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反思--四川甘肅大地震十周年 (曹景行)

先談一下標題。當年都說是五一二四川「汶川大地震」,媒體關注和各方救援都集中到了川北。實際上甘肅南部的災情同樣嚴重,但信息未能充分傳播,等到外界知道實際情況加緊救援,已經慢了半拍一拍。加上隴南地區比川北更加貧困,坡地房屋簡陋更易倒塌,死亡數雖然遠少於四川,災民仍以百萬計。如果當年信息網絡和科技手段有今日之發達,高層對於災情的掌控更加及時、準確而全面,應可以更好統籌整個災區的救援工作。大地震十周年紀念,此為反思之一。
十年一晃而過。今年剛進入五月,中國各地媒體就開始聚焦大地震十周年紀念,除了報道災區重建成就和今日新貌,也紛紛追蹤當年人物。今昔對比中少了一些悲情,多了不少人情。對於與這場災難相關的每一個人,這十年過來都不容易。震中汶川的縣委書記張通榮說,他每天早上都要對着鏡子說:「你一定行!」可見工作壓力之大。

十年後,他們過得怎樣?
前些天在北京衛視錄製《中國故事大會》,見到了二十六歲的殘疾運動員董順江。十年前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右小腿,前年到日本參加輪椅網球世界盃賽,與隊友一起為中國奪得首個團體冠軍。但他特別告訴大家,這些年來除了打球,堅持不坐輪椅,就是要用自己的「腳」走路。
當年在災區,不止一位鄉民對我說「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的!」這些年中聽到的最溫馨事情,莫過於好些震碎的家庭又組合起來「重新過日子」,好些失去孩子的母親設法恢復生育能力,有了二胎、三胎,對生活也重新有了希望。還有就是災區的孩子一個個長大成人。
那個被軍隊救出時行軍禮的三歲「敬禮娃娃」郎錚已上了中學,當年「一提到地震就害怕,關門太用力都會害怕」,現在想當一個生物學家,或者讀歷史。剛被救出就要求喝可樂的十七歲「可樂男孩」薛梟失去了右臂,二○一三年讀完大學就進了可樂行業,工作至今。還有一位什邡男孩程強,當年送別救災空降兵部隊時舉起一塊「長大我當空降兵」的標語,被記者的鏡頭抓到;現在他已加入那個空降兵部隊成為著名的「黃繼光班」班長。

災區重建的反思和質疑
十年回顧除了這些故事,也有好多可以反思的地方,甚至質疑。孫春龍十年前是資深媒體人,現投身公益事業為抗戰老兵奔走呼號,他在微信中說:「汶川地震十周年,各種紀念文章撲面而來,除了自戀式的回憶,還有煽情大賽。作為曾經的一名調查記者,只想告訴前同行:如果失去了質疑,所有的紀念都沒有意義!」我給他回覆:「當調查記者已無容身之地,質疑只有放在心中。」上海一位資深記者則擔心「十年過去,一線記者去做重訪的太少」,年輕的新記者往往是給看什麼就信什麼、寫什麼。
當年,五一二大災突至,災情極為慘烈,損失極為嚴重,即使傾國相援,資源與手段仍然有限,兵荒馬亂,對救災工作很難提出更高要求。記得地震消息傳出,國際上最擔心的卻是當地核子研究基地會不會發生泄漏。我五月十五日到達綿陽,街頭遇到一位清華大學畢業的「九院」專家,他把我拖到一邊就說:「沒問題,我們的家屬都沒撤走」,要我放心採訪。後來我和鳳凰衛視記者在什邡鎣華鎮「截訪」環保部長周生賢,又拿到「保證沒有核泄漏」的獨家新聞。汶川地震的破壞為中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以來之最,死近七萬,傷三十七萬多,還有一萬七千失蹤,如果再有核泄漏真是想想都可怕。所以今天十年回顧,更應該感恩當年設計者的防震預見,也感謝那位後來沒再見過的清華老校友。
雖說災後重建整體恢弘有效,但一些瑕疵還是不應含糊。上千萬災民安置、數百城鎮鄉村重建,任務繁重、耗費巨大,卻仍有地方官員上下其手,或掩蓋舊時劣跡,或繼續不公不正不乾不淨。時有民眾投訴無門,不得不找志願者和媒體記者告狀,也不見什麼結果,敢「鬧事」者往往受到「維穩」待遇。我在災區採訪中遭遇過的幾位高官,時任綿陽第一書記的譚力、成都市委書記的李春城以及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等後來都相繼落馬,其中譚力的罪名就涉及災後重建貪腐。

