革,使本國人民成改革創新的主導者。人民更多的民主參預,成?改革的主要出力者,同時可以得到比較公平的 「實惠」,這樣,充分調動全民的生產積極性,達致改革的要求。美國羅斯福 「新政」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的破壞,全球經濟危機不斷,很難依靠國外力量挽救美國的嚴重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只能基本上依靠本國人民自力更生,推行「新政」改革。雖然它沒有採用這樣提法,但它基本上是依靠本國納稅人的稅金——高額累近稅,是一種節制富裕的稅法。增發貨幣和債券,公私企業的股票等,取得改革的資金,用以重組金融市場,支援大中小企業恢復發展,同時投向社會貧困和失業族群、退伍傷殘軍人等,從而恢復、發展了中產階級的活力,相對縮小了社會貧困差距,減緩了社會階層間矛盾。他是通過總統大選,在競選過程中向全國選民宣傳他在競選前任州長進行過的改革實驗,並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通過「爐邊談話」與全國人民溝通,得到選民回應。因之他的改革是民主性的改革,基本上體現了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和智慧,基本上具有自力更生精神。這對資本主義而言,是一項社會主義性質的重大改革。可惜是沒有能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它沒有放棄霸權帝國的戰略、路線。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全國八億農民實行「包產到戶」「聯產責任制」開始,繼而走向城市,恢復了私有制,計畫市場改革為宏觀調控下的自由市場,從而調動城鄉絕大多數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資本有了社會性的積累。原始性的勞動價值積累,成為經濟社會改革開放的基礎。依靠這一基礎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市場,換取外來資金、人才、資源,增加改革的動力,在與全球市場遊戲規則「接軌」的同時,逐步「修規」,方有力量逐步減免國際強權的不平等的控制,也使中國在國際領域中的獨立自主戰略方針可以更有力的貫徹。需特別指出的,中國使用的外資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香港、澳門、臺灣及海外華人同胞、僑胞的資金,加上他(她)們的經驗,這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自力更生精神的體現,是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的另一支主力軍。

  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的民主改革,是調動人民生產勞動積極性自力更生的重要因素。它是在否定階級鬥爭為綱中起步。持續推行的。如改革人代會和人民參政議政,加強立法和監督體制,在城鄉政權基層政權實行普選,政府職能實行以人為本,為社會服務為主的改革,非共產黨員「入閣」當國務院部長,制訂政策法令預先徵求民眾意見,言論自由也開始有所開放,人民在互聯網上議論時事、國事,市間議論時政普遍化,等等。改革開放雖然是逐步的,一般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改革進程通過典型「摸著石頭過河」,依靠人民的智慧創新,如農村改革是推廣安徽鳳陽農民創新的「包田到戶」經驗,廣東深圳市民創新的經濟特區經驗等等,都是改革開放依靠人民智慧創新的民主精神產品,是改革開放自力更生精神的體現。

  鄧小平的「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幫助全國人富起來」的改革開放路線,同樣體現自力更生精神,它的實驗主要通過國家財政投入,大規模地向社會低收入族群、農村農民和後進地區,規劃性大幅度回饋性投放。從濟一時之困的「輸血」,到發展生產的「造血」,在發展生?過程中,逐步縮小差距,達至全民「小康」。

  60年代開始,江蘇的「蘇南模式」,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企業股份集團改革典型,可進一步印證自力更生改革開放的現實性。該村在60年代只有5、600人,在中國共產黨村支部書記、村長吳仁寶帶領下,依賴自身農業勞動原始積累,擺脫貧困,發家致富。40多年來,擴大到附近5萬余村民達到「小康」。村的股份制集體企業,三業齊全,2005年生產總值300億人民幣,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000美元。農村演進成繁榮集鎮,村民的勞動在獲得按勞分配的工資外,全體村民還實行按需分配,兩種制度並行的分配方法。全村家家居房別墅化,戶戶有存款,不少用戶還擁有汽車;生老病殘死皆享有保險,從幼稚園到高級中學教育,全部義務化,等等。它們的發展,國家除給予政策鼓勵,權力下放,讓其放手創新,沒有支持一元錢,充分體現他們依靠自身勞動積累,不斷改革創新、發家致富的自力更生精神。更可貴的是,在本村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後,不僅幫助鄰村更多農民富起來,還用同樣經驗幫助省內外一些農村脫貧致富。

  第四,糾偏趨中,容異求同,大同小異,回歸一體,是資本主義美國「新政」改革和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實驗中,探索到的一條人類可能回歸以人為本、共趨多元一體和平演進的道路。它們的改革,都是在經濟社會危亡危機時進行的。危機的產生的主因,源於一個犯了對個人自由民主權利濫用、放任過度的錯誤,一個卻犯了過份限制個人自由民主權利發展的錯誤;它們的改革,都具有糾正各自的錯誤、趨向使全體人民逐步享用各自應有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改革。

  羅斯福資本主義「新政」改革,鄧小平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一個未能繼續發展,一個曆30年延續迄今。兩類改革都源於在他們的不同主義實驗中,走入彎路,犯了錯誤,在面臨存亡危機關頭,作出糾偏趨中趨正的改革。他們殊途同歸,都在改革實驗中探索出一條人類可能回歸以人為本,多元一體,趨向社會大同的道路,即社會完整地體現人類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的大道,為人類社會的分裂,探索到一個回歸多元一體的正道。貢獻是偉大的!

  兩種類型的改革,都是保存自己的長處,吸取對方較成功的經驗,糾自方之偏的錯誤補自己的不足,容異趨同,吸取對方的菁華,一個糾補平等博愛精神實際之不足;一個糾補自由民主權利之不足,從而探索出一條可能完整地體現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社會可能的道路。逐漸地由求大同存大異,發展到趨大同存小異,是一個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合流,共存共榮人類,可能趨向多元一體的道路。

  兩大政體的改革,共同點之一是糾偏趨中趨正,其二是和平性的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和平改革就是和平革命。人類演進,採用和平改革和不斷和平改革的途徑,就有可能告別暴力革命和霸權擴張戰爭,人類社會和平發展和平演進就有了可能,人類和平地完整地實現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理想社會的願望就可能實現。

  兩類改革實驗和未來可能的趨向,在兩類社會和政制中出現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體質型態:都或多或少既具有社會主義因素;也或多或少具有資本主義因素。也就是,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精神因素。人類社會完整地擁有兼具此種優良質素,只有不斷地去蕪存菁,糾偏趨中趨正,不斷地改革;方可能和平演進全人類回歸以人?本,多元一體的康莊大道。

  20世紀是人類社會和平改革、和平革命開始的世紀,是開始和平演進的世紀,是人類社會回歸以人為本,回歸多元一體,開啟趨向世界大同坦途的世紀。

  偉哉!廿世紀!

  注:本文是筆者《大世紀》一文中的一章。全文尚在修改中。因與現實有某些相關論述,友人主張先行發表,與焉遵行,供批評指正。本文得王敬之、高伐林、李大明、梁?雄先生和李海倫女士等,在文字記錄、整理及資料的搜集等方面的幫助,謹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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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近照。(許家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