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以外  ——日本九州行省思「戰後七十年」 (林泉忠)

  今年既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兩國所簽署的《馬關條約》一百二十年,又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筆者於七月上旬帶同香港沙田呂明才中學的學生前往日本九州福岡、小倉、長崎、熊本等地,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與文化之旅」。

 

日本九州與中國的歷史糾結

  九州位於日本之西南,東南臨太平洋,西北隔對馬海峽(大韓海峽)、與韓國為鄰,西隔黃海、東海與中國遙遙相望。正因為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九州成為歷史上日本與中國交流最頻繁的地區。作為古代中國與日本友好交流象徵的秦朝徐福與唐代鑒真法師遠赴東瀛的上岸地就在九州;而印證中國與日本建立冊封—朝貢關係的漢光武帝所賜「漢倭奴國王金印」也在九州出土;日本江戶鎖國時代唯一的貿易港長崎設有華人聚居的「唐人屋敷」也位於九州。

  九州還是近代日本兩次對外戰爭的重要地區。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正式結束前清朝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奥宗光等於北九州下關(舊時別稱「馬關」)舉行媾和會議,雙方並於同年四月十七日簽署了影響東亞各國其後百年歷史的《馬關條約》。

  到了半個世紀後的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於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原子彈,致使日本最終被迫投降,也結束了對華長達十五年的侵略戰爭。下關與長崎正是此次九州旅程的主要參訪地。

  一般人論戰爭,聚焦的是誰勝誰負。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是日本,筆者好奇的是今天日本的紀念館究竟是如何去敍述兩甲子之前的這場戰爭。

 

回到《馬關條約》簽署現場

  首站正是下關,一行人下車後隨即直奔日清講和紀念館。紀念館展示了當年雙方談判會場的場景、座位排序等原貌、條約模樣,以及李鴻章留下的真迹墨寶等,並沒有太多新加的模擬展品。離會場原址約三百公尺的引接寺則是李鴻章一行人當年的下榻之處。

  李鴻章是以戰敗國代表身份忍辱負重抵達下關並於此短住,其間還遭遇刺客小山豐太郎行刺,日方因而為李開闢一條蜿蜒的山腰小道往返春帆樓與引接寺,後人稱之為「李鴻章道」。當年陸奥宗光之所以選擇下關口作為兩國媾和談判之地,其用意正是故意要讓李鴻章目睹戰勝後日本的運輸船一艘艘經過眼前的馬關海峽駛向朝鮮,勝利者的威風神態不言而喻。

  日清講和紀念館可能是日本紀念這場戰爭唯一的紀念館。然而,今日看來,其展示風格並沒有刻意突顯戰勝國的尊榮傲慢與戰敗國的卑微恥辱,而是淡淡地敍述着百多年前終結戰爭的歷史一幕。去年九月,筆者到訪遼東半島,並在最後的激戰地劉公島參觀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從偏重宏大敍述風格的博物館走出來,感受到的更多是藉兩甲子前的民族恥辱來凝聚今日國民向心力的用心。

 

「終戰」與「敗戰」之間

  在一八九五年嘗到勝利者的甜頭後,日本從此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歷了三四十年代對華侵略戰爭,日本最後在飽嘗美國原子彈威力而宣告無條件投降。長久以來,在中國坊間存在一種論述,指日本並不認輸,故稱「終戰」以替代「敗戰」。其實,儘管戰後的日本政府的確將八月十五日設定為「終戰紀念日」,不過在學術界與坊間,「敗戰」、「敗戰國日本」的表述也是司空見慣。

  圍繞在七十年前的那一場戰爭,長久以來日本與鄰國一直存在揮之不去的「歷史問題」。今年適逢「戰後七十周年」,除了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八月十五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即將發表「安倍談話」之外,日本學術界與部分民間人士也藉此機會,從反思戰爭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年那一場戰爭究竟如何發生,並探討「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

 

長崎的「加害者」「受害者」身份

  長崎之旅的重點,一是和平公園,二是原爆資料館。兩者皆彰顯反思戰爭、呼籲和平的意涵,然功能並不相同。空曠莊嚴的公園廣場主要是提供人們對原爆死難者祈禱、憑弔、集會之用途,資料館則透過豐富的展品,訴說原子彈爆炸的危害、兼具教育後人珍惜和平的功能。

