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二十三條一役 (田北俊--見證回歸十年誌)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正式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彈指間已經歷了十個年頭。《明報月刊》特意提出想我談談二○○三年二十三條立法的事件,我也樂意跟大家一同回顧這段歷史,談一談當中的所思所想。

為「二十三條」奔走京港

  二○○三年,金融風暴陰霾還未消除,香港經濟仍在谷底徘徊,但想不到,更壞的日子仍在後頭。那一年三月,神秘的沙士病毒靜悄悄地入侵香港,社會上普遍瀰漫着惶恐、不安和焦慮的情緒;加上脆弱的經濟亦陷於崩潰的邊緣,大大增加了負資產、裁員失業潮對巿民所造成的苦困,也加劇了社會上的怨氣。

  就是在這個低沉的社會氣氛下,特區政府按其原本計劃,向立法會提交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擬就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並訂了在七月九日二讀及三讀草案。可是,草案在立法會審議期間,爭議不斷升級,結果在草案恢復二讀前,引發了「七一遊行」——七月一日回歸紀念日那天,多達五十萬名市民,冒着烈日當空,上街表達種種不滿,包括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不同意見。我認為,姑勿論他們如何理解草案的條文,政府都不能輕率地繼續原有的立法程序,否則只會令市民有錯誤印象,以為政府想強硬推行立法,威脅到市民的人權、自由和生活。

  鑑於事態嚴峻,當時的我不但在行政會議中,以行會成員身份表達了自由黨的關注,還前赴北京,向專責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反映了有關情況。之後,我就公開提出了我的意見,就是希望政府押後二讀《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至二○○三年底,讓廣大市民有更多的時間深入了解及討論草案。

請辭行會 心情沉重

  在七月五日,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先生回應社會的訴求,宣布政府會對草案作出三項重大修訂,但還是決定如期立法。然而,自由黨透過多方面諮詢,及聽取過公眾的評論及意見後,發現總體來說,社會還是想有更多時間,讓大家更詳細了解及討論草案,故不支持草案在七月九日通過。因此,自由黨再次向政府提出,要求押後恢復二讀草案。由於行政會議是採取集體負責制的,而就是否如期在七月九日恢復二讀《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自由黨的取態與政府的決策並不一致,身為自由黨主席的我便於同一時間宣布辭去行會成員一職。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假如自由黨一方面在立法會反對政府的法案,但另一方面黨主席卻要投票支持政府,實難以言之成理,何況法案在失去自由黨的絕大部分票數後,亦根本無法獲得通過。在此情況下,如果我仍勉強留在行會,被迫跟從政府意向投票,對政府和自由黨都沒有好處。

  老實說,對於請辭行會一事,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複雜的,因為董建華先生除了是特首之外,在我心目中也是朋友。他很重視自由黨,邀請我加入了行會。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情況下,我覺得辭職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是唯一的選擇。雖然,我覺得有點無奈。

  在我宣布辭職的消息公布之後,行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所有成員深宵十一時許,齊集政府總部緊急磋商善後。之後,董建華先生於七日七日凌晨一時許發表聲明,宣布決定押後恢復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並接納了我的請辭。

不曾感到「英雄」的歡愉

  七月七日各報章均頭條報道政府押後就二十三條立法的決定。對我的決定,外間反應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有報道把我說成是「人民英雄」。當日我如常返回寫字樓上班,但無論走到街頭或巷尾,巿民都是報以親切的笑容:有的士司機路過看見我,停下車向我豎起大姆指,讚我聽取民意;亦有人專程送上鮮花以表示對我的支持。但是,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更沒半點感到被捧為「英雄」的歡愉,並且不忘在傳媒訪問中,公開對董建華先生轉達了歉意,及對行會的同僚要連夜開會討論我請辭一事而致歉。

  讚美的背後,我亦承受着各種批評。例如,傳媒出現了很多說法,有的指我倒戈相向,出賣政府;有的指我令政府一度以為有足夠票數可以如期在立法會通過草案;更有謂我曾以請辭來「要挾」政府押後立法、贏取民意。但正如我先前所言,自由黨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贏取掌聲,做什麼英雄,當時的決定只想着要設法保住香港的繁榮安定,不能讓亂子出現。其實,自由黨跟特區政府都認為立法是必須的,問題只是是否一定要在當年七月九日通過。

  對於我當年在二十三條立法一事上所作的決定,有人認為對,有人認為錯。現在回想起來,我並不感到後悔,事實上即使當時沒有就二十三條立法,香港四年來也未曾出現過任何分裂或顛覆國家的活動,而社會也漸漸回復和諧,負資產、經濟衰退等問題減退,市民對特首及中央的支持度也愈來愈高。

  經過二十三條一役,公眾對自由黨的認識和支持加深了,我和副主席周梁淑怡於二○○四年分別參與新界東及新界西的地區直選。結果我和周太均雙雙告捷,成功循直選取得了立法會議席。我很感謝選民的支持。

  在回歸十周年的今天,在港人共同努力下,香港熬過了最艱苦的歲月,經濟重拾升軌,我在這個歡喜快樂的日子,祝願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大家攜手,同闖未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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