重建背後的辛酸
偏差還出在災後重建的思路上。中國以舉國之力救災,可以說創造了世上奇跡,贏得國際交口稱讚。接着的重建,當局繼續調動全國各地力量,力求讓災區早日換上新貌。問題是這並不都符合科學規律,因為那兒的地質結構已經受到八級地震的全面破壞,合理的做法是穩定幾年後再因地制宜重新規劃,而不是匆匆忙忙原地重建。後來兩年災區不少地方發生泥石流等「次生災害」,以至那兒的重建受阻甚至放棄,就是這個道理。
再有就是各地援建工程拼速度、比規模,未必符合災區實際需要。二○一○年我去那兒採訪一處外地援建的中小學工程,不同省市、部門各自承包一棟教學樓,都有相當體量,聚合起來堪比別處一所大專學校,氣派很大。只是不知日後能不能有那麼多學生入讀,每年的維護管理費用要多少、誰來出。那個地方原來的學校在地震中整體垮塌,壓死好多孩子,如此重建莫非為了對他們表示遲來的歉意?
那年還採訪了一些重建的村子,其中一地看到兩棟六層新公寓樓,為上海援建,當地農民卻不願「上樓」,說是不方便農耕。當地於是又另建幾十棟兩層聯體小樓,每棟兩戶,已經入住。有的辦成農家樂,有的出租給別人,也有的大門緊鎖,說是主人領到新房後就外出打工了。
過了幾年又去汶川、北川採訪,發現重建大致完成,全新的城鎮熱情迎客,都想靠發展旅遊和地方特色產品推動經濟發展。只是那幾天街頭店面冷清,遊客不多。老鄉說,地震後頭幾年來的人不少,也都是看一圈就走,最多買點地震紀念品,連頓飯都不吃,更不用說住下。畢竟外來遊客來看地震遺址,誰的心情都不會好。經濟振興乏力,也就擋不住年輕人不斷外流謀生。

「四川挺住,中國雄起」之後
上面的情況只是我在所到之處所見所聞所知所思所想,未必能看透全域,但問題確實存在。記得十年前看到綿陽火車站廣場上擠滿了外出打工趕回來的年輕人,曾呼籲各地救援災區可以改變思路,不必一窩蜂過來給錢給物造房子,而是幫助那些已經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全家搬遷到打工所在地方,幫助他們安家立業成為城市新居民和穩定的勞動力。這樣除了幫助災民家庭度過難關,最大好處是可以大大減輕災區已經難以承受的的人口負擔,也可以大幅降低重建成本。
只是沒人會聽,全中國也沒有一個城市有此胸懷。至於筆者當年還呼籲把災區作為一個特區全面重新規劃,建立新型城鄉結構和簡明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今天看來更像是烏托邦,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ive。今天回顧十年,有些事寫出來算是記錄在案。像最高層前來慰問,當地幹部換上衣服混雜在災民帳篷裏防止「失控」,這種戲碼今天中國早就不是一處一地才會上演。
回顧也好,反思也好,質疑也好,要對得起地震中這麼多的死難者,尤其是那許多的學生和孩子,今天更應該保持當年的那股「氣」。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好像每十年就會遇到一次大的折騰,遭受內外重大壓力。二○○八年開始就碰上大範圍冰雪成災,接着是奧運環球傳遞火炬在西方國家屢屢受到騷擾,有的國家更放言要抵制北京奧運。而當五一二大地震來臨時,整個中國東西南北突然迸發出一股抗爭的氣勢,很有點天塌地陷也要頂住的味道。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都視五一二大地震為人生經歷的第一件家國大事。例如剛聽到地震消息,我當時所在的清華大學師生就排起數百人的輸血長隊;那天清華大學的獻血量就佔了全北京的六分之一。
十年一晃,「四川挺住,中國雄起」餘音猶在,今年中國似乎又遇到一個「坎」。除了祈求已延續四十年的國運不改,就看舉國上下能不能重新激發起當年的那股「氣」。如果特朗普當政的美國更加咄咄逼人,中國能否上下齊心不惜勒緊褲帶好多年以度過難關?還是那句話,今後二三十年中國如果確能外無大戰、內無大亂,未來大可無限遐想。當前就看今年的「坎」如何過、順不順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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