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想──我愛上一個傢伙(張曉風)

我愛上一個傢伙,這件事,其實並不在我的計劃中,更不在我父母的計劃中。
只是,等真相畢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這傢伙的名字叫做──文學。
九歲,讀了一點《天方夜譚》,不知天高地厚,暗自許諾自己,將來要做一個「探險家」,探險家是幹嘛的?我哪知道!只覺這世界有許多大海洋,而東南西北許多大海洋中有許多小島,每個小島上都有巖穴,巖穴中都密藏着紅寶石或紫水晶,然而,我很快就想起來了,不行,我暈船,會吐。
然後,我發現,我愛書,只要不是教科書的書,我都愛。當然啦,教科書也得看看,否則留了級可不是好玩的,那年頭老師和父母都沒聽說過世上竟有「不准體罰」的怪事。
母親希望我學醫,她把書分兩類,一類是「正經書」,就是跟考試有關的。另一類是「斜撇子書」,那就是什麼《賣油郎獨佔花魁》那種。
有後輩問我讀書目錄,天哪,那是貴族的玩意。我十一、二歲時整個社會都窮,一個小孩能逮到手的就是書,也不管它是什麼路數。一切今的古的中的外的,只要借得到手的,就胡亂看了──然後,我才知道,我愛讀的這些東西,在歸類上,叫文學。
原來,我愛上文學了。
十七歲,我進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這間大學的文學系比較側重古典文學,我居然選不到「小說」課,因為沒開。有位教授本來說要開的,後來又沒開,我跑去問他,如果開,教什麼?老教授說會教《世說新語》。那位老教授名叫徐子明,終身以反白話文為職志,曾有「陳、胡兩條狗,『的』『嗎』一群豬」的名句。
我只好自己去亂摸索,在系上,文字學訓詁學是顯學,我卻偏去看些敦煌變文及宋元雜劇或「三言二拍」,照我母親的說法,這些也都屬於「斜撇子書」,上不得台盤。有機會,我也偷看魯迅、錢鍾書和冰心,看禁書別有令人興奮的意味,但我覺得比較耐讀的其實還是沈從文。
我自己也開始寫小說,並且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東吳中文系終於開了小說課程的時候,我是第一個去教小說的講師,一教便教了三十年。那時候,課程名稱叫「小說及習作」,卻只有兩學分,只開在上學期,我必須講古今小說,還要加上分析並討論班上學生的作品,時間真不夠用,後來才加為四學分。
我既然愛上「文學」那傢伙,就愛它的方方面面,所以,連戲劇連兒童文學乃至文學評析都愛。
但我最常寫的卻是散文,後來回想起來,發現理由如下:
六十年代在台灣寫現代詩和寫現代小說的作者,必須半文半武。換言之,他們只能拿一半的時間去寫作,另外一半的時間則用去打筆仗。光為了兩條線,究竟該作「『橫』的移植」,還是該作「『縱』的繼承」,就吵得不可開交。詩界吵得尤兇,詩人似乎容易激動,就連出手打架的事也是有的。那時大家年輕氣盛,覺得詩該怎麼寫,豈可不據理力爭!這是有關千秋大業的事呀!好在,這些都跟政治無關,只是純鬥嘴。當然,鬥得厲害的時候,有人竟從明星咖啡屋窄窄的樓梯上滾了下來──好在當時大家年輕,沒聽到骨折那種事……
到七十年代,版畫家李錫奇有次說了一句發思古幽情的話,他說:
「我們從前,吵來吵去,都是為了藝術。而現在,大家各自去開畫展。見了面,不吵了,反而只是互問:
「哎,你賣掉了幾張?」
他說着,不勝唏噓。
我聽了,也不勝欷歔。
我當年不想捲入爭鬥,不知不覺就去寫了散文。
應該這麼說,當年的「詩」、「小說」、「繪畫」是在「激辯」「激鬥」中摸索出他們的「現代化文藝」的「打球規則」。而「散文」和「舞蹈」則是沒費一兵一卒或動一干一戈,自動就完成的。
小說寫得少,詩寫得少,我也沒太遺憾,把詩送進散文也不錯,小說的敘事手法對散文而言也很受用,我其實是個愛說故事的人。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誰能說它只是一句唐人的近體詩呢?其中豈不藏着一位好導演可以拍上兩小時的情節嗎?
文學世界裏的價值是可以互相兌換的,像黃金可以換珠寶,珠寶可以換現金,現金也可以換支票,支票可以換成提款卡,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價值多少?
這一生,有幸愛上文學這傢伙,我覺得,挺不錯的。
我愛上一個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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