  一顆原子彈投下,只不過是一瞬間,長崎旋即被夷為平地,人們從人間走向地獄,多達二十萬人死亡。在原爆資料館內,長崎人民的戰爭受害者形象呼之欲出,一幅幅慘狀、一具具屍體,無不令人慨歎,戰爭的罪惡在原爆資料館內得到如實地呈現。然而,或許也有人質疑:長崎似乎也並非只有「受害者」形象。美國之所以選擇長崎作為投下原子彈的兩個地點之一,主要原因是長崎設有三菱重工等重要的兵工廠,這些兵工廠所製造的武器被使用在包括中國等戰場上,其中自然也雇用了大量長崎當地的工人與技術人員。

  再者,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前,日本對中國等鄰國的侵略、對韓國及台灣等地所實施的殖民地統治,使日本成為如假包換的「加害者」。當時舉國動員,所有日本人也都捲入其中,即使沒有遠赴戰場的日本人,也都背負着「侵略者的原罪」,當然也包括後來成為「原爆受害者」的長崎市民在內。

  換言之,長崎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身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兩重身份,只是如此的「戰爭加害者/受害者的雙重身份」並非長崎及另一個原爆地廣島獨有,還有九州以南的沖繩。

 

戰爭烙印與沖繩的「雙重身份」

  一九四五年的沖繩戰役是美日在日本最大的激戰地,沖繩淪為焦土,一場戰爭奪去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在沖繩社會留下深深的戰爭烙印。到了戰後,沖繩淪為美國的佔領區,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然而至今仍飽受龐大美軍基地的壓力。

  沖繩坎坷的「受害者」命運常獲得世人的同情,同時沖繩社會在戰後漫長的反思戰爭過程中,也時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別忘了沖繩也有「加害者」的身份。那是因為戰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期間,不少沖繩人也作為「統治者」的一部分,以低級官員的身份參與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權力架構中擔當一定角色。

 

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

  倘若將對戰爭的反思提升到尋求和解的層面,既考驗「加害者」的懺悔與反省能力,也考驗「受害者」的寬恕與度量。今年三月,造訪日本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則講話中,在指出「正視歷史是和解前提」的同時,也強調「如果沒有鄰國的大度姿態,和解不可能實現」。

  早在抗戰勝利的一九四五年,帶領全國軍民浴血奮戰,而最終取得勝利的蔣介石面對全國人民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了「勝利者」與「受害者」應有的謙卑與寬容:「今天我們勝利了,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秉持此寬恕的精神,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的要求,如此「以德報怨」的度量曾經在戰後的日本社會廣為流傳。一九七二年,日本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毛澤東也放棄對日索賠,周恩來還更進一步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人類對戰爭的省思,在二戰結束至今有了更廣更深的討論。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筆者的導師藤原歸一教授於二〇〇三年的著作《有「正確的戰爭」嗎?》對美國以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並留給讀者進一步省思:究竟有沒有所謂正義的戰爭?有沒有所謂必要的戰爭?

 

戰爭有真正的勝利者嗎?

  二〇〇九年龍應台也在其暢銷之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詰問:「究竟戰爭有沒有真正的勝利者」。誠然,龍應台在書中所論述的主要是國共內戰,然而其問題意識也適用於所有導致生靈塗炭、造成民族之間難以彌合傷痛的戰爭,相信這也是世界無數反戰和平者共通的疑問。

  「戰後七十年」在東亞地區因不同的國度、不同的際遇,而有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意涵:在中國是「抗戰勝利七十年」,在韓國是「民族獨立解放七十年」,在日本是「終戰/敗戰七十年」,在廣島、長崎是「原爆七十年」,在沖繩則是「沖繩戰七十年」……。遺憾的是戰爭結束七十年的今天,當年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已日漸凋零,然而東亞在戰後,和解之路似乎仍杳無蹤影,或許有待努力的是展開一場跨越國界,既有「加害者」後人又有「受害者」子孫的傾聽與訴說的和解運動,讓傷痛與仇恨不再殘留,讓和平與互信延續下去。